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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本人、他所在的劳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卢拉是一场以反腐之名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4月7日晚，巴西前总统卢拉离开位于圣保罗州圣贝尔纳多-杜坎普自治市的巴西钢铁工人工会总部，向警方报到，履行对他的逮捕令。 东方IC 图

2017年7月，巴西前总统卢拉被判贪腐和洗钱罪名成立，获刑9年零6个月。2018年1月，卢拉二审被认定罪名成立，刑期增加至12年零1个月。随后卢拉提起上诉，但于3月26日遭到驳回。在二审上诉遭驳回前，卢拉向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4月5日凌晨，联邦最高法院11名法官以6:5的分裂判决，决定不向卢拉颁发人身保护令。这样，卢拉已没有任何避免入狱的手段。随后，著名的反腐英雄、联邦法官莫罗（Sérgio Moro）向卢拉发出逮捕令，要求卢拉在当地时间4月6日17时前到巴拉那州库里蒂巴联邦警察局报到并入狱服刑。4月7日傍晚，一再坚称自己清白的卢拉摆脱支持者的阻拦，离开位于圣保罗州圣贝尔纳多-杜坎普自治市的巴西钢铁工人工会总部，向警方报到。随后，他被带往库里蒂巴联邦警察局，正式入狱服刑。

卢拉入狱服刑消息传出后，拉美地区的一些激进左翼领导人纷纷为巴西的这位前总统站台喊冤，声称卢拉遭到了巴西右翼势力的政治迫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推特上抨击针对卢拉判决的司法“不公”：“右翼民主治理无能，遂选择司法途径恐吓人民力量。”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说卢拉案是“21世纪最严重的司法不公之一”。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呼吁：“全体人民站起来，保卫卢拉！”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为卢拉鸣冤：“卢拉将要赢得未来的总统选举，而那些权力精英，对司法公正和民主从未感兴趣，却利用了司法工具达到了禁止他参选的目的。”

然而，该地区的温和左翼领导人，比如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和厄瓜多尔现总统莫雷诺（Lenín Moreno），相对谨慎低调，没有作出激烈的站队和表态。

西班牙的《国家报》（El PAíS）最近有一篇精当的评论，说现在的卢拉已经成了巴西的“分裂者”。他把巴西的民众撕裂为三大群体：无条件爱卢拉的群体，无条件恨卢拉的群体，以及对卢拉爱恨交加的群体。如此一来，南美的卢拉似乎成了美洲的又一个“特朗普”。

广受支持的“巴西之子”

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生于1945年10月，现年72岁。他的政治生涯是一部超级励志的“逆袭史”，本身就是只有现代巴西才能产生的一个奇迹。

他出身卑微，只上过五年小学，早年跟随被父亲抛弃的母亲和七个兄弟姐妹，从东北部的穷地方，辗转来到圣保罗这座大城市谋求生路。在圣保罗，他做过擦鞋童，干过车床操作工，从基层工会领袖开始，逐步获得了全国层面的影响力。

在1964至1985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卢拉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的军事官僚威权体制，一手缔造了主要由巴西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巴西劳工党（PT）,成为巴西左翼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1985年巴西军政府还政于民后，劳工党等左翼获得了全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卢拉四次竞选总统，终于在2002年以政治温和派的姿态胜利当选巴西第36任总统。

出身如此卑微的人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精英长期占主导的巴西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卢拉是“男儿有泪也轻弹”，他曾经一边诉说身世一边流下热泪：“很多人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凭，今天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文凭——共和国总统。”

卢拉是一位十分幸运的巴西总统。巴西宪法规定总统一届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1985年民主化以来只有他和前任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连任两届并圆满完成任期。与卡多佐时期“拯危就难”不同，卢拉执政的八年（2003年1月至2011年1月）可谓占尽了这个“未来之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曾经如此赞誉巴西——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他当政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庞大需求，推动了铁矿石、石油、大豆、咖啡、肉类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年上涨。这些巴西盛产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让巴西人过上了可以躺着数钱的日子。卢拉延续了前任卡多佐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任内年均GDP增长4%以上，为近三十年来巴西发展最快的时期，巴西也重回世界经济大国行列。

