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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晚，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一道狭长的街巷内，22岁的小伍正在与神秘“买家”商谈价格，“标的物”是一名刚满2个月的男婴。

一周前，小伍夫妻俩以6.5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卖至广西。经中介牵线，小伍得知这名新“买家”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时，主动提出把卖出去的孩子要回来，再次转卖。

这名高价“买家”是上官正义，他以该身份斡旋在中介和买、卖双方之间，目的是掌握这起“网络贩婴案”交易事实。“目前，拐、骗类的贩卖儿童案件已较为鲜见，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贩婴，亲生父母卖掉自己的孩子。”上官正义说。

在14年的打拐生涯中，上官正义扮演着各类角色，潜伏在贩婴圈内。打拐最初，解救被拐儿童是他工作的重心，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发现涉拐儿童被解救时都已更名换姓，身份被“洗白”，他转而关注涉拐儿童如何被“洗白”身份。

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拐卖儿童，如孙卓、申聪被人贩子骗走、偷走，还是目前新型的“网络贩婴”，买家最终都难以绕开一个问题：落户。自2014年发现出生医学证明黑市至今7年时间里，上官正义通过一起起涉拐案件的深入调查，发现了“做假的亲子鉴定”“报假警”等5种“洗白”被拐儿童身份的方式。

12月15日，上官正义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因为有获利空间，且存在一定的需求，买、卖儿童的情况一直存在，很难完全杜绝。买家最终绕不开的就是“落户”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在打击拐卖儿童、网络贩婴行为的同时，能够及时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堵住“落户”漏洞，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2021年12月，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浙江调查一起网络贩婴案件。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堵住被拐儿童“洗白”方式，需不断完善制度漏洞

新京报：孙卓被拐案，据官方披露，2007年，孙卓被落户在黑龙江北安市，更名为国某，是有关人员使用违规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村委会证明等材料，完成落户的。使用违规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为被拐儿童落户，这类情况你接触过吗？

上官正义：买家为被拐儿童“洗白”身份的几种方式中，我最早发现的就是利用出生医学证明落户。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在跟孙卓的父亲孙海洋一起寻子时。当时是2014年，我们发现福建长汀县一个村子中，有8名身份不明的孩子被使用出生医学证明“洗白”身份。最终经过调查发现，出生证来自广东一家卫生院，工作人员以每张数千元的价格，对外售卖。

包括最近被关注的，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丢失4885份出生医学证明一事，其背后也涉及买卖问题。这些丢失的出生证部分流入了黑市，成为“洗白”来历不明儿童身份的工具。

出生证是证明新生儿身份的重要凭证，有了它，被拐儿童很容易就被“洗白”身份，重新上户。在几年前，这一类的案例频发，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少了。

新京报：被拐儿童“洗白”身份，还有哪些方式？

上官正义：做假的亲子鉴定、报假警、买户口、套用身份证住院办出生医学证明。做假的亲子鉴定、报假警是最近两年才关注到的，新京报对此也报道过。套证住院办出生证，是中介与一些医院的员工勾结，让产妇使用买家的身份证住院，最终就会办出写有买家名字的出生证。

2021年9月，湖北省建始县，一男子通过报假警的方式，获取警方开具的“捡拾证明”，最终通过民政局办出领养证，为买来的孩子洗白身份。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新京报：你是怎么了解到的这些方式？

上官正义：都是通过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了解的。我2007年刚开始打拐的时候，只是解救被拐儿童，确认孩子是被拐来的之后，报警交由警方处理，我基本就不管了。后来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一个个去解救不是办法，而且发现这些被拐的孩子身份都被“洗白”了。我就在想，他们是怎么被洗白的？能不能通过堵住他们“洗白”的方式，去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

打拐的方向也就从“解救被拐儿童”转移到了“调查他们落户方式”上。也因此，跟一条线索的时间拉长了很多。比如，报假警落户这一方式，从买家刚买来孩子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知道他的孩子是买来的，最终总要面临落户的问题。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通过各种办法取得了对方的信任，最终对方才愿意见面，并把落户采取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证据给了我。

掌握了被拐儿童“洗白”落户的方式，搞明白问题出在哪，如果能从源头上堵住这个“漏洞”，我想至少能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新京报：现在打击被拐儿童“洗白”问题，都有哪些措施？

