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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黄心村

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学术论著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视听文化，著有《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百年，也是她逝世二十五周年。2020，“爱玲爱玲”，文学圈内圈外，纪念专题、分享会、讲座层出不穷。

在中文世界里，张爱玲自带“热搜体质”，已经被说得足够多，且从未冷却过。许鞍华执导、王安忆编剧的新片《第一炉香》刚刚亮相威尼斯影展，还未在国内公映，就引发了书迷对葛薇龙、乔琪乔和梁太太等人物选角的质疑。

一方面是电影创作者对她小说作品的不断改写、演绎，另一方面也有海内外作家、学者对其本人生平的细致考据和回忆，各有卓见，“张学”得以不断深入进展。

近日，在张爱玲曾经就读的香港大学，由港大比较文学系、文学院及港大美术博物馆UMAG联合举办的“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在作家百岁冥寿之际推出。围绕张爱玲的香港岁月，展览呈现出她的求学生涯和早期文学创作的因缘。

此番发掘和梳理的资料大多是第一次面世。展览以原始档案中张爱玲及其师友的资料文献来全面展现她的港大生活。

有趣的是，海报上大学入学前的张爱玲，脸上尚存少女的稚气，笑容温暖。这是我们鲜少见到的影像，让人很难联系起她就是那张经典照片里，穿着旗袍，冷眼斜睨的传奇作家。

张爱玲的大学时光

考勤完美，英文、历史成绩优异

1939年，拿着英国伦敦大学奖学金，正准备出国留学的张爱玲，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而转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同年8月，在港大开学前夕，张爱玲到达香港。这段在香港的三年时光(1939年夏至1942年夏)，尤其在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战争爆发后的五个月里，对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着“切身的、剧烈的影响”(《烬余录》)。

黄心村教授是这次文献展的策展人，她是港大比较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据她介绍，这次首次面世的文件与图片包括有张爱玲、许地山等人在内的文学院师生的集体合影，列有张爱玲在大学二年级获得的奖学金的原始档案记录，张爱玲所住的港大女生宿舍的文字和影像记载，历史讲师诺曼·弗朗士的照片和档案资料，文学教授许地山的珍贵手稿，好友炎樱及家人在港大就读的相关文件等。

展览中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港大档案馆的“镇店之宝”，即张爱玲在港大的学籍档案，上面标记的日期是1938年8月29日。

张爱玲在战争年代来到香港，战争对校园毁坏巨大，但并非如她所言的“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我看苏青》)。据香港大学档案馆学术研究及外展教育馆长林建勳介绍，虽然张爱玲的个人物品、手稿等散布在世界不同地方，但幸好，港大还完好保存着这份文学院相册和张爱玲的学籍记录原件。

两年多里，她修的课程有英文、历史、中国文学、翻译、逻辑和心理学，其中英文和历史的成绩胜出其他科目。她是不缺课的学生，考勤几乎完美。学籍记录上的证件照里，她穿着深色旗袍和深色针织外衣，戴着圆圆的眼镜片，含着微笑，是即将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的高中生模样。

“我还把张爱玲曾经住过宿舍的资料找全了，这是很大的收获，确实有点不容易，但做成了也很满足。”黄心村教授说。

张爱玲的宿舍究竟是哪一栋，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说法和猜测。港大1911年建校之后就采纳了舍堂制度，学生以舍堂为群体居住在校园里。1939年3月法国修院学校正式把宿舍捐给港大。秋季张爱玲和其他第一批港大女生入住时，曾经的私人宅邸已改建成宿舍，房前是一个花园，房后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园子，用篱笆圈起。校舍取名圣母堂(Our Lady’s Hall)。本次展览中，就有一张迄今为止能找到的圣母堂最清晰的建筑图像。

除此之外，港大还保存了其他与张爱玲有关的档案资料。比如，文学院师生1940年和1941年秋季在本部大楼前留下的大合照里，均有张爱玲的身影。

1941年秋季的合照，时间恰是港战爆发前的几个月，此时的张爱玲已是三年级学生了。第三排女生中的张爱玲，仍然是那一副厚厚圆圆的眼镜，披着长发，脸型瘦削，没有一丝微笑。《对照记》里有她一张戴着同一副眼镜的单人照，边上的文字说，大学时代的自己是“丑小鸭变成丑小鹭鸶”，总是脱不出“尴尬的年龄”。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回忆道：“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张爱玲的战时阅读