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卢拉也十分慷慨地分配蛋糕。他力推了“零饥饿计划”、“家庭津贴计划”等一系列惠及底层民生的社会政策，反贫困的成就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世界很多国家的点赞。在他卸任时，巴西有2000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30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

然而，不过数年之后，主要是这一批刚刚脱贫的、脆弱的中产阶层态度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中产的“反叛”，让卢拉的劳工党失掉了政权。

巴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福利制度却是发达国家的。卢拉主政期间，巴西的养老金制度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养老金制度”。首先，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门槛很低，缴费年限很短，退休时间可以很早。其次，工资与养老金可以同时领取，不少人同时领取多份。再次，公职人员和军人阶层还受到特殊对待，退休后可享受全额养老金。更奇葩的是，这些特权人士一旦离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伤残子女可以继续享受死者的全额养老金。

在如此“慷慨”的制度激励下，巴西公职人员中“老夫少妻配”十分流行，也有些人宁愿选择单身，为的是享受已经去世的父亲或丈夫的富贵荣华。到了劳工党执政后期，养老金开支已经占GDP的1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不堪重负，只能采取“寅吃卯粮”的方式。这种做法又为同为劳工党人的继任女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最终于2016年8月遭到国会弹劾下台埋下了导火索。

由于卢拉的运气实在太好，由于他对穷人撒下大把真金白银，由于他对公职人员十分慷慨，他几乎得到了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到2011年元旦卸任时，他的民意支持率居然高达87%，以至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恭维他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然而，风水轮流转，一个不知节制的政治家的好日子终究到了尽头。

五十年来首位被判刑的巴西总统

卢拉入狱服刑是巴西司法部门史无前例的反腐调查——“洗车行动”最新的成果之一，也可以说是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

2014年3月，巴西启动代号为“洗车行动”的反腐调查。这次大规模反腐调查的启动，源于警方在调查一起洗钱案时发现，巴西大型国企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下称“巴油”）一位前高管涉嫌政商勾结。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巴油高管涉嫌集体腐败，利用外包工程虚抬报价收受贿赂，有政界人士向巴油推荐承包商并从中收取好处费。迄今为止，“洗车行动”已经导致巴西近百名政商界大佬相继被捕，甚至有包括秘鲁在内的多国政界人士卷入其中。

这次反腐调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不是一次“选择性反腐”，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全方位的、上不封顶的制度性反腐。被调查和逮捕的政界人士，并没有被以意识形态划线区别对待，左右翼都有很多政客因贪腐而陷入重重麻烦。比如，被认为是罗塞夫弹劾案重要推手的前国会众议院议长库尼亚（Eduardo Cunha）是具有右翼色彩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因卷入巴油腐败案，于2017年3月被判处15年零4个月监禁。与库尼亚同属一个党的现总统特梅尔也正遭遇贪腐调查，支持率一直惨淡，甚至还不如被弹劾的罗塞夫。

卢拉被指控与巴西一家叫奥亚斯（OAS）的建筑公司关系密切。该建筑公司曾向政府官员和巴油高管行贿，以获取高额建筑合同。巴西联邦检察院指控，卢拉接受了该建筑公司为他购买、装修的一栋公寓，价值共370万雷亚尔（约112万美元）。而该公司在2003至2015年间（这段时间为劳工党执政）从巴西联邦机构获取了价值68亿雷亚尔（约20.6亿美元）的合同，其中大部分合同都和巴油有关。检方据此认定，这笔钱是卢拉为奥亚斯公司获取巴油合同而收取的贿赂。

尽管卢拉坚称清白，也组建了强大的法律辩护团队，但最终锒铛入狱，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位沦为阶下囚的巴西总统，也是1985年民主化以来和1988年宪法实施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总统。

被拒绝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巴西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但没有明文禁止前总统在间隔一个以上任期后再次竞选总统。尽管卢拉已经入狱，但他在各类民调仍排名第一。如果他获准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作为一名因贪腐被定罪的政客，他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其中之一是《清洁档案法》（Lei Ficha Limpa）。

