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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记者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些名义上过节却无假可放、无钱可发的家伙在这里讲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关于职业、关于失败、关于成就感、关于人,关于人性……以及那些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的、闪亮的瞬间。
策划 | 《人物》&《每日人物》编辑部
谢梦遥
《林书豪:移动那座山峰》
《李诞:浅薄如水》
我今年经历过的采访,我想讲一下林书豪。林书豪非常开放,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家。我以为他身边会有很多人跟着,但是,是他自己来大堂找到的我。
我们见面第一天他就跟我讲他遭受的伤病和随之而来的困扰。跟其他采访对象只呈现一个完美的结局,这种感受是不同的。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采访,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来美国没白来。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教堂,在布鲁克林的街区走到另一个地方去吃饭,我当时就有很深刻的感觉,一个人可以愿意这么开放的把自己生活给你看,他愿意去倾诉,这种缘分多么值得珍惜。
后来,他还特别诚恳地讲述了他的失败。在洛杉矶,湖人队和火箭队底下的挫败感,没有太多修饰。能得到陌生人的信任,他坦诚他的失败,我会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份职业就很值得。
但这种情绪不是由下向上的崇拜,不是你施予了我什么,我感到荣幸,不是的。而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进入别人的内心,这种探索过程特别美好,给我很多启发。只有做了记者,你才有机会去掌握其他人生活的路径、感悟,才能看到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
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说出来可能有点小,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文章,给你赞美。这是很私人的成就感,往大了说,我不选择当小说家,而是做记者,就是因为我还相信新闻的力量,新闻的本质是追求真相,增进人们之间的认知和理解。改变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些话不用挂在嘴上,这种快乐很难得,因为没办法直接看到结果。倒不如享受那种特别肤浅的快乐,文章能被人看到。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像孙志刚案的记者那样,一篇报道改变一个制度,我如果能做到那一步,我有了那种体验,我会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没有。现在赞美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来源。
在这行越久,越觉得我解答不了任何困惑,我只能感受那种困惑。即便是与我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我总觉得我能够找到我们接轨的那部分,我们有着相同的困境。
记得采访港版罗拉朱芊佩时,她收工上楼换衣服,我在楼下茶餐厅等,准备陪她去一个我并不参与的饭局,因为顺路可以采访,结果等了两个小时她才下楼。在轰鸣的地铁上,谈到为什么选择搬运行业,她叹了口气,承认自己是很奇怪的人。我说每个人都有奇怪的点,我也有很多负面情绪,比如…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把内心那些卑微的无力的不愿示人的感受讲出了一些。她听完沉默了一会,说道,那我刚才晚下来,你会不会…因为我有换衣恐惧症。
后来回想整段采访过程,总觉得那一刻是个转折点,我们有了一种信任感,一种联结。我们都是凡人,我们不是一个在问,一个在逃,我们共同在寻找着繁杂线头里的出路。
卢美慧
《田壮壮 幽人独往来》
《陈佩斯 事了拂衣去》
昨天,还有个朋友转给我一篇文章,标题是“编辑都是失败者,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的退路”,我觉得改成记者也是成立的,哈哈哈哈。
在这个时代依旧做着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对自己比较了解,可能不太具备其他的挣钱本领。
最近,我去理想国出版社采访,偶遇了在树下抽烟的侯孝贤导演。本来知道侯导来大陆拍片,就特别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但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没想到那天很有运气遇到了,就厚着脸皮过去打招呼。结果一聊就聊啊聊啊聊了蛮久,聊现在的电影越来越“不真”了,电影人越来越着急,聊一些他小时候当小流氓的趣事。
那天北京风很大,聊的时候树叶会哗啦哗啦到处飘,侯孝贤的电影里也有好多好多树的声音、风的声音,然后我脑海里还是《风柜来的人》里面一脑袋泡面头的侯导、《青梅竹马》里有点儿锅盖头的侯导,一下子就是眼前已经70多岁的侯导,心里还是很感慨的,生命啊,时间啊,电影啊,挺浪漫的还。那个瞬间就觉得自己这工作真的还不赖,我不干这行怎么能碰到在树下抽烟的侯孝贤?