炮火隆隆之下，她读了哪些书？

张爱玲在港大求学时期经济拮据，但博览群书，成绩优异。

在港大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一份张爱玲大学二年级得到两项奖学金的准确文字证明。1941年5月，港大文学院议会集体做出授予她何福奖学金的决定，并说明是奖给考核成绩优异的学生。几天后的校级参议会通过了文学院的决定。

1941年12月8日，港大完全停摆，张爱玲也加入了香港防御战，参加救护，参加防空。黄心村写过一本书，叫《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分析了沦陷区女性知识分子的战时生活和创作。香港当时的战争局势和生活的困顿，给张爱玲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在她的经典散文《烬余录》中都描写得很彻底。这篇散文也被黄心村视为张爱玲作品“经典中的经典”。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烬余录》)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时阅读，是重构张爱玲的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景。“她在冯平山图书馆读《官场现形记》，她还看《醒世姻缘传》，她偏偏要在炮火隆隆之下去看这些书，这跟她一个开放的文学史观是有关系的。”黄心村教授说。

建于1932年的冯平山楼，是法定古迹，曾为港大的中文图书馆，藏有多种善本和古籍，张爱玲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阅读时光。港战爆发后，旧图书馆被征用为战时的防空站，当年张爱玲借着上工的机会浏览过不少港大的藏书，那一份快乐，“像孩子进了糕饼店”(《易经》)——

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不能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烬余录》)

同样的场景在她写于1968年的《忆胡适之》一文中重现，只是手中的书换了一本：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当然，这只是张爱玲阅读书目里的极小一部分。从港大发掘的档案资料中，包括了当年文学院的阅读书单，大多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以英语文学为主。从那些长长的清单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文本的世界，并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参照系为之后张爱玲的脱颖而出做了铺垫？

“港漂”张爱玲

小说中的后殖民思考

战争爆发后，日军推行“归乡政策”，驱逐在港居民，张爱玲1942年5月回到上海，在上海陆续发表《倾城之恋》等作品，震撼文坛。

回上海后，张爱玲的一举成名并非偶然。港大的人文教育以及香港之战带给张爱玲的冲击，直接影响到她日后的一举成名。港战前的张爱玲是个安静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年轻学生。港战的爆发是重要的契机，直面生死，直接刺激了她要用文字诉说，使她萌生要以最个人的方式书写乱世众生相的强烈愿望，并在一夜之内脱颖而出：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烬余录〉)

显然，香港经验和战争经验缠绕了她整个创作生涯。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和《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均以香港为背景，港大校园不仅是张氏小说《茉莉香片》(1943)和散文《烬余录》的核心背景，也是前述《易经》中“探照灯”事件的发生地。

李欧梵认为，是香港经验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香港在她笔下有如一个“他者”，李欧梵形容为上海与香港之间扭曲的“镜像关系”：

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

黄心村则认为，张爱玲是受到了她的历史讲师弗朗士的影响。弗朗士生前自称是“Hong Kong Stayer”(可译作港居者，或时髦些说是“港漂”)，他是大英帝国殖民历史背景上的一个漂流者，他的学生张爱玲也是一个漂流者，在香港是过客，回到应该是故土的上海依然改变不了流徙的命运。

弗朗士和张爱玲同是二十世纪殖民、再殖民、反殖民、后殖民的大背景下的一对师生。黄心村认为，张爱玲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或许也正是从弗朗士的近代历史课上开始了对殖民和后殖民的思考，并带着这个课题漂洋过海到了另一块大陆。

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台湾学者、《张爱玲学》著者高全之认为，最能代表张爱玲赴美谋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坚定意志的作品是《浮花浪蕊》。

张爱玲自承《浮花浪蕊》具自传性。1978年8月20日致夏志清信曾说：“《浮花浪蕊》一次刊完，没有后文了。里面是有好些自传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气很像我。”《浮花浪蕊》故事以单身女子洛贞坐船从香港去日本为主轴，借由倒叙或回忆的方式交代了洛贞在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旧事。

黄心村还认为，《浮花浪蕊》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见，张爱玲开始考虑香港的地位和意义，香港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重新回到香港看似逃离，实则是在重新思考，她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不觉得张爱玲是一个中国文学的作家，这样讲她不是很精确，她的真正的意义其实应该是在世界文学体系里。”