上官正义：要斩断贩婴链条，监管部门打击的同时也需要查漏补缺，完善相应的制度，加强监管。比如，做假的亲子鉴定落户、套用身份证住院办出生证等方式，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今年9月27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就明确提到，要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完善孕产妇就医、生产身份核实机制，完善亲子鉴定意见书和出生医学证明开具制度。

但前一段时间，我又发现有买家通过“报假警”的方式为拐来的孩子落户，而且不止一起。目前，我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相关部门能完善相关制度，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2020年9月，广州一名司法黄牛收取高额费用，把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做出“亲生关系”的鉴定报告，导致被拐儿童被“洗白”身份。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网络贩婴”成拐卖儿童新方式，“亲生亲卖”同样违法

新京报：现在拐卖儿童的案件，与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上官正义：通过偷、拐、骗等“传统”方式拐卖儿童的情况少了，因为风险高，而且打击力度很大。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贩婴”，虽然是经过亲生父母同意卖出的，其实也属于拐卖儿童犯罪。

我接触过很多案例，在外打工的未婚女孩怀孕后，不敢让父母知道，偷偷生下孩子后或者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在网上“送养”；另一方面，婚后无法生育的夫妻，通过在福利院难以领养到健康的儿童，萌生了在网上“购买”的念头。因为有利可图，中介滋生，通过网络招揽买家、卖家，促成双方交易，收取高额的中介费。

新京报：你所说的中介，是职业做这个的吗？

上官正义：其实“网络贩婴”门槛很低，中介里夹杂着各类人，其中有代孕中介，也有买过孩子的人。我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名陕西女子在自己买了一个女婴后，便做起了中介。她可能是进入了某个送养群，掌握了一些卖家的信息，便从中介绍，收取高额的中介费。

有的中介是两头骗。跟卖家说，是自己的亲戚要孩子；转头又跟买家说，卖家是自己的亲戚，以此迷惑买卖双方，不让买卖者认为他是人贩子。

2021年11月，陕西一名贩婴中介在微信群内发布婴儿性别、价格等信息，等待买家联系。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卧底过多少个贩婴群？是以什么身份？

上官正义：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在几十个贩婴群里卧底。多是以买家的身份，后来我又冒充起“能办出生证的人”。

通过买家的身份，在聊天中，中介会给我介绍之前成功的案例，甚至把买家落户的方式，办的出生证发给我。我也会不断询问他们的动向，一般会选择在他们交易过程中报警，由警方一举抓获。如果前期不掌握相关证据的话，会给公安机关后续办案带来被动。

新京报：你帮助打掉的网络贩婴团伙多吗？能讲一个印象最深的案例吗？

上官正义：打掉的很多，但我没有统计。印象比较深的是，2018年，湖南益阳的一起网络贩婴案。这个线索也是跟了很长时间，当时一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子，在不同的送养群内，发布送养信息，并私加一些有意愿领养的人，拉拢到自己的QQ群内，进群还需缴纳500元的认证费。

掌握了一些基本线索后，我在湖南见到了“可乐”，发现这是名90后女孩，不仅卖婴儿，还通过与医院内部人员勾结，让产妇套证住院，协助买家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提供“一条龙”服务。最后，我们在医院见到产妇和婴儿后报警，警方最终抓获了45人，解救15名被拐婴儿。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亲生亲卖”？

上官正义：现实案例中，确实有很多孩子被解救后发现，他们都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送养”的，但不管以何种行为，所谓的“送养”及变相“送养”就是买卖婴儿的犯罪行为。我们打击的是买卖这种行为，以及洗白孩子身份这种落户手段，如果不打击，可能会影响很多人走向违法犯罪的这一步。

2018年，上官正义协助警方打掉的一个“网络贩婴”团伙，该团伙在QQ群公告中宣称，每天大概有3位送妈。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在打拐行动中，为什么会通知媒体？

上官正义：媒体在打拐、寻子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寻找孩子的父母，需要被更多人看到，新闻的传播，能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从情感上，对他们也是一种抚慰，让他们觉得“有人在关注我”。

民间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如果我只靠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去解救，杯水车薪。

我后来关注被拐儿童“洗白”身份的问题，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大众的关注，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可以更好地查漏补缺。另外，我也会收到更多类似的线索，通过对这些线索的再深入，去找到问题所在，推动问题的解决，我觉得是好事。

新京报：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在打拐？

上官正义：我2003年从部队退伍后，到广州打工，就参与义务反扒等公益活动，直到2007年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人利用涉拐儿童牟利开始关注打拐，发现了问题就去做。

以后我还是会坚持下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编辑 刘倩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