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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朱宝庆

四、两个战场与两种战争

1、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与敌后战场的开辟

争取实现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谁来领导这一场战争？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毛泽东还是蒋介石？看谁首先提出正确的方针。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延安得到消息，毛泽东立刻做出判断，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希望卢沟桥事变还是“地方事件”。直到第十天，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并没有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半个月，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明确指出，抗战有相互对立的两种方针（坚决抗战与妥协退让）、两套办法（全国军队、人民总动员等八项主张及与之相反的办法）、两个前途（民族解放与做亡国奴）。

为了实行正确的方针、办法和争取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指出：必须“同南京一道去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但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毛泽东分别指示南汉宸、张云逸、叶剑英等代表他和红军争取华北、两广当局和南京各界，并在7月14日至20日间，四次函电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

但蒋介石迟迟不给红军以番号。直到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两党谈判才出现转机。周恩来回忆说：“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坚持正确的抗战路线——洛川会议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动员国民党抗战和认清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风险，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会场在冯家村小学，毛泽东住在破庙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说：“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跟着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走，抗战必定要失败。但是国共合作建立后，最要紧的问题，还是军事方针的确立。

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后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针与原则。第一，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必须统一指挥。7月28日，洛甫、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第二，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这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8月1日，洛、毛电示周、博、林：“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第三，军队受党的集中指挥。针对蒋介石将红军分割使用，与日军拼消耗的表露，洛、毛8月1日电示朱、周、彭、任：“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

7月30日，平津失守，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扇形推进，向华北大举进攻。在日军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朱、周到南京共商国防。朱、周与叶剑英赴宁，转达毛泽东的战略建议：

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这些方针切准了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弊端，但蒋介石没有接受。由于战略的错误，不仅没有有效阻止日军进攻，而且造成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损失。

错误的战略思想，在红军将领中也有反映。8月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其中提道：“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和“要求足够之补充”、“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等。毛泽东当日在回电中说：红军的任务应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四日后修正为“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分”；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反对“独当一面”的正面作战，就是反对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仅国民党军队应注意，按红军的人力资源，尤其应当注意。要求“四省交界地区”，是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和自己的壮大力量。要求“按情况使用兵力”，是防止国民党利用日军消灭红军。当时蒋介石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面在陕甘部署十个师兵力。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将闽粤边红军部队诱骗缴枪。

8月9日，在延安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

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已成为红军抗日战略的关键。毛泽东还指出，“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是党内出现错误倾向的原因之一。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五条：

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这是实现持久战路线的五个要点。保存与扩大红军，就是人力资源开发，是基本任务之一。毛泽东要求实现前四条，争取后一条。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说：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为标志，红军的作战方针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即由运动战向山地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说:这个转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毛泽东还指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留守兵团”。

会议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以朱、彭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8月25日，毛、朱、周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彭、任、邓、叶、左及下辖115、120、129三个师。

正确抗战路线的根本保证——吸引国民党与警惕共产党内的腐败倾向。在洛川会议后的“8.27”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更深层次的、而且是极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讨论题目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指出，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不同，孙中山勇敢，蒋介石胆小、小气。因此，国民党在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但“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因此，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的英明论断，历史地看，是西安事变的遗嘱和皖南事变的伏笔。抗日战争中的三角斗争，包含了两种危险：日本要吃掉中国，国民党要吃掉共产党。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反顽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其中，有节就是为了救中国，有利就是为了不被国民党吃掉。

两个月后，毛泽东又指出，一方面要警惕国民党的“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认清国民党在7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准备对付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另一方面，要防止共产党被国民党溶化或消灭掉。由于“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在极端艰苦和紧张、危险的战争条件下，毛泽东尚且看到了共产党在权力、财富、酒色面前腐败的危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什么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防止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必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前方军分会。10月10日，军委又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从9月2日起，八路军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为什么取道山西？毛泽东是从政治上和战略上考虑的。首先，是陕甘边区通往华北前线的最佳选择，便捷安全，居高临下，有利于对敌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第二，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顾忌日、蒋对山西的威胁，有意与中共结盟。阎求毛建立驻晋办事处，愿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提供方便。第三，蒋令八路军两个师经同蒲路往蔚县、一个师经陇海、平汉铁路往玉田、遵化。毛泽东敏锐觉察，这是“分路出动，不使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将三个师集中于山西，以免遭遇不测。9月初，毛派周、彭与阎面谈，协调作战。取道山西，是毛泽东“吸引国民党”和实施“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重大举措。

游击战争由山地开始——五台（太行）、管涔（吕梁）、太岳三山鼎立。八路军原打算以恒山为活动中心，但在开赴山西时华北形势已急剧变化，日军分东、北两路向太原形成强大的钳形攻势。如果坚持原计划，将陷八路军全部主力于敌包围圈内。毛泽东洞察情势，及时调整，将三个师分别部署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再图发展。9月16日，毛泽东致电朱、任：“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五台（太行）、管涔（吕梁）、太岳三山鼎立，成为山西抗战的主要骨架，也成为陕北大本营未来与华北、山东抗战前线连结的战略枢纽。不仅如此，三块地区还成为落实和完善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思想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思想的实验基地。这是毛泽东的抗日大战略由概念过度到实践的第一道桥梁。