《清洁档案法》是卢拉政府后期由卢拉亲自签署颁布的，是巴西左翼政府推行的“参与式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部法律的立法模式比较特殊，不是通常由国会或总统提出立法草案，而是由巴西民众签名联署提出草案，然后提交国会两院通过。这部法律于2009年获得了130万个巴西民众的签名，并在2010年5月获得了国会两院全体一致的同意。由此可见，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巴西民众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

该法生效以后，遭到了巴西一些政党和社会团体提出的各种合宪性挑战。2012年2月，联邦最高法院（STF）判决认定其合宪、有效。该法实施后，每当联邦和州等各个层级举行选举之时，都有很多政客因不符合该法的规定，而被联邦选举法院（TSE）和地区选举法院宣布不具有参选资格。因此，卢拉本次被禁止参加总统大选不是孤例，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是右翼势力对他的定点迫害。

《清洁档案法》的核心条款规定，凡是涉嫌贪腐的政客，都在随后的8年内，被剥夺参选巴西各层级选举的资格。具体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被弹劾掉，前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和罗塞夫都属于这种情形。不过，巴西各层级被弹劾的政客为数不少。第二种情形是因面临弹劾而选择主动辞职的，这种情形也有不少。第三种情形是二审维持一审定罪的，即使他还有其他的上诉或申诉在进行。需要说明的是，只要二审维持了一审定罪判决，涉案者日后就失去了竞选资格，不需要再有“入狱服刑”这个条件。根据《清洁档案法》的这一规定，卢拉在二审定罪后就已经没有资格再参加总统竞选了。

然而，卢拉的辩护团队从巴西的现行宪法中找到了一条规定，试图为卢拉寻求“定罪但不服刑”的权利。这条规定是1988年宪法的第5条第68项。它规定：“当公民的行动自由因他人的违法行为或权力滥用而遭到暴力、胁迫的侵犯或威胁时，可颁发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源自中世纪的英国。巴西独立后，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Pedro I，1798—1834）曾经颁布过关于人身保护令的法令。1889年走向共和后，自1891年宪法起，此后的所有宪法，包括军政府时期的宪法，都规定了人身保护令的权利。

由此，卢拉人身保护令案件就成了与贪腐案完全不同性质的另一个案件。它不是刑事案件，而是一个与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有关的公法案件。卢拉团队向最高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不是想推翻对卢拉的定罪量刑，而是想让已被定罪了的卢拉不需要入狱服刑。这样，卢拉就可以向联邦选举法院登记为总统候选人，进而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尽管联邦选举法院同样可以依据《清洁档案法》剥夺他的竞选资格，但这是后话，卢拉团队试图先让他保持自由身再说。

卢拉辩护团队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清洁档案法》上述条款规定的第三种情形违反了巴西宪法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因为卢拉团队在此期间打起了“法律战”，同时提出若干个上诉或申诉。他们认为，在这些上诉还没有结果之前，卢拉不应该入狱服刑。第二，这个规定是对巴西人民意志的侵犯。人民有权投票给任何一位候选人，这是人民的绝对的民主权利。其逻辑不外乎认为：只要人民愿意，可以投票给一位已经被判刑的贪腐分子。

当然，经过冗长的法庭辩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6:5的分裂判决，判定卢拉入狱服刑，拒绝颁发人身保护令。当然，劳工党还可以在8月份坚持将卢拉登记为总统候选人，最高选举法院届时也会作出裁定，但结果已无悬念。

以反腐之名的政治阴谋？

卢拉本人、劳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卢拉是一场以反腐之名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它们的矛头指向了该国的右翼势力，认为它们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阻止卢拉参加总统大选，严防进步的左翼力量卷土重来。然而，阴谋论者们并没有关于这场阴谋的更多可信证据。

更可能的情形是，卢拉的确卷入了被指控的腐败案件。但就目前来看，他的涉案金额不大，只有区区一百多万美元。要知道，巴西是一个有着850万平方公里、跻身过全球经济六强的金砖国家，卢拉本人当政了8年且全遇到好年景，以他为首的劳工党执政了14年，如此一比较，他的贪腐数额似乎并不那么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从大环境上看，无论在巴西，还是在整个拉美，公权力腐败几乎蔓延至各个角落，政客贪腐已是旧闻，不贪腐才是新闻。巴西民众对官员腐败也早已习以为常，尤其是底层民众，他们还没有忘掉卢拉当政期间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就算他在法律上涉嫌腐败。

