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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风莉

什么是历史？

黑格尔说：“历史，就是一种隐藏的力量”。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与轨迹。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所以历史需要记录，需要书写。

在西汉，有一个人将写一部史书，当做自己至高的理想，即使身陷囹圄，遭受不堪之辱，他仍矢志不渝，最终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他就是司马迁，他忍辱含垢完成的史书就是《史记》。

史官世家，以修史为荣

司马迁，字子长，约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龙门，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黄河犹如一条黄龙，从它的北面奔腾向南，咆哮而下。河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两山夹一河，峙立如门阙，故称为龙门。

龙门不仅风景秀丽，地势险要，相传它还是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时开凿的，所以龙门也被称作“禹门口”。

司马迁的童年，就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牧童为伴。在儿时，司马迁不仅听到了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乡的山河名胜，还陶冶了他豪迈灵秀的性格。

公元前140年，六岁的司马迁跟随父亲司马谈，来到了京城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他之前的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司马谈又被召入京师做了太史令。

司马谈的学识非常渊博，他曾跟随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撰写的《论六家要旨》一书，对先秦主要学术流派都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

任太史令时，司马谈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汉兴以来大批杰出人物的事迹无人记述，于是他想续写《春秋》以后几百间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与构思，司马谈开始动笔写作。

虽然与西周、春秋时相比，秦汉时太史令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司马谈仍以为国修史，著书立说为荣。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司马迁，能够继承家族的传统，将来做一名朝廷的史官。

受父亲的影响与教导，司马迁从十岁就开始学习历史和古文。他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孔安国，研读《尚书》、《春秋》等史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读史书的过程中，司马迁发现，仅凭历任史官的文字，并不足以使人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历史。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司马迁决定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

读万卷书，亦行万里路

20岁那年，司马迁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开始了他第一次大规模的游历。

走出长安，司马迁在会稽探寻了大禹的禹穴，在长沙悼念了爱国诗人屈原，在韩信的故乡淮阴，祭奠了韩信母亲的陵墓，印证了少年韩信的一些传闻。

在安徽蕲县，司马迁访问了不少反秦暴动的农民英雄的后裔，从而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在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司马迁从著名的彭城之战，感受到了项羽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谋略。

除此，司马迁还去了刘邦及朝中大臣萧何、曹参、樊哙的故乡，搜集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与传说。

在薛地，司马迁亲身体验了战国孟尝君畜养门客的遗风；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司马迁拜谒了孔庙孔陵，并观摩了儒生演习礼仪的壮观场面，从而被孔子的为人及儒家学派的博大精神深深感动。

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司马迁披荆斩棘，不停奔波，从一个村落来到另一个村落，然后俯下身子，仔细谛听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讲述那些历代的英雄人物，散落在民间的事迹。

在壮丽山川的熏陶和遗闻古事的感染之下，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志存高远的少年，他的内心已经认定：今生只做一个坚毅的历史执笔人。

结束了第一次漫游，回到长安之后不久，司马迁当上了汉武帝的近侍郎中，从而有更多的机会随帝王出游。

他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又随御驾到过崆峒山、涿鹿、陇西、新秦中等地，在任职期间，司马迁几乎走遍了大汉的山山水水。

十几年的漫游和考察，使司马迁饱览了祖国的河山，搜集了大量的传闻逸事，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同时促进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

宋人马存即认为：“司马迁的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如龙腾虎跃，千军万马。”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大典，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谈本应侍从前往，但是因为有病，滞留洛阳。

司马迁从西南返回，在洛阳见到了临终的父亲。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流着泪，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直言辩护，遭腐刑之辱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典籍。这个职位使司马迁可以大量阅读国家藏书，这为他写作《史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的改历工作已经完成，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颁布。此时的司马迁，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学术积累亦颇深厚，于是他正式开始创作《史记》。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之时，却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以孤勇之身作战匈奴，最终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当这个消息传到大汉的朝堂之上，汉武帝怒不可遏。

看到汉武帝的态度，满朝文武皆察言观色，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最后，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他的看法，司马迁说道：

“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杀敌无数，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陵依然浴血奋战，古代名将亦不过如此。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但是作为汉武帝，他永远不能容忍，一个投降了敌人的人，还能在道义上获得支持。因此，他下令将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打入大牢。

在监狱里，司马迁遭到了酷吏杜周的严刑审讯，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这样描写他的牢狱生活：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入狱之后的第二年，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一气之下处死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被判了死刑。

根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免除方法：一是拿重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位卑家贫，拿不出巨资，只能选择受刑。

腐刑是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悲愤至极，他：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未尝不汗发背而沾衣也。”

在狱中，司马迁一度想自杀，但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司马迁便“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悲士不遇赋》

狱卒的棒槌拷打，阉割的身心之痛，使司马迁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残暴。

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从之前“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愤著书”。

血泪写就，无韵之离骚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替皇帝处理奏章，起草诏书。但司马迁无意做官，一心著述。公元前91年，《史记》全部完成，共130篇，52万余言。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撰写完成的史学专著。它融史学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为一炉，具有极为杰出的艺术成就，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由本纪、表、书、列传、世家五种体例构成，其时间跨度之长，篇幅规模之大，所述人物和事件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观，他认为人们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所以他打破阶级局限，不拘泥于所有史书只为帝王将相立传的传统，他将三教九流中的一些杰出人物，也写进了《史记》一书中。

《史记》也不是为统治阶级所唱的赞歌。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他本着“秉笔直书”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粉饰历史，更不篡改历史。他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不隐恶，不虚美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特色。

听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连皇帝的糗事都不放过，汉武帝派人从司马迁那儿，要来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

武帝不看则已，他阅毕大怒，将两篇本纪竹简书上的字全都削去，然后掷向司马迁。

《史记》一书中，还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结合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生存的困境，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衍生出来的君主极权，对个体生命的迫害和重压。

在《汉文学纲要》一书中，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此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界太祖，首推司马迁

《史记》不仅具有伟大的史学意义，它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的作品，它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后代的小说和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演化而来的。

《史记》的纪传体的体例，也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泱泱华夏，史书浩如烟海。但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之叙事，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马迁做到了这一点，《史记》以宏大的结构，体现了司马迁成熟、独立的学者意识，包蕴着司马迁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及生存方式的独特思考。

《史记》是一部闪烁着正义和人性之光的著作，是司马迁蘸着血泪谱写的生命之歌，它既是历史，也是文学。

《史记》是司马迁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精神之体现，这种高贵的精神，如星斗，如火炬，感动世人，光耀千秋。

中国文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格；中国史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骨。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史记》是一部大气磅礴、空前绝后的作品，是一座巍峨壮丽、永垂不朽的丰碑，也是一首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绝唱。

仰望着这座丰碑，聆听着这首绝唱，我肃然起敬，同时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