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成功后该怎么办？相亲成功后该怎么办呢

《桃花坞岁月风情》吴眉眉 著

与吴眉眉老师相识于萧山，到此地方得知她是来新夏先生的弟子，因为与来先生的关系，我与吴眉眉聊天的话题均是围绕她的老师。返京之后，出版社告诉我，制做了一些《古书之美》的毛边本，用以作为赠送书友的小礼品，于是我就给吴眉眉呈上一册，她很认真地回赠我两本书，此为其一。　

看到本书的书名，我马上想到了桃花坞版画，然翻看该书，却与我的想像相去甚远。因为本书所讲述的，乃是关于明清时期苏州的岁时风俗。吴眉眉将这些风俗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而后讲述每一季的细节。

明清以来，江南乃是中国的藏书中心，我对这方面的资讯了解较多，对于民俗却未曾留意过。翻看此书，方知当地有那么多的讲头，而吴眉眉均能找到相应的古代绘画作品与之相匹配，可见其做事的仔细认真。

夏之卷中有《船菜》一篇，我对这篇文章感兴趣，其实也是偶然。几个月前在南京寻访，经过薛冰老师的介绍，得以结识南京著名建筑师陈卫新先生，由此而得知陈先生恢复了不少老的建筑，他的作品之一是处在钟山上的一片密林之中。承其美意，当天晚上陈卫新请我等前去这个复古建筑内进餐，在这个餐厅内让我终于明白了，何为不漏痕迹。经过陈先生的讲解，我才能看出他对这组老建筑在哪些方面动了手脚，而又是如何做到新与旧之间的协调。

在吃饭的过程中，陈卫新先生向薛冰说，他的朋友想在南京夫子庙的水面上恢复著名的船菜，为此想听听薛冰的意见。薛先生果真对此很在行，他详细讲述了船菜的特点以及开发的难度，虽然他所谈的一些话题我并不懂，但由此而记住了“船菜”二字，没想到两个月后，我就在吴眉眉的这本专著中看到了相应介绍。她的这篇文章首先引用了包天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的描绘：

苏州还有一种特级的筵席餐，名‘船菜’。船菜是在船上吃的，画舫笙歌，群花围绕，这种菜，不贵多而贵精。可是一席菜，却分了三个时候吃，正符合了一日三餐之制。主宾们初到船上时，饷以点心，午餐饷以便餐的一小部分，晚餐饷全餐的一大部分，名菜有密炙火方、五香乳鸽等等，总之是清丽文章，不是浓重的论调也。其价值如何呢？可以答之曰，没有明价。原来坐一天船，吃一席菜，以及各种犒赏、花费等，都包括在内，全凭老爷赏赐，吝者至少亦给八十元，豪者可给百余元，他们不加分件，亦可以说‘此时无价胜有价’呢。

以我的理解，看来这船菜是典型的看人下菜碟，这有如“黄金有价艺术无价”那句废话，而船菜的高妙之处，吴眉眉在文中有着详细的介绍，我不清楚这些细节的描绘是她的亲自体验还是耳食之言，不管怎么说，能够把这些细节介绍清楚，已然是留下了一段历史掌故。我决定下次到苏州时，就拿着她的书到饭店去点菜。

《胥口放舟入邓尉》吴眉眉 著

吴眉眉写书喜欢起一些诗情画意的书名，我就不会给书起名字，往往太过直白而缺乏韵味。从该书的小引中，我得以了解到她的这部专著讲述的是苏州吴中区胥口、香山、穹窿山和光福一带的人文遗迹。

与上部书不同之处，乃是本书内所配的图片。上一部书所配者主要是古代绘画，本书则以照片为主，正是这些照片的精美，被我看作该书的重要亮点，一幅幅的翻阅这些照片，许多是大场景、大场面，这完全与江南小女在气象上形成很大的反差。我的摄影水平很烂，因此最为羡慕那些令人惊艳的照片，而本书所配的照片，以我的眼光看，绝对达到了专业级。在萧山与诸暨与吴眉眉共同开了两个会，相处的几天中，我并未看到她手持专业相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竟然有着如此高超的摄影技巧，这更加印证了那句俗语：海水不可勺舀。下次与之见面时，定向其仔细讨教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准。当然，她肯定会教得很累。

吴眉眉的这本专著谈到了当地多处的历史遗迹，其中有几个我也曾经访得，故而读她的文章颇感亲切，而未访得之处恰好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比如她的文中谈到了渔洋山上的董其昌墓，此墓我在六七年前曾去寻找过，却未曾得到结果，根据吴眉眉的描绘，看来下次找到该墓应该有一捷径。她的文中还谈到了倪瓒，倪瓒的墓虽然我已访到，然而其文中所谈到的其它几处遗迹也是我未曾了解到的资讯，这也算是开卷有益的现实注脚吧。