出师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就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做出重大调整，是与他对形势的预见和判断分不开的。他致电彭德怀：“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毛泽东看到日军占领太原和各主要城市、铁路的必然结局，但他们没有能力占领广大乡村和山区同样是必然的。“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而只有占领主要山区，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有效壮大力量，有效阻止与消耗敌人而一举三得。否则，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就会像阎锡山，“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给毛泽东以新的启示，完善了游击战争的思想。他在四天后就提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后来完善为：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根据以上战略方针，毛泽东在10月初指导八路军和山西友军进行了忻口战役。10月6日电周、朱、彭等并转山西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进攻，龙泉关、娘子关应重兵坚守；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出击是主要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从东、西两方破坏日军侧后纵深，一二九师于正太铁路，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之中，八路军有夺回雁门关、平型关及七县城，切断敌雁忻、张忻交通线，袭破阳明堡机场等战绩，开创两党配合阻敌主力二十一天之范例。

到敌人后方去，创建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敌后根据地，是毛泽东在抗战中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的法宝。在敌后，发展不仅有利，而且有理。这是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的光辉范例。结论是三万红军发展为一百三十万野战军。有了这个力量，无论是强大的日本列强，还是强大的美蒋军队，都不用害怕了。

太原失陷是一个历史事变，毛泽东迎接这个事变的办法，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发动敌后游击战争。

在山西，11月8日，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周、朱、彭：“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几日后，又提出：“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为此，毛泽东进一步调整八路军的部署。他电令一一五师以一部由聂荣臻率领在晋东北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力开赴晋西南，创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一二零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样，可以控制整个山西。三山鼎立变成了四柱擎天，居高临下，俯瞰全局。有了这四根柱子，山西这片天就塌不下来。

根据地的思想在太原失陷后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即在敌人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是毛泽东人力资源战略的核心。他指出，敌后根据地就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因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是无后方作战。敌后根据地的思想则体现了战争后方的辩证法。从脱离自己的总后方，进到敌人的后方，再到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自己的后方，实现了战争后方的否定之否定。人力资源就是在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毛泽东把根据地形象地比喻为围棋中的“做眼”。有了根据地，即使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照样有生气，就可以活下来。没有根据地，占的地方再多，敌人围过来也会死掉，这就是流寇主义。根据地就是抗日人力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基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是建立在根据地的基础上的，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的意义，而没有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

11月下旬，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成功粉碎了两万日军在坦克、飞机配合下的八路围攻，充分证明了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从这个典型出发，毛泽东想到了河北、山东以至华中。

从山地到平原，创建独立游击兵团，占领整个敌后，人力资源充分涌流。广义的人力资源，不仅指人的来源，而且指为人所需的物的来源；不仅指人力的发动，而且指人才的培养；不仅指内部主体力量，而且包括外部的可依靠、可借用力量。从这个观点出发，要从根本上、从全局上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就必须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平原地区。

徐州会战前后，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他在1938年2月就建议国民党：“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但心胸狭隘的蒋介石没有采纳，他更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战略建议的深意。等共产党热火朝天地在敌后发展起来之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与共产党搞磨擦、争地盘，为时已晚，彻底输给共产党的结局已很难扭转。

为参加徐州会战，华北日军主力奉调南下，河北、山东敌后兵力空虚，从而为八路军向华北平原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徐向前回忆说：“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为此，毛泽东早就开始探索并总结经验。他在洛川会议时，就已经预见到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1938年2月，他根据晋察冀的经验，提出要建立多处独立作战的根据地。到敌后广大的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既是沦陷区人民的渴望，又是八路军自身发展的需要。如何实现呢？毛泽东想出了点豆成兵的办法。即以八路军骨干为种子，以人民群众为土壤，快速繁殖抗日武装力量。

3月，毛泽东向八路军提出“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的任务。他要求山西八路军组建至少十五个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名称为支队。各支队不少于一千人，由八路军主力一、两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组成。这个方法，犹如当年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重要机关。一个连队就是一把豆子。一把一把地撒向华北、山东、华中，在血与火的孕育中，迅速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一年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就发展到十八万人。根据地成为敌后平原的一棵棵大树，抗日武装和人民就可以背靠大树当烈日，背靠大树避风雨。

最早的平原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就是冀中、冀东和山东。1938年11月，八路军主力大规模开赴河北、山东平原，一二九师进入冀南，一二零师进入冀中，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同时，组建新四军并开赴苏浙皖边区。再往后，就是命令黄克诚率八路军东进、陈毅率新四军北上开辟苏北。华北、山东与华中的敌后战场连成一片，并通过山西吕梁山区与陕北大本营相连接。

敌后抗日战争的局面打开了，敌后抗战的人力资源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