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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一字，可以说是儒家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无不是围绕着一个“仁”展开，儒家思想中关于统治者的部分也是“仁政”。

“仁政“一词是亚圣孟子提出来的，《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言：“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政治上讲就是“以人为本”，虽然儒家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糟粕，但不得不承认，其中诸如“仁政”等思想，即便是到了现代仍然有着可取性。

1953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仁政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仁政”，一种是“小仁政”。当时，毛主席提出的“大仁政”，有很多人都表示不能理解，甚至有人当面和毛主席进行了争辩。

毛主席

然而，从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68年前毛主席提出的“大仁政”，如今竟然已全部变为了现实。

那么，毛主席提出的“大仁政”和“小仁政”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仁”与“人”

关于毛主席的“大仁政”思想，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那一年的4月26日，党中央发表了《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在这里面，毛主席首次提出了自己对“仁义”和“仁政”的理解。

毛主席

他说：

“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

“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

可见，在毛主席心中，“仁”就是“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施以仁政，就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延安大生产

后来，随着日本侵略者越发的猖狂，国民党“反共”活动的加剧，我抗日根据地日益萎缩，党和人民进入了一段困难时期。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开始组织全体军民进行生产自救。在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边区的财税仍然照常执行，没有进行变动，这也相当于变相地增加了边区人民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干部不忍见百姓受苦，向党中央提出希望能对百姓“施以仁政”，减轻百姓的负担。

毛主席

为此，毛主席专门在1942年12月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此事做了报告。毛主席认为：一些同志单方面的表示，政府应该对百姓“施以仁政”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打赢抗日战争的话，那这一“仁政”就施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了。

现在农民的负担虽然重了一些，但只要政府和军队能够坚持到最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那样一来，人民的日子就会好过起来，这才是一个革命政府应该施行的“大仁政”。毛主席这一番通俗易懂的话，让当时所有的干部都理解了“大仁政”的真正含义。

毛主席和农民

工业化引起的“毛梁之争

自近代以来，各个政治党派的人物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道路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回答这一个问题的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想要富强，就要发展近代工业。

不过，中国毕竟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因此，这一萌芽于晚清的理念，在上世纪30年代末才逐渐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上世纪20年代时国内甚至还存在着“中国到底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辩论”。

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发展工业化的理念，抗日战争时期时，更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的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辱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样的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时，因为数十年战争的破坏，我国工农生产均受到了破坏，缺少发展工业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我们国家是农业国，发展工业化只能从农业身上下手。日本明治政府那种高地租、高税收的方式会造成农民和国家关系紧张，我们只能采取苏联的“剪刀差”方式来发展工业，农民身上的担子重了些。紧接着，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农业税因此更高了些。

发展工业

1953年上半年，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也基本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进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不过，发展重工业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收益还慢，资本主义国家靠着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国家不可能这么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有限，我们搞重工业只能靠自力更生。

工业化建设

1953年9月，北京专门举行了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一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漱溟在大会上进行了一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演讲。他先是用了较短的篇幅，表达了一些自己对国家计划建设阶段路线的感想，然后大谈特谈农民问题。

梁漱溟表示，中国共产党过去近30年的革命中，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现在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城市，大量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都转移到了城市里面，乡村地区势必会陷入空虚的境地。

梁漱溟

尤其是近些年来，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农民们却仍然过得很苦。为此大批的农民选择往城市里面跑，结果城市又容不下他们，让他们回去，这就形成了矛盾。

说到这里，梁漱溟引用了一句颇具争议的话：“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说着，梁漱溟还比较极端地表示：“我认为，中共建国后不该‘忽略或遗漏’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

梁漱溟

事实而言，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的确是有些苦的，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九天九地”的地步。梁漱溟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不久前有人跟他说“农民工人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分”，他就道听途说得相信了，也没有进行核查就在大会上说了出来。

因此，当梁漱溟的这番没经过调查就张口就来的发言传到毛主席耳朵后，他感到有些生气。

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当彭德怀做完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后，毛主席紧接着进行了发言。

毛主席

在最开始，毛主席首先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肯定，之后，他开始分析起了我国为何能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原因。在毛主席看来，抗美援朝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因为有正确的领导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

在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分析完取胜的原因后，毛主席指出：“我们打赢抗美援朝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国家的政权受到了威胁，那群众的‘小日子’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小仁政’也势必要服从于‘大仁政’。”

那么什么是“大仁政”，什么又是“小仁政”呢？毛主席认为，“仁政”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人民当前利益，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就是大仁政，这两者都要兼顾，但重点要放在大仁政上面。

毛主席

想要发展重工业，就得有资金，资金又能从哪儿来？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间不可能改善那么多。如果为了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就是施仁政的偏向。

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新中国刚成立时一贫如洗，正忙着巩固政权，突然之间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支持。

分析完“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后，毛主席又专门讲起了前一天召开的政协会议，他说：“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还有些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些，一些朋友就讲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的意思，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

毛主席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觉得农民过得太苦，要照顾农民。然须知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照顾了美国人。”

毛主席的这一番话，在梁漱溟听来很是不愉快，他觉得毛主席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自己，甚至觉得有些委屈，为了这件事情，他还和毛主席在一次大会上产生了争论。最后此事以梁漱溟在会议上引起了公愤，被与会代表们轰下台告终。

梁漱溟

不过，当时的梁漱溟的观点，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他们也的的确确是为了农民好，不忍见农民受苦，因此他们对毛主席的“大仁政”并不理解。

尤其是梁漱溟，他可以说是最关心农民问题的学者之一了。曾亲眼见过民国时期农民民不聊生的生活状况的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的改变，心情十分的兴奋，曾说：“目睹工农干劲十足，令人感奋。”

俗话说，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相同。梁漱溟只看到了发展工业化对农民带来的负担和不便，但他却没有看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

当时的世界强国无一不是工业强国，虽然民国时期的中国就号称“四大国”，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连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保护不了，明明是个战胜国却被迫放弃了外蒙古。可以说，我国如果不去发展工业化，就势必会再次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

工业反哺农业

而且，为了发展工业化让农业做出牺牲这种行为只是暂时性的，当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势必会大规模地反哺农业，让农民受益。

就像毛主席说的一样，“大仁政”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毛主席的目光一直都不拘泥于现在，看得十分长远，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前三十年就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毛主席

同时，农民也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越发受益，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出台，更是废除了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国家不但不收税了，还专门从财政里面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开支。

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套工业体系的国家。回首往事我们会发现，如果当初没有彻底的贯彻发展工业化的理念，中国的未来肯定是另一个模样。

当然，我们今日的美好幸福生活，也离不开那一代中国人的牺牲，为了后人不再吃苦，他们把能吃的苦都吃了一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