张月
《黄渤 短醉长醒》
《沙特记者之死》
我今年最难忘的经历是采访一位经济学家。采访前,他的助理告诉我,他已经骂哭过好几个记者了,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我当时是有多少时间就做多少准备,但经济学并不是你几天就能补起来的。我跟着他去了一趟内蒙,在车上聊了聊,一开始还不错,毕竟你看了他的书,对他做了一些功课,针对性地提了一些问题,当时就觉得是不是这个采访对象已经拿下了?但随着开始跟他相处、再继续深入地聊一些经济学相关的问题,你会发现之前的那点儿储备是不够的。
他开始不耐烦了,但你又没有时间去补课。他失望到什么程度呢?在回来的车上,他犹豫着说,这稿子要不就别写了,我觉得你们也写不出来什么。我问他,你对记者一向都是这么严苛吗? 他说是。我说那有没有让你不失望的记者?他说没有。既然你觉得记者一定会让你失望,为什么还要接受这次采访呢?他当时把头扭过去了,没有看我,对着车窗外说,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非常倔强,其实他对于多年之后的这次深度专访,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但我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这事给我的挫败感挺大的,你做到了自己都能做到的,双方都想把这件事做好,但是最终令人沮丧。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就是挺无奈的,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失望,而且这种失望很多都已经成为结果,你没有办法再去补救,你弥补不了,这个稿子就是已经定在那了,它就被刻在那儿了,它就像琥珀,它就像被封在琥珀里的那个东西一样,你没有办法再去让它变得更好。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在做这一行?
我很享受那种跟不同的人聊天,然后他们把他们看到的那个世界告诉你,把他们人生最精华的东西告诉你。就像我采访黄渤的时候,他说你看咱们的关系就挺奇怪的,我坐在这儿,我掏心挖肺地把我经历过的故事,在这两个小时内通通告诉你,我跟警察都没有说的这么详细。
其实,听故事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这种有趣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工作它是有意思的,然后你会期待下一个采访对象,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别人看到的世界。
闫坤沐
《40岁女演员,美丽,有钱,无戏可演》
《中国的进口抗癌药,为什么全世界最贵?》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儿子。
父亲去世以后,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度几乎失去表达完整句子的能力。那段时间因为身体接连出问题,他去做过一次骨髓穿刺,这是他父亲生病时每半年都要经历一次的检查项目。以前他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一听到做骨髓穿刺就抗拒到全身发抖,他作为儿子只能鼓励父亲勇敢。直到他自己也做了,他才理解那种痛多么难以忍受,并反思他以前对父亲的鼓励有多残忍。
他用了一个比喻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疼得就像猴子被割掉了尾巴”。
后来,他靠观察四季变化,慢慢恢复了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尤其是开春以后,在老家看到河里的冰一天天化成水、光秃秃的树慢慢长出嫩芽,这些生机治愈了他,让他想明白了父亲去世以后也许会通过别的形式重生。
还有吴玥,一个肺移植患者。我采访的时候,她已经发生了慢性排异,肺功能下降的很快,聊天时说到兴奋处都会有些气喘。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就很怕问及她关于生死、家人的问题,开口前总是很纠结,反而是她特别坦然,还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什么都可以聊。
那次采访完之后我想,一个采访对象愿意见我、对我敞开的时刻很珍贵,我要问最想问出口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太多自我的内心戏,我没有保留地提问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和信任。
今年,我还做了一个无法写成报道的采访。我和一位阿姨聊了两个多小时,其中大多数时候是她在说话,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状态,我甚至都不用提问。
采访结束的时候,她和我说,她知道自己说的内容可能不一定能写出来,不过她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这么长的话了,感谢我还愿意陪她聊天。我很庆幸我无知地做了这个采访,能听她说了那两个小时的话。
我们做报道接触的都是高浓度的事实,它们有时候会让人变得钝感,觉得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些采访对象提醒我保持敏感和敬畏的重要性。
这个时代,虽然大家都说媒体落寞了,但这个行业依然聚集着最高浓度的、有趣的人,而且尊重个性,工作氛围自由。对于社恐和不爱受约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工作。
对了,顺便推荐一下吴玥的公众号”夢嗎”(微信号:Are-you-dreamer),她是一个喜欢写作的文艺青年,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
罗芊
《普吉沉船幸存者:一家五口,只剩我一个》
《坠江公交车上的致命争吵》
