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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蛇咬,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xx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xx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一九六六年,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上边打倒刘少奇,村里让打倒老孙。打倒老孙倒也不难,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何况一个老孙。接替老孙当支书的,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老孙这人很奇怪,支书被打倒了,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过去当支书时,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头点屁股撅的,没个头人的样子;现在不当头人了,倒学会了头人派头,在街上走来走去,迈着八字步,敞着布衫,说话也英勇了,说:
“这个xx巴支书,咱早不想当了!”
当然,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
新喜这人三十多岁。上过中学。据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五岁那年,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一直跪到星星出来,还被罚了五斗高粱。解放后上学,上学放学路上,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曾被老孙审问过。但他成人以后,表现比较好,不偷东西,做好事,半夜下田砍高粱,背到队里打麦场上。第二天大家又去砍,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知道是新喜干的。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大家都说:
“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尽做好事。”
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说在家懒死了,尿盆三天不泼一次。大家反说他妈:
“砍高粱累得不行,还说尿盆!”
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萎萎琐琐,头发与眉毛接着,哪里像个支书?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老孙就被打倒了,支书选成了新喜。
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他上任以后,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合作化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四清时他四不清等),斗了他两把,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半夜半夜砍高粱。我当年十岁,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一砍到三星偏西,我就困得不行,说:
“新喜哥,因得不行。”
他趴到我脸上看,说:“是困得不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肯定就不困了。”
然后谁说因他就让谁拔眼睫毛,后来大家都不因了。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大家倒都挺兴奋。这年高粱大丰收,大家说:
“多亏了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老孙、孬舅、小路、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这时成了五类分子。也被叫来砍高粱。唯一不同的是,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老孙一千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新喜对他们说:“你们可是五类分子,以前尽做孽,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
新喜唯一不该做的,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桥没修,倒发生了冲突。孬舅一铁锨上去,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血。村里一阵小喇叭响,让新喜断案。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说:
“狗咬狗一嘴毛,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
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还有些不服气,瞪着福印说:“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新喜说:“嗬,你倒厉害了,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
一个星星出来,孬舅飞机就坐稀了。胳膊老在头上翘着,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孬舅说:
“新喜,收了飞机吧,过去咱俩一块玩过尿泥!”
新喜说:“玩过水泥也不行,你倒厉害啦!”
自此以后,孬舅不敢再厉害。过去那么鲁莽,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不怕别的,就怕新喜的飞机。从此老老实实修路。
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一类案子。新喜也有办法。他不搞染头和封井,而是一律开斗争会,坐飞机。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让他(她)到村西土庙前坐飞机。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大家又说新喜:
“多亏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
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新盖了三间瓦房。开会或让人坐飞机,就在瓦房前。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瓦房里。
新喜支书当了两年,有了些变化。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秩序安定,事情不多,新喜身体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由于行动不便,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让别人砍,他不砍,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以前一块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的,选他一个副支书,让他带着大伙砍,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第二天尿盆也不泼,弄得瓦房里挺骚气。大家倒没说什么,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有一次恩庆说
“新喜,这是办公室,别弄得太骚气!”
新喜大怒:“不选你当个副支书,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
但自思庆说过以后,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有时别人去砍高粱,他也不再喊喇叭,跟着去,不过不再下手,就站在地头看。或转悠转悠走了,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搞些瓜果梨桃吃。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吃后都告诉人家:
“老二老三,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
老二老三倒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
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新喜也痛快给办,不说别的。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
“新喜仁义,不是白眼狼,吃吧也就一些瓜果!”
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不到谁家后园子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赶紧栽瓜果树。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每到该摘瓜果梨桃,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一律收下,说:“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爱吃些瓜果!”
弄得大家皆大欢喜。
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周书记一来,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弄得不骚气,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给他汇报工作,然后一块吃小鸡。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就是爱吃些小鸡。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周书记一来,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三筐很会整治鸡,小公鸡一刀抹死,开水里一过,一把捋到头,鸡就成了光的;然后剁巴剁巴,搁些大料、胡椒、盐、辣子,两个小时下来,新喜工作汇报完了,鸡也炖烂了。
“吃吧吃吧。”新喜让着。
周书记也爽快,说:“吃!”但停一下筷子又说:
“不过新喜,这鸡你得交钱!”
新喜也爽快:“交!吃!”
吃过以后,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老二老三,这是小公鸡钱!”
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以后还找不着你了?”
新喜只好将钱收起:“好,以后再说,吃!”
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周书记不来时,新喜自个儿也吃,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一次三懂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可小路只会烙饼,不会收拾鸡,炖得满锅鸡毛。鸡还没炖熟,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撵他出去。晚上三筐回来,又重新炖了一只。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也就是在一旁于看着,还老催:
“快些快些,一只鸡再吃不完!”
弄得新喜挺不高兴:“你不吃算了,骨头里的鸡油,吸出来才好吃!”
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
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路过大瓦房,新喜叫他们站住。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新喜却说:
“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你们去吃吧!”
两人大喜,进去吃了,连汤儿都喝了。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xx巴干部,也没吃上一只鸡!”
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了,大声说:
“你xx巴没吃鸡,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
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不再言语。
第二天修桥时,我孬舅埋怨老孙:“你咋xx巴说话哩!再跟你吃不到鸡!”
新喜吃鸡吃了两年,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只吃鸡。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
“看你那xx巴头脑,还发愣,看不吃了你!”
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就剩下思庆家的没吃。新喜三天没吃鸡,像犯了大烟瘾,让三筐到处找鸡。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
“没了小公鸡,就剩下思庆家的!”
新喜躺在床上说:“管他什么思庆不思庆,去抓过来吃,吃了给他钱不是!”
三筐就去抓,抓回来就吃。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xx巴新喜太不够意思,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当年做好事砍高粱,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
从此不再去大瓦房,也不理新喜。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恩庆大怒,指着新喜说:
“好,新喜,你等着,这村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告到县里。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可调查组一到公社,就被周书记拦住,说:
“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但工作也都干了。就是有一点毛病,跟我一样,爱吃个小鸡!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到我这为止,调查个xx巴啥!”
“是哩,是哩,周书记。”调查组连连点头,又返回县里。
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以后吃鸡注意些!再吃撤了你!”
新喜连连点头,对周书记感激涕零。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
“吃个xx巴鸡,告到县里!咱弄不了这村,咱不弄!咱不服别的,就服咱没本事!”
从此躺在大瓦房,不吃鸡,也不吃喝喇叭,不泼尿盆,弄得一屋骚气。村里没了头人,开始大乱。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帮人,倒眉开颜笑,不再去修桥,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也自觉没趣,也呆在家里不出。大家也都埋怨恩庆:
“见人家吃个鸡,就告人家,多不是东西!现在倒好,领导人一闹不团结,村里跟着遭殃,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
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安慰新喜。新喜见挣了面子,也就起来主持工作。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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