在一些人看来，卢拉的悲剧，并非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坏，而恰恰是因为他当时大权在握，更因为他现在还想重新掌权。这也是阴谋论泛滥的原因之一。

“没有人在法律之上”

在卢拉贪腐案和人身保护令案的审理过程中，巴西的司法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调查巴油腐败案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案件，司法机关专门成立负责该案的部门——“洗车行动”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像联邦法官莫罗、总检察长雅诺特（Rodrigo Janot）等一批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具有坚定法治理念的法律人群体。2017年6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巴西民众对这些司法界反腐人士的满意程度远远高于总统、国会议员等政要。可以说，巴西的司法机构和检察机构形成的法律共同体，构成了有巴西特色的制度性反腐机制。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巴西全国检察官联合会就卢拉入狱发表声明：“没有公民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论他是多重要的领导人，当过多大的官，没人可以玩弄司法。”可以说，卢拉入狱是巴西法治的重要胜利。它向全体巴西人昭示一个真理：没有人在法律之上，哪怕他是一位曾经深受爱戴的总统。

当然，在此也要区别法官的政治考量与政治势力的政治操作。至少目前来看，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有一股特定的政治势力，比如激进左翼强烈抨击的右翼，在蓄意陷害卢拉。但是，具体案件中的法官，比如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在卢拉人身保护令案件中的那些法官，做出判决时难免存在政治考量。6:5的裁决，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法官们自身看待这一问题的分裂和情势的复杂。

好在卢拉选择了主动入狱服刑，这体现了他对巴西法律和司法判决的良好尊重。卢拉以自己的行动向巴西民众传达的信息是：“我是清白无辜的，但我服从司法判决。”鉴于卢拉在巴西民间的巨大声望和政局的变幻莫测，他在狱中服完12年刑期的可能性不大。巴西宪法规定，总统拥有决定特赦和减刑的权力。也许下一任总统就会作出某些决定。

没有卢拉的卢拉主义

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卢拉个人的命运，还有后卢拉时代巴西政局的走向。卢拉的时代已经终结。他不可能在狱中竞选总统。本届总统大选以扑朔迷离和不确定性引人关注，但稍稍明朗的是，劳工党本届大选问鼎总统的可能性不大，左翼短期内整体看衰。

不容小觑的是，代表卢拉施政理念的“卢拉主义”在巴西上下依然具有牢固的民意基础。正如卢拉入狱前说的：“他们关我越久，这个国家将诞生更多卢拉。”在劳工党主席率先垂范后，近期有六十多名劳工党籍国会议员宣布将“卢拉”加入他们原来的名字之内。这样，巴西国会内部就涌现出了更多的“卢拉”们。这展示的不仅是党内团结，也体现了他们对卢拉主义的信奉。只要巴西贫富分化的严峻现状没有改观，卢拉的“巴西之子”的形象就将继续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东北部的穷人中间。

西班牙《国家报》还报道，巴西军方对卢拉案的看法也发生了分裂。一些将军在推特上明确表态，要求并支持司法机关将卢拉绳之以法。就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卢拉人身保护令案判决前夕，一位将军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卢拉成功逃脱牢狱之灾，“军队就应该履行恢复秩序的职责”。

巴西具有长期的军人干政的危险传统，历史上有多位总统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其中有一位总统是若昂?古拉特（Jo?o Goulart，1961—1964），因其激进左翼做法而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进而开启了巴西长达21年军政府统治。但自从1980年代中期军政府还政于民、文官政府建立后，军方人物在重大敏感政治事件上如此明确的立场站队或许还是第一次。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彼得?史密斯（Peter H. Smith）在《论拉美的民主》一书中写道：“20世纪业已走远，拉丁美洲的武装力量还没有彻底远离政治。它们只是退避三舍而已。在大多数国家，它们保留着决定是否、何时以及怎么卷土重来的选择权利。只要这一决定仍然操之于军队之手，那么，未来一切皆有可能。”（见该书中文版第127页）

但愿这种看法只是危言耸听，或者过于谨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