张爱玲曾属“先锋文学”

上世纪80年代起内地重新认识“张学”

黄心村是国内最早见到有关张爱玲的文字介绍的人之一。1985年初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或许是国内最早介绍张爱玲的文字——这本教科书当年在年轻学生中的影响不可低估，“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作品在内地的解冻也恰恰发生在那一年。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1985年2月发表在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上，被很多人视为内地“张学”之滥觞，实际上，当时很多内地学者还看不到这篇文章，直至4月发在《读书》上的版本，才被许多人读到。

文坛元老一发话，上海书店领会迅速，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本之前抛出了《传奇》增订本的影印版，而黄心村也在第一时间买到手，如饥似渴地念完，“那之后就是另一个时空的人了”。

她心想，“这样的奇才，藏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的幕后，而同样藏在幕后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宝贝？是不是所有的禁果都那么蛊惑人心？要怎样才能把它们都鼓捣出来？……这些问题当年缠着我小小的脑筋许久。”十年后的博士论文选题，黄心村自然而然地选定了“张爱玲和沦陷时期的上海”。

黄心村说，当年她是把张爱玲当文学先锋来读的，因为当时除了先锋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现成的批评模式来理解张氏闪烁不定的文字秩序，直到后来看到大家把张爱玲跟市井文学、洋场文化联系在一起，“竟吓了一跳。”

在张爱玲开始写作的194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遍布整个中国文坛，都在写所谓重大现实题材，但是张爱玲在写作的一开始就说：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因为这一点，张爱玲受到过许多批评，有人说她写的题材格局小，老写男女之间的事情。作家止庵则认为，同样是写男女爱情，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关心的是人。她用两副眼光看人，一个是人的眼光，另一个是天的眼光。她不是“爱情至上”，不是爱情可以解决一切，她笔下的爱情，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这恰和我们真实的生活一样。

“加上张爱玲的家学渊源很丰富，身世不是一般人，具有良好的旧学功底，就算她不写文言文作品，作品里也有文言小说的底子，她的作品从《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以及张恨水的小说里吸收了很多营养。”

止庵认为，张爱玲的一生并不顺利，有很多磨难，所以她不是一个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个才华被压制，被摧残的人，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作品，实际上是她的才华被压制、被摧残后剩余的表现。

如今人们谈论张爱玲，时常说起她晚境的潦倒。张爱玲过世那一天，黄心村也正好在洛杉矶。1995年初秋的某一天，在洛杉矶机场候机时，手中打发时间的读物恰好是张爱玲的《红楼梦魇》。“那时刚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正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懵懂岁月，想这《红楼梦魇》写得实在琐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心血来潮，想到给一位在长滩教书的老师打电话，这位老师是个不折不扣的‘张迷’”。

只听见电话里老师对她说：“你知道吗？张爱玲过世了。这些日子你都干什么去了，天大的事居然不知道……”接着说了一大串细节，关于海葬、送行者等等之类，当时已听不进去了，如今更是记不得那诸多细节了，黄心村只记得当时手中的书，一时间竟掂不出分量，仿佛是从阴曹中凸现的隔世信物。

后来一追查华文报刊，看到已是旧闻的铺天盖地的报道，连张爱玲在西洛杉矶最后的住址也公诸于世。看到那个不知见过多少次的街名，黄心村的脑子又是轰的一下：“在洛杉矶读书的那几年，时而在西木区晃悠，怎么就不知道，这附近潜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垂老妇人。而真的擦身而过，又怎么能知道那就是张爱玲——近在咫尺，她却早已是上一世的人，而她又怎么会注意到这个神情恍惚的华人女生今后的十年都将纠缠在她和她的时代的故纸堆中？”

这样的念头想得人头皮直发麻，“我连与她错过的机会都没有。我与张爱玲的际遇是纯文字的。她是历史，我是历史的学生，在二十世纪的岸边踮着脚尖行走，小心不沾湿鞋底。”写完博士论文，黄心村就转去做了许多别的课题了，“以为从此告别了张爱玲”。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了17年后来到了港大，确实是命运的召唤，又开始做张爱玲研究，到今年策划了张爱玲的百年纪念展览。

