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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姓是我国第一大姓，也是一个源头众多、族派纷繁的姓氏。在众多王姓分支中，三槐王氏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

三槐王氏始祖王佑，为避讳明孝宗朱佑樘，后世改名王祜。字景叔，祖父王言，仕唐官黎阳令。父王彻，后唐举进士，官至左拾遗。王佑为王彻长子，显于五代十国汉、周之际，进入北宋以后，历事太祖、太宗两朝，曾任兵部侍郎，封晋国公。先后配任氏、边氏，生三子:王懿、王旦、王旭。

王佑曾“手植三槐”于庭院，并预言其后世子孙必有致“三公”者。后来的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他的次子王旦于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年拜相，位列“三公”。其后人也代代居显官，世世有名人，人才辈出，显扬于世，历北宋、南宋而经久不衰。由此看来，三槐，是代代兴旺，世世显达的吉祥预示和期盼，因而王氏家族就以“三槐堂”为其堂号，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像王佑那样，世代门庭显赫，人才辈出，永久地成为名门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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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如此，三槐王氏自王旦之后，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上至王佑的祖父，下至王旦的后人，上下几代，都是绵延不息，人才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等在《宋史》中均有传记。正因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故位于山东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被改名为“群贤堡”。

王旦的后世子孙之所以能够枝繁叶茂、代出英才，并非偶然，这与其良好的家风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大宋王朝的宰相，王旦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虽然身居相位，但他从不推荐自己的亲属担任朝中要职，即便皇帝加封其亲属重要官职，他也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他一生为官清廉，居住简陋，身为宰相却从不大摆宴席为自己庆寿。而且终生只娶赵氏一妻，从未纳妾。这在封建社会纳妾狎妓成风的官场中是绝无仅有的。

王旦为相时，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还谆谆善诱，教导子弟勤俭持家，不尚奢华。有一次，有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他的弟弟王旭觉得玉带很好看，就想购买一条。他就拿着玉带去请王旦过目。王旦看了什么也没说，只是让他系在腰间，然后问他:“你认为好看吗?”王旭说:“玉带系在自己腰上，我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呢?”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身负重物，却要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伤财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退还给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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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修建新宅。王旦都以先辈旧居不忍拆除为由，多次推辞。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置田宅，留些家产给子孙呢?他回答道:儿孙应当自立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如果父母多置田宅财产留给他们，弄不好会使他们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甚至会使他们因为家产而造成不义之争。

王旦在留给家人的遗嘱中告诫子弟：王家素有清名，今后要保持这种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死后不厚葬，棺木中不装金银珠宝。即便宋真宗赏赐的白银5000两，王旦也坚持不受并派人送回宫中。真宗强令抬回王旦府，谁知刚到王府门口，王旦便咽了最后一口气。

王旦去世后，宋真宗临丧恸哭，且废朝一日，举国致哀，并追赠王旦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为表彰王旦的卓著功勋，宋真宗又对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侍从等，均授以官职，多达十数人。宋仁宗乾兴初(1022年)，赵祯下诏让王旦配享宋真宗庙廷。三槐王氏王旦之福荫，至此进入最显赫辉煌的鼎盛时期。

王旦死后，其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家--开封新里乡大边村，遵其葬仪从简之遗嘱，甚至连墓碑也没有立。38年后的1055年，其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要为其父立碑。赵祯慨然应允，御笔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个篆书大字，又下诏命大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陵墓竣工后，王素在开封城东门外的王氏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并将宗祠命名为“三槐堂”，三槐王氏的称谓至此渐闻于世。三槐堂不仅成了王佑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三槐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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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一生为官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王朝，皇帝更换宰相是常有的事。而王旦却能辅佐宋真宗达18年之久，并且常被宋真宗称为“致太平者”，着实有他一套独特的为官之道。王旦以后，王家群贤辈出，仅在《宋史》中记载的就达11人之多，这说明王旦严谨务实、勤俭清廉的家风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子孙。

王旦“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廉节俭、至死不渝”的为官做人之道开创了三槐堂亘古流传的官风、家风。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异常聪颖，先后踏入仕途，为官处世颇有乃父遗风。

1073年，王旦三子王素病逝，辽兵屡犯宋都，京城一带战事不断，加之黄河泛滥，祖坟面临被毁厄运。王素之子王巩在葬父的同时，也将祖父王旦的遗骨迁至故里莘县群贤堡村重新安葬，石碑、翁仲、石兽、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王巩还在群贤堡村建起宗祠三槐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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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苏轼上任湖州。正好王巩家中重修莘县故居“三槐堂”，为了传扬祖先的嘉行懿德，传承家学渊源，勉励王氏后人，王巩就请苏轼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苏轼义不容辞，援笔立就，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槐堂铭》。后来，这篇美文不仅入选了《古文观止》，比喻朝廷三公的“三槐”竟然还成了王姓氏族的代称。三槐王氏的名声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苏轼在这篇不到700字的文章里，以一句“天可必乎”的天问开头，斩钉截铁地抛出了“仁者必有后”的观点。接着记叙了王巩的曾祖父王佑手植三槐的传奇，王巩的父亲王素“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的事迹，说明仁爱厚施、积善成德，才使王氏一族得到了子孙多贤，福祚绵延不绝的福报，也使三槐堂名扬天下。最后，他由衷地赞美道：“美哉盛矣，郁郁三槐，惟德之符。”事实上，良好的家规、家教、家训、家风，也正是三槐王氏家族兴旺发达、传承千年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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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山东莘县城区东北角的群贤堡村东北方向，有一座约有2米多高的土丘格外显眼，前面的红砖小屋内立着一块墓碑。黑色的墓碑正面清晰地写着“宋相王文正公旦子明墓”10个阴文字。这里就是北宋一代名相王旦的墓地。北面不远处还有其父－－－三槐王氏始祖王佑及王旦的哥哥王懿之墓。正是这座墓地，让五湖四海的三槐王氏后裔魂牵梦绕，不断来此朝拜祭祖，谨领祖训，感受祖德，传承良好家风，教育后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