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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词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往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

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圣经-传道书》

引子

公知为什么可以和眯眯眼辱华联系在一起？

其实公知的话语体系、逻辑框架以及国际模特、艺术领域刻意挑选具有某种容貌特质的模特都是有意识进行规训，

对你思维和审美的规训。

跟巴普洛夫养狗一样，让你产生生理或者心理的联想，有些时候是为了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和平演变），

但同时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达成一个简单又纯粹的结果：单纯的恶心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公知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10年，走过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类似于过去三十年法学论文编纂的老套路：发现问题，比较分析西方先进经验，得出照抄或者克制性照抄的结论，辅以几篇与某某教授之商榷与再商榷，雏议与再诌议。

公知靠“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经典四段论，赚得盆满钵满。

1.舆论为什么逐渐开始反感公知

在我们讨论公知时，我们可以先试图定义一下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一词，是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简单理解，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用言论关怀和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

跟我望文生义理解的也差不多，公知最开始应该是一个褒义词，

他们是有担当、抱负，需要为发不了声的人发声，替没有能力思考或无暇思考的民众思考，从而推动社会往好的方向变革

，完成社会的公平、廉洁等优化改造。

所以我大致认为一个传统的公知要有三项基本的特征：

（1）专业能力；

（2）揭露社会伤疤、暴露社会问题；

（3）推动社会进步与改革

比如1961年，家庭主妇简·雅各布斯

写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为“居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

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

”的雅各布斯，凭一己之力，几乎

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理论

，也几乎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总结：通过发书、发文、发声形式，揭露问题、发表观点，改变现状。

这样看来，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可以称为古典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辈出的年代。

至少他们都是在实地调研走访、实战动手操作，或怀着治国理政的理想，或乱世保全择时超脱的幻梦，每个留名至今的流派至少都是在想办法救人、救时。

而现在，与很多外国公共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近年来中国的公知，看起来生

分

，看起来孙

子（zei）

，但就是不公共，也不知识。

按照公知的话语体系和逻辑应该这么描述，难道是这片罪恶的土地上，无法产生优秀的公知，没有源源不断的公知教化国民，才导致了公民的素质与西方渐行渐远，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一定是制度的问题……

当代中国年轻人反对、厌恶公知并非一日之寒，是在多年对公知的盲目崇拜的反弹，也是现阶段舆论的引导，

群众并不是反感公知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伤疤

，甚至都不是“管杀不管埋”式的只暴露问题不提解决方案。

最反感的是未经实地考察、调研但总悲天悯人空洞的哀嚎，宿命论般、“定体问式”的道路、体制与文化的自卑，万物皆可抽象升华至“民族劣根性”的别有用心错误归因。

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我们都期待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医生，我们讨厌误国的空谈。

根据不完全观察，近年的公知，往往在其怼天怼地的领域缺乏相关专业知识

，

作为知识分子是不合格的

，比如喜欢作为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评论的学者们，经常被大方之家嘲笑为媒体经济学家，小编经济学家。

郑永年老师也曾经讨论过这一现象：

中国现在对印度发表意见最多的就是那些没有多少学术和经验知识背景的媒体工作者，还有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政策圈和学术圈不了解中国，发声的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两国都是如此，经常触发两国间毫无理性的“言语”对峙，往往表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声音。

公知常常不仅起不到为社会发声、治病救人的正面作用，很多时候因为学艺不精，常常引导决策者走向战略误判，从而进退失据。

2.从杂文的境界看公知的水平

大学时代，比较喜欢的三位作者分别是王小波、熊培云和冯唐，对三者的喜欢依次降序。

谁料白云苍狗，冯唐越来越油腻，从妇科圣手变成高铁机场鸡汤大师主攻成功学，以致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他的书。

熊培云同志近况也极不如意，被曝出接受日本外务省资助，和著名法学家贺老师一起被网友大骂公知。

唯有王小波同学，还是那么的诗情画意，还是那么的辛辣幽默、有意思，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经过时间洗礼的文学究竟是个啥道理。

其实熊培云的书，还是挺有智识上的趣味性的，如果自诩愤青加文艺青年，内心有股子劲，想要奔走呼号，精力无处发泄，年轻时读他的《自由在高处》等书还挺有知识性和启发性的。

但如今年纪和阅历都上来了，重读熊培云的书，依稀还能看到年轻时候自己读书思索的样子，但是越读越不对味，总觉得哪里不对味，熊老师书里加了私货啊。

拿王小波的杂文和熊老师的比（虽然很多同学可能表示，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就能明显看出不同。