我做社会新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干这行真的可以感觉到人性有时候挺复杂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我第一次做突发新闻时,就被采访对象利用过。在那之前,我设想的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是很善意的,我们萍水相逢,在某个场景里面遇到了,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你做一些事,然后我也获得一些体验和故事。但当我发现有时候采访对象和记者是相互利用的,挺伤感的,当时特别难受,还大哭了一场。
但这次我去万州采公交车坠江事件,遇到了一个叫周小波的采访对象,他就完全没有给我那种感觉。他自己的父亲也在那辆公交车上,刚刚结束救援之后的一整天,只要你去采访他,他都会接受,一遍一遍地去说对方想要的信息。其实他没有义务去说这些,但他就只是觉得你们这么大老远来,特别不好意思,我尽量能说一些就说一些。
后来,我觉得一些媒体给他造成了挺大的伤害,比如,有的媒体把他痛哭的视频拍上了抖音,他其实特别不喜欢,但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觉得还挺心疼的。他跟我聊到他的队友,说他们一起参加救援,但不会说太多话,就是会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可能是聊得比较投缘吧,我要走的时候,他专门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慢慢变冷漠的心好像又被唤醒了,又回到了原来你的那种初心。后来,他父亲的灵堂搭起来了,我也专门在那里陪了他一会儿。
这次我在万州采访,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我一直在找遇难者家属,我知道了有一户人家住在江对岸的某个小区,但坐轮渡过江时我忘了带钱,我旁边的女孩就给了我两块钱,我要把钱转给她,她也没要。
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的朋友,说善良的万州女孩。后来下船了,我在那个小区的电梯里又遇到了这个女孩,她问我去几楼,我说去四楼,她说她也去四楼,原来,她就是我要找的家属。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去开口问这件事,他们也很不想接受采访,但因为有这个相遇,她觉得我们还挺有缘分,她妈妈就把逝者的朋友圈都翻出来给我看了。因为是远亲,她们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采访,也没有资格去说什么,但她们跟我分了享这些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这件事很神奇,但我其实特别伤心,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都是这种特别善良的人,但为什么那一家四口就都在公交车上,然后再也没回来?
如果我不做这一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前我觉得衰老特别可怕,我可以活到30或者40,大不了就死了,也挺好的。后来,大学毕业,我进了一家报社,做了记者,这之后,我看到了很多癌症病人、一些科学家,去了不少的突发现场,看到了人们对生命的那种珍视,很多人因为失去亲人的那种后悔,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因为那么多人为了让生命延长,或者是说让它变得更有质量,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轻易去死,好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今年,我还去泰国采访了普吉海难和被困在清莱山洞里的足球队。在清莱,BBC、还有《纽约时报》这种媒体都在,尽管他们知道医院里有已经被救出来的孩子,但是他们不会乔装打扮想要混进去,他们很遵守规则,也很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他们就是24小时轮流守在医院门口的十字路口,等待着每一辆救护车过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穿着高筒皮鞋,鞋上都是黄泥,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很燃,原来还有这么多同行,大家都还在做新闻。
马拉拉
《这些男人不回家,他们去钓鱼》
入行至今,最触动的还是我写的第一篇稿子。
当时,我去广州做一个裸贷的稿子,采访一个金主和借贷人的中间人,就是放款的。他一个人欠了10万块钱还不了,也不敢去跟他爸妈说自己做了错事。
见他之前,我有点害怕,在我的想象中,这种人会很坏。然后,他戴着一个鸭舌帽,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出现了,瘦得颧骨都出来了,完全符合你对杀人犯的想象。但是聊了之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甚至因我的成见感到羞耻。
在一般的社会资讯报道中,他可能只是一个身份,没有名字,没有性格,怎么想也不重要。但如果你要写一篇特稿,你就要去见他,看到他的软弱和脆弱,比如,他聊到有一个冬天很冷,他很想自杀,因为陷入那种利滚利的困境欠了更多钱,不得已做了裸贷。
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告诉他爸妈了,爸妈帮他还了钱,他以为爸妈会怪他打他,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妈妈接到电话听他说的时候,就哭了。
他现在已经过上很正常的生活,我跟他也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我很仔细、很认真地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了问题,然后倾听了他,他感觉自己被看见了,并因此获得了一些勇气。
现在的社会大都信奉一种保持距离的冷漠,所谓那种马铃薯的生活,你是一个马铃薯,我也是一个马铃薯,后现代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孤独和虚无。但我觉得记者是一个枢纽,或者说是一个管道,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人,并去理解这一类人。
