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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忘情
作为红军两大主力,红一、红四方面军常常被人们拿来作比较。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大主力于1935年初次会师时,正值红一方面军最为艰难弱小之时,用朱德的话来说:“红一方面军过去是很能打的,但现在瘦弱得只剩骨架子,没有肉了……”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可用“兵强马壮”四个字来概括。因此不能用两军会师后共同北上期间,由红四方面军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来评价两军各方面的强弱。如果实在要比较,也只能在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当面之敌强弱相当的情况下,从两军实际表现来评判各自的优缺点。
众所周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时,进行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入川后又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两次大战。红一方面军则先后经历过五次反“围剿”作战。上述作战中,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江西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情况最为接近,敌军力量大体相当,而当时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及苏区地方部队的数量也相当,因此具备可比性。
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蒋军共出动21个师又4个独立旅。其中属于蒋军嫡系部队有第2、第3、第4、第10、第80、第83、第88、第89等8个师。分别编成右路军第1纵队、中路军第2、第6纵队和中路军总预备队,投入一线的蒋军嫡系部队为6个师。其他如张钫、王均、马鸿逵、张印相、梁冠英等部均为杂牌军,装备及战斗力均有限。
而蒋军在对江西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时,投入兵力为23个师又3个旅。其中属于蒋军嫡系部队的第6、第9、第10、第11、第14师等5个师及李延年攻城旅。其中投入一线的蒋军嫡系部队为4个师。表面看起来,蒋军投入兵力不及对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时投入得更强,但实际上蔡廷锴的第19路军2个师实际战斗力不逊于任何1支蒋军嫡系部队。加之李延年攻城旅实力远较普通旅强,因而可以认为两次“围剿”蒋军投入力量基本一致。
蒋军这两次“围剿”作战指导方针完全相同,均是以重兵迅速突入苏区腹地,而且红一、红四方面军战前态势亦惊人相似,即主力均在外线,不得不紧急回师应敌。从当时态势看,鄂豫皖苏区主要城镇黄安、七里坪、新集等均未沦陷,而江西苏区所有县城全部落入敌手,红一方面军的态势更为不利。而且强敌集中10个师左右的兵力欲寻求与仓促回师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
1931年7月10日至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分头从闽西千里回师赣南,到达兴国高兴圩集中时,主席判断蒋军各部已突入苏区纵深,占领了几乎全部要点,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态势上相互衔接、相互掩护,红军难以正面对抗,遂决定忍耐待机。
7月底,蒋军察觉红一方面军主力位于兴国后,认为红军主力企图西渡赣江,乃集中9个师兵力寻求红军决战。主席获悉各路敌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后富田及其以东兵力薄弱后,便决定跳出敌军包围圈,向东直趋来敌,趁敌5路纵队尚未合拢,而处于战线中间的第3进击军战斗力较为孱弱的实际情况,以一部兵力牵制敌军左右两翼,集中红军主力突袭正处于运动状态的第3路进击军.8月5日至6日连打两仗,打垮了位于这一路的敌第47、第52两师,突进到龙岗一线,迫使敌调整态势。8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突袭在刚退回黄陂之蒋军第8师。5天之内,取得三战三捷,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从8月6日起,各路敌军纷纷掉头向东,欲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红军主力再次乘敌合围圈尚未合拢之际,一部示形向东,主力转兵西向,令敌军主力疲于奔命,而为自己争取到了半个月左右的休整时间,然后再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的空隙,集中兵力又打了两仗,最终以五战皆捷的辉煌战绩,酣畅淋漓地打破了蒋氏对江西苏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
纵观此役,红一方面军胜充分发挥了内线作战和苏区总体战的优势,连续突击分散“清剿”之敌,可以说初战即决定了这次战役的结局。慎重初战和千方百计调动敌军,创造战机是获胜的关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采取了与向黄安、七里坪、新集突进之敌正面相撞的策略,1932年8月7日开始从麻城回师,8月11日先在冯寿二、冯秀驿地区迎击敌第6纵队,经3日激战,双方打成对峙。15日,又与敌第2纵队3个师在七里坪倒水河东西激战,再次打成相持状态。2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在新集浒湾西北和西南的扶山寨至金兰山一线与敌第2纵队4个师激战5天,又一次相持不下。三次大战均打成相持局面,不仅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也未能改变敌之态势,唯一的结果就是让自己一步步陷入被动中。
猛将如云、此前战绩辉煌的红四方面军,为何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表现欠佳?归根到底,在于鄂豫皖负责人张主席战前错估形势,打起来后又惊慌失措,急于求战,企图“一战定乾坤”。当时,有不少人对他的反四次“围剿”方针心存疑虑,有胆大之人还冒着被打棍子、扣帽子的危险,或开诚布公,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奈何张氏极度膨胀,说一不二,旁人见他如此态度,也就没法再说些什么了。
张主席一意孤行的后果,是红四方面军早在1932年年末就被迫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西进转战三千里,其间曾一度陷入绝境,全仗红四方面军将士用命,拼死一搏,这才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在川陕边站稳脚跟。
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指导,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相比,高下立判。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宏观把控能力,甩张氏十八条街。特别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等原则,主席把握得相当到位,能够做到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得以渐渐摆脱初期的被动局面,在敌退却之时仍能集中兵力多点突击,这才得以连战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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