这里引用一段熊培云老师《慈悲与玫瑰》中论及公知的原文，让读者品鉴一下：

奥威尔在《

一九八四

》揭露独裁者的手腕——删除旧词，取而代之的是“新话”（Newspeak），于是民众失去了正常思考与表达的能力。奥威尔忽略了另外一种针

对语言的戕害形式

，这就是我在今日中国看到的——通过

污名化（Stigmatization）消灭异己

。而且这种污名化往往是以缩略词的形式完成的。比如把“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把“理性、中立、客观”变成“理中客”。

《慈悲与玫瑰》

开口就有那味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可以称为公知必修101必读书目第一本。

…

我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其实都爱的。前提是：

我只爱我所认同的国

，我只爱我所认同的自由。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的国，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国

。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的自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自由。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

当爱国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自由时，他们都走到了自己相信的价值的反面，

因为他们都因为鼓吹集体主义而失去了个人主义的立场

。不尊重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抉择，不体谅人世的艰辛而奢谈集体正义，是对正义的亵渎。

《慈悲与玫瑰》

…

最后对比一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强迫（他人）综合征：

前者把绑匪当恩人，后者把非自己战壕里的人当敌人。凡不听其灵魂号令的，就是“无耻”的。两种人都是假装爱自由，观念却又都停在法国大革命时代。

或者说前者是吾皇天下第一，后者是老子天下第一。要么心中无己，要么目中无人。

其共性乃是皆不知自由为何物

。

慈悲与玫瑰

读者老爷们可以在重温一下王小波老师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其实两者想表达或者试图涵盖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不会相差太多。

但是熊老师的文章读起来会觉得哪里不对，而且会觉得熊老师一直在引用，一直在用什么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名词，说教味和爹味很浓，但是缺乏一些智慧和幽默，显得苦大仇深的样子。

同样是要自由和独立，一个通过故事草蛇灰线地启发读者自主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用的是戏谑幽默的笔法；一个是故作深沉的空洞呼喊。

大家都说文无第一，这一点确实；但是，文章却是能分文笔好坏和境界高下的。

《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评词有境界高低，这个标准同样能评价杂文高低，就是到底膈不膈应，端没端着：有些作者，言于其所未言，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作者言尽于其所言，还要加倍呼号、呐喊、兜售所言，丢了斯文，落了下乘。

我的读者粉丝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分了这两类风格杂文的高下，大概就能知道公知水平的高低，以及为啥“公知”最近被骂了。

3. 公知心理活动的善意揣测

前面都是在批评公知，有些比较辛辣，写得我都不太好意思了。

但有些公知可能最开始的出发点，并不是那些不可告人的坏目的，可能只是单纯蠢萌得比较可爱。

而且公知不唯此时此地所独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社会的共性。

下面简单善意地揣测一下某一类公知的思维活动。

每个文明都是这样，部分思想者会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寄托到虚无的远乡，爱抽象的社会架构而不是爱具体的国家和组织。

古代西方经典著作笔下、吟游诗人口中遍地黄金、任人唯贤的东方帝国；伏尔泰口中遥远富饶、神秘宽厚的中国；中国公知口中民主自由、世界灯塔美利坚。无疑是部分寄托了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形态的追寻与向往。

靠近，拿着放大镜，必然观察到人类共性的恶，说到底社会不过是一群有瑕疵的智人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而已。

古往今来，对此生的痛恨与无法改变催生了宗教对于来世彼岸的许诺；对此地苟且的痛恨，必然引来对他地的期许。《圣经》里教导信徒不要觊觎邻人之妻，正是对人性这一弱点的洞察。

《三体》里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世界中有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过于堕落，已经到达无可救药的地步，于是他们竟然幻想外星三体人的降临拯救世界。

而降临派伏身跪拜请来的主人，却一样毁掉整个人类世界。作者是把乌托邦的公知的明喻融汇到了科幻小说中，借三体人毁灭式的降临，告诫舔西方的公知们。

无论如何，吟游诗人口中的乌托邦，像梦境多过似现实，而真实生活在乌托邦中的人，可能只道是寻常。更别说乌托邦可能根本无法到达。

特别是某些错误的亲历者，比如法国革命者口中自由之敌不允许有自由，以及某段不存在的历史。

4.简谈时尚界的眯眯眼和辱华

西方时尚模特届挑选的模特很多都是眯眯眼或者说至少都是说不上好看的中国女性，有些女性原本底子比较好，就被故意画一些阴间的妆。故意凸显小眼睛，宽眼间距；

西方时尚界把控对中国人美的定义和挑选权，完成了对中国审美的规训，甚至是对中国市场单方面的恶心。

预设立场，打着多样化、多元化政治正确的旗号，做的全是肮脏龌龊的事。

而且一旦他们掌握对国际大奖、时尚资源和流量的定义、推广权，即使中国拥有最大的时尚市场，他们可以用高傲的姿态驯化国内外的时尚创作者、广告从业者，往他们的预设的方向靠拢。