这就是我的工作,去帮你理解别人,我就像是复写纸一样,我在你身上拓一遍,然后我写下来,然后让更多人看到、理解你,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重要的。
杨宙
《向京 我看见你的裸体》
《李咏谢幕,浑身发光的人最孤独》
编剧毓钺是我们采访陈佩斯时的外围采访对象,他当时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说:“活到这个年纪了,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为别人而写,而是对自己的交代。”
后来,陈佩斯谈到“等了60年”的《戏台》,他说做案头工作时,越往戏的深处走,心里越是难受得想找个地方蹲着哭。我们感激这样的时刻,不仅因为他们在短促的采访中流露出骨子里的某一处真情,还因为在往后迷茫之时回想起来,这些时刻永远能给予人质朴的力量。
有一些时候,当我采访完或者做完了题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特别再看一眼,因为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如果我不是做记者的话,我可能从来都不会来这儿,什么麦子地苹果地,或是某个小岛。
刚做记者不久的时候,我到舟山一个岛上采访一位守了大半辈子灯塔的老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自己过去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听海底的声音,大鱼的叫声是长长的“啵——啵——啵”,小鱼是轻轻的“啵啵啵”。小岛很小,半小时就可以走完。夜里坐着船离开,看着岛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你就觉得你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赖祐萱
《一个日本人,究竟能爱兰州牛肉面到什么程度?》
《城市“走鬼”》
前不久,我采访了抖音网红——丽江石榴哥,他也让我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感觉。
采访之前,我只知道石榴哥在网上很火,都是模糊的数字,几百万的点赞,几亿的浏览量,没什么概念。但现实中,他火到令我无法想象。
采访是在福州进行的,石榴哥来参加一个活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酒店边上的一家很小很小的饭馆,他刚走进去,一个男生嗷地一声就叫起来了,“天哪!你是石榴哥吗?”在饭店的10分钟里,周围几乎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对着我们。一瞬间,我真的有种在动物园里被人围观的不适感。
在之后的采访过程中,街上、咖啡店、书店,无数路人只要和石榴哥确认过眼神,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人,都会不管不顾地和他合影。
后来,我在抖音看到有人拍的石榴哥在云南机场出发的视频,配的文字是:“石榴哥出门了,他带了很多石榴,看他的表情一定是要去找心里的那个她,多年不见的恋人。”我一边感叹网友们内心戏怎么这么多,一边担忧,我会不会被网友们误认为是石榴哥多年不见的恋人,我还在想该如何进行澄清回复……
当然,我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也不知道那天对着我们狂拍的人会把照片发到了哪里。但这番经历让我默默感叹,当网红真烦恼,还是当个记者好。
翟锦
《贾樟柯:逃离北京,重返故乡》
《我在北京买凶宅》
想要写出一篇过硬的报道,有时候需要做卧底。在没有做过卧底之前,我曾非常渴望拥有这样的经历。
做凶宅那篇稿子时,算是部分满足了我想卧底的心愿。在最开始打着采访的旗号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我决定假扮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想要买凶宅投资的客户,不断打电话问各种中介:你有低于市场价的房子吗?我听说凶宅很便宜?我不介意买凶宅,你那儿有吗?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要买房的,我一点点完善自己的投资宏图:买个两居室的凶宅,租出去也不用告诉租客,等个五年八载大家都忘了,我再卖出去。
偶尔会有两个很热心的中介,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贪一时的便宜,到将来不好转手。这时,我也会试图说服他,万一以后北京像香港一样,房子少人多且穷,凶宅变得十分抢手,价格飙升,怎么办?
最终,我费尽苦心,终于找到了一个专门卖凶宅的居间人。一加微信,他先是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去算命,说不是什么人都适合买凶宅的。我不得不谎报了我的年龄,又问了我妈我的生辰八字。
通过了生辰八字的考核之后,凶宅居间人开着车带我四处看房。这期间,我偶尔也会十分慌乱。譬如,我们看完房分开的时候,下着雨,我撑开一把破太阳伞,让他把我放在地铁口旁,下车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太不符合一个有钱人的设定?但是,到后来,我已经不再想这些问题了,只装作对房价特别感兴趣。世间奇奇怪怪的人那么多,我才不是他们见过的最奇怪的,我这么自我安慰。
后来,有一次中介帮约凶宅主人谈房价的时候,让我带好身份证,说是很多交易都是第一次谈就签下了,他这么一说,但把我吓了一跳。我在进门前临时打电话给当过中介的朋友,毕竟关于购房资格、首付、怎么贷款,这些我几乎都不知道。
终于,这个题做完了,写完稿子后,我也长舒了一口气。这应该是属于记者的独特体验,你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被丢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生态,体验另一种工作生活,重新编织人际网络,小心翼翼地套话,维系假身份,神经极度紧张,如果得到了信息又是全然的欢喜,像是一场智力游戏,心情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紧张欢喜,也有忽悠别人的内疚。
当然,这个题给我留下的并不只是这些感受。因为当时给中介打了太多电话,以至于直到四个月后的现在,我还会经常接到中介的电话:“我们这有一套低于市场价的房子,您还有兴趣吗?”