这次展览只是一个开始，档案的梳理和研究还将继续。黄心村教授告诉记者，下个月他们还会在冯平山图书馆按原计划做一个实体展，将这次挖掘的文献资料与张爱玲笔下的港大和战时香港并置对照，希望以此能重构一个重要的历史场景，也希望能来的观众近距离看看港大珍藏的物品和文件，在炮火隆隆之下张爱玲埋头苦读的那个空间里，体味那个特殊的历史氛围。

专访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 张爱玲当年认识何鸿燊？……不

南都：港大是张爱玲文学道路的起步点之一，谈谈这次展览筹备的过程？

黄心村：“调整焦距，以档案资料为佐证，还原一些模糊的历史影像，厘清一小段战乱时期的人文经验。”这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初衷。

纪念文献展上线后，不断有校外人士发邮件到港大档案馆要求公开张爱玲档案，让我们的档案员哭笑不得。从来就没有什么张爱玲档案，与她有关的零星资料散见各处，需要细心地爬梳才能让它们浮现，也需要进一步地整理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重构一段隐没的历史。

疫情之下做什么都比平常难，档案馆的同仁很尽职地让我和我的研究助理浏览了大量的档案文件，从中筛选出一些重要的资料，可以拼凑、重组一个历史场景。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横空出世的天才，天才都是积累的，天才的脱颖而出都有契机。我认为港大的人文教育对张爱玲之后的成名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我作为港大文学院的一员，有责任把这历史渊源呈现出来。挖掘了张爱玲最重要的两位老师弗朗士和许地山的资料，都是第一手，填补了空白，而且也是香港大学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页，这是一项大工程，还在继续。关于弗朗士和许地山和张爱玲的师承关系，我都会有系列长文叙述、分析，一点一点把这个历史场景拼全了。

南都：这些珍贵照片为我们呈现了张爱玲在香港与老师、同学、友人，如许地山、弗朗士、炎樱及其妹妹等人的交往，虽为名门之后，张爱玲在香港求学时却过着拮据、默默无闻的生活。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心村：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张爱玲和何鸿燊是同时期的港大学生，或许他们认识。怎么可能呢？我的历史系同事管沛德博士前些年在撰写校史的过程中曾问遍所有在世的与张爱玲同期的文学院学生，是否记得当年的这位女同学。一致的回答是，名字好像记得，但对人完全没有印象了。

相对于上海时期如日中天的名声，港大时期的张爱玲默默无闻，这对广大张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大学时代的张爱玲极其用功，对课外活动没有兴趣，当然也不可能邂逅同期在港大读书的何鸿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片的她大多数的时间在读书，在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并画大量的速写。

南都：她在港大读了《醒世姻缘传》《官场现形记》，据闻还可以背下弥尔顿整本的《失乐园》……在档案中是否有记载张爱玲阅读过哪些中西文学作品？

黄心村：很多，这次发掘的档案资料中，包括当年文学院的阅读书单，对于我这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资料。从那些长长的清单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文本的世界，并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参照系为之后张爱玲的脱颖而出做了铺垫。

文学院的阅读书单中大多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以英语文学为主，有莎士比亚、萧伯纳、狄更斯、沃尔特·司各特、奥利佛·高德史密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莱、强纳森·史威夫特、罗勃特·白朗宁、拜伦、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渥斯、汤玛士·哈代、简·奥斯汀、马修·阿诺德等，当然也包括《圣经》。这些作家作品大部分都在张爱玲之后的文字(包括书信)中提及。但出现在张爱玲各种文字中的作家和文本之繁多又远远超出港大的书单。对她大半辈子文学生涯影响最大的萧伯纳、赫胥黎、H. G.威尔斯、毛姆、劳伦斯、斯黛拉·本森等，除了萧伯纳之外，都不在文学院的必读书单中。

正如她在《烬余录》中说的：“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这话说得有点调皮，因为幸好还是有几个“不一般”的教授，比如《烬余录》中的弗朗士，化身为《小团圆》中的安竹斯教授，办公室里藏有大本大本的《纽约客》合订本，他喜欢的学生可以随意抽取，自由选读。

南都：最近，许鞍华电影《第一炉香》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网友对葛薇龙、乔琪、姑母梁太太等选角有些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黄心村：我很期待这部电影。张爱玲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个人对张爱玲的生平和作品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关于电影选角的热烈讨论，也是因为张爱玲是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这部电影一定是提供了某种诠释，提供了一个角度，所以我很期待。许鞍华导演是我们的系友，多年前从港大比较文学系毕业的，我有计划在影片上映后请她做个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