毕竟，中国人最擅长备考标准化考试，如果往年的高分答卷，考试给分标准都被定下来了。

试卷一发下来，考试参与者都忙着审题、答题，没有人在意题目设置的本身以及评分标准是否合理。

在跨境合规上也有同样的过程，比如公然违法国际法选择的，单边超域外管辖（例如贸易管制和金融制裁）。

以及根本不需要管辖链接点的人权制裁，甚至美国已经开始公然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对外国公司（例如华为等）定向定制法律、行政法规和执法，而业界的合规人士（包括我在内）都在基于这个框架来合规运营做业务，并且要求合作公司出具合规运营的证明。

如果在他人定义的规则下竞争，你是在和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所有群体比总量，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

就算局部战役各有胜负，作为政治的延伸，在别人定义的战斗规则，甚至别人定义的胜利标准下，结算时赢了，实际上可能把自己卖了。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关键是还有很多没脑子自媒体跟风洗白？

“什么如果小眼睛就是辱华，那关公、林黛玉、李荣浩、唐朝仕女图和秦始皇兵马俑是不是都在辱华”这种奇葩言论，关键是我朋友圈居然还有几个首席法务官转发了。

我直接欲言又止，有时候看着朋友圈的大佬们的言论，我真的觉得，是我们新一代的水平太高了，还是我看诸君皆SB，料诸君看我亦……

这种回复角度就特别的阴险。

因为他混淆了刻意凸显丑化和自然特征展示。

而且目前自媒体上讨论非常不理性，这个问题应该回归到模特和时尚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美和令人舒适。

如果模特代言，让人感觉不到健康和美，让人感觉到不适，都不用讨论是否辱华的问题，这种模特和广告绝对是不合适的。

也许有女权主义者会讨论，模特一定要用长得漂亮的，身材好的女生吗？我的答案是，是的，因为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性，展现健康、美和令人舒适。（强调健康就要慎用一些不健康的、令人产生过分身材焦虑的模特）

行业有特色，对从业者有基本的要求，少数群体可被关爱和包容，但绝不是鼓励和纵容。

后记

上面的文章都是自己有感而发、精心思考的，至少在压力山大的法律工作之余，几千字规模的书面化思考是一种奢侈。

从论文到时评，我个人的写作习惯不是提笔边想边写然后修改成篇，而是前期大量的输入文章和书籍，摘录重要需要引用的部分，然后等到胸中有些东西喷薄欲出的时候再提笔一次性写完，所以有些时候文章会显得很庞杂，但这确实是我个人偏高的思维过程的忠实记录。

大家要勤于博览群书，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深入研究，慎于奇怪言论。凡事多想，就不会被公知诓骗，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节奏。

我小时候一直相当一个作家，但是和家人的妥协下，本硕都选择了法学。初期我对法律完全提不上兴趣，但是后来在法律学习上花的时间多了之后，就也爱上了法律，而且发现法律和文学是相通的。而且法律所需的思绪和特有的语言体系会给你的遣词造句、譬喻修辞体系会给你的文字带来别样的内涵与美感。

大概这也是一种规训（我可能是魔怔了吧）本来一种痛苦的体验，因为你花的时间多了，在这套体系里能够玩得转了，也即体会到了世俗的成功，你反而不去质疑这套体系的问题，而反过来维护这套体系，而且为自己花的时间和痛苦赋予意义。这就跟封建时代的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样的心态。

我不是怀疑努力和奋斗的意义，而是在想有些重复的苦，可以并不吃，而是跳出框架思考，采取创新的方式方法，利用新的生产工具等来完成。

就比如，律师本来是一个自由职业，但是红圈所混过的都知道，每年的billable hours能让你喘不过气来，你要从实习生一路到合伙人，你得吃多少苦啊。

但是每一个合伙人分享经验时都要强调自己年轻时候吃过的苦，自己走过的弯路熬过的夜，受过的折磨都对自己的执业生涯有裨益。

也许确乎如此，也许是幸存者偏差，因为受不了这套体系的往往中途退场。但我一直觉得苦难和折磨绝对不是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老一辈大佬都会老，世界的未来总归是需要现在的年轻人来主持工作。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遇到各种各样前辈们没见过，甚至世界专家都没见过的问题，未来的世界需要年轻的法律人提供独有的深度思考，提供中国的智慧。

特别是如今逐步法律科技（AI大数据等）粉墨登场，逐步将改造原有的法律生产关系，未来是否因循守旧，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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