李婷婷
《金燕 放入火中》
《李娟 躲在文字背后的猫》
今年,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年初去采访金燕。丈夫意外病逝后,她接管了丈夫的公司,也莫名背上了一笔巨额债务。不管是年代还是经历,金燕都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人,直到她在我面前读了一首诗,那首诗的内容跟她的经历很像。当时,是个午后,我们就坐在她拉下百叶窗的办公室里,阳光很亮,她读诗的时候声音很不一样,特别沉,那个场景很打动我,我就把她写在了稿子的结尾。我写稿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听那个读诗的录音,能起鸡皮疙瘩。这个是做人物稿里面最难最难、也最需要的一刻。就是那一刻,让我突然觉得我理解她了,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当初,我大学选择新闻系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做记者,甚至还觉得很遥远。但是,我大一期末作业要求采访一个记者,我就采访了我现在的编辑赵涵漠。没有任何人教我,我就自己把她大大小小的报道整理出来,编了目录,有60多万字。还在网上找那些可能能了解她的蛛丝马迹,写了满满一个本子。
那时候,我发现我做这件事的时候,还蛮享受的,完全是发自内心地去无限投入,我就确定我应该做这行。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谁跟我说我写得好,也不是谁跟我灌输什么新闻理想,这个行业到底景不景气,似乎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
安小庆
《小S 被分成两半的女人》
《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
当年和我一起进南方报业的同事,现在好像就剩我还在这个行业中。有些人就说好佩服你,不容易什么的。我就很愕然,我没有觉得这职业有多高尚,我没转行也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搞不定那些上班族的生活。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身份的面具,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和人说话的人,有时候外卖电话打过来,我都不太想接,但很变态的是,我又有了解别人的冲动和好奇。
我还在做记者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讨厌微博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你不是黑就是白,女的只要一进入到多角关系,她就是个贱女人,我要把他骂死,我们就人肉他;记者如果臧否其他人物,他就是在蹭热度,这种词汇我都很厌恶,所以我的表达欲比以前更强了,我有很多很多牢骚和槽想吐。这个职业也在催促我去表达,把想到的写下来,让我勤快一点。
至于这个职业本身的魅力,我去年讲过一件事,但没讲完,今年我来把它讲完。
那还是好几年前,我去大同采访,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煤矿的技术工人,他家里几代人都干这个,我希望通过采访他来讲述山西煤炭行业30年的冷暖变迁。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采访到很晚的时候,他突然盯着我的录音笔,越看越不对劲,然后就反悔了,说不想接受采访了,情绪很激动,说,“我接受你采访有什么好处?你要给我钱,你自己写了稿倒是有钱,然后你们单位也不会给我钱……”他越说越紧张,非常激动。我尽可能地劝他,OK你不要激动,叔叔你如果不愿意,录音我可以当场删除,你不要担心,我绝对不会用你一个字的内容。
我们俩就结束在这个尴尬和震惊的氛围里面,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还没起,他就起来敲我的门,叫我吃早餐,又给我提了一壶热水洗脸,那边用水不方便。他说他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的,也挺可怜的,他觉得自己昨天晚上有点激动。
然后,他坐在炕上,拿着那种人造革的小本子通讯录,给我找人,打电话,联系他那些老工友啊什么的。我吃完早饭,他送我去坐回大同市的班车。早上八点多,空气很差,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停了很多车,下夜班的工人也很多,大家都挤在那儿等车,他也不知道哪一辆是要回大同市区的,就去帮我去问。那个司机有点不爱理他,他就在那儿梗着脖子问了两三次,我当时突然就觉得他好像我爸。
后来,他给我送上车,又说,如果那些人不同意接受采访,他会再帮我找。他很触动我,就是那种人性的丰富,这也让我想继续做记者。
其实,这个行业的衰落与否,好像从来没影响过我。我没有希望说我一定要活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时代,或者一个黄金时代,这个行业是盛世也罢,夕阳也罢,我好像还挺个人主义的——去做就好了,如果有牢骚,那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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