《纸色斑斓》黄显功 著

显功先生乃是上海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也许是工作回避的原因，黄主任并不藏书，然而他却对藏书票情有独钟。这么多年来，我拜读过很多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跟藏书票有关者，当我收到他的这册赠书时，从名书上就本能的认定，这又是一部谈藏书票的专著。然而翻阅此书，我才知道自己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

黄先生的这部新著，收录的内容全是他近十几年来给自己和他人所写的序言，以及一些刊登在不同刊物上的散见之文，这样的书大多会被称为“某某集”，而黄先生别出心裁，竟然起了这样雅致的一个名字。其实本书内还是谈到了藏书票，只是篇幅较少而已。本书分为“故纸秋色”、“卷册流光”、“遗墨生辉”、“图像剪影”、“纸上宝石”、“印痕映彩”，以我的感觉，每一节的名称都可以用作单独的书名，可见黄主任也是起名高手。而这些章节中的“纸上宝石”谈的就是藏书票专题。这个专题中，其中一篇的名称为《纸上落英》，该文乃是一本书名，而此书他也曾赠送给我，里面收录的就是藏书票。

对于藏书票这件事，我颇为纠结，纠结之处乃是如何来处理藏与用的关系。以我固陋的认识，藏书票有如藏书章，乃是为了使用，而如今藏书票如同新邮票一样，主要是用来收藏，与使用相去甚远。我曾跟黄先生特意讨论过这个问题，显然他的观点要比我大度得多，比如这本书中又谈到了他的这个观念：“当藏书票成为藏书者的书房宠物后，深受文化名人的喜爱。在藏书票逐渐脱离其实用性而日益突显其艺术价值时，它成了文化名人们独特的文化名片。”看来潮流不可阻挡。既然反抗无效，那就从了吧。

本书还是让我知道了很多其他的新信息，比如上图所藏的手札在具体数量以及来源：“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达十三万余通，名列国内各大图书馆前茅。其来源一为捐赠，如张元济、李宜龚、陈植、叶景葵、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和茅盾之子韦滔等人的收藏；二为采购，如历年购自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旧书店；三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的征集品。近年来，本馆所属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积极开拓手稿文献的征集，当代文化名人的书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看到这样的数字，很容易伤到自己的小心脏，毕竟爱书之人大多有收藏手札的偏好，而我也将藏书家手札搞成了一个小专题。这么多年来，能够收集到几百通喜欢的手札，已经费了不少的气力，而上图的藏量岂止是让人气馁，简直是让人绝望，看来搞收藏首先要识相，至少在黄先生面前，再不要提自己也藏手札。

《微说北大》杨虎、严敏杰 编著

该书属于肖东发先生主编的《北大文化丛书》系列，由杨虎先生赠送给我者。大概在几个月前，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我在那场会上是第一次见到杨虎先生，但对他的大名早已耳闻，这缘于我跟肖东发先生的交往。我与肖老师相识多年，不仅是因为共同的爱好，更多者是我很敬重肖老师的人品，然而不幸的是，肖老师因病去世了，而杨虎正是肖老师的得意弟子。那些年，杨虎跟肖老师共同出过不少的书，而我正是通过他们的合著知道杨虎先生的大名。

这次相见，我们的话题当然又聊到了肖东发老师，而杨虎瞬间就要落泪。前一度我在青岛的一场会议上认识了青岛阅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文彦老师，我们也聊到了肖老师，而张文彦立即泪盈，我方得知她也是肖老师的弟子。肖东发的这两位弟子如今在事业上都有了不小的成就，比如杨虎先生现任北大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副书记，但他们提到自己的老师时，都是如此之激动，由此可见肖东发在生前对弟子是何等的爱护有加。这样的师生之情真是令人叹羡。

会议结束后，杨虎先生赠送给我三本大作，此为其中之一。我首先写这一部，则是缘于该书笔调轻松，我觉得以上的话题太过沉重了。本书是采集于各种媒介，内容则恰好谈的是北大名师的掌故，以及这些名师与弟子们的交往趣闻。这些趣闻都被该书的两位编著者组成了一篇篇的小短文，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阅读这样的书，不止是轻松，还能让人会心的微笑。这本书无论其编排形式，还是分类方式，都让我不断地想到著名的《世说新语》。比如其题目，起为“授教第一”、“德行第二”、“气节第三”、“神采第四”等等，这显然也是《世说新语》的玩法。

《微说北大》之书最有趣之处，并非只是夸赞名师的德行，更多者是以轻松的笔调来调侃这些大师硕儒，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据沈尹默回忆，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堂上，然后退出，下课照旧如仪。其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　

为什么这位老师不让学生们看自己的讲义和教科书呢，文中不作解释，任由读者去脑补，而辜鸿铭更是一位段子手：“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他还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看来这位辜大人果真放眼全球，哪怕他是调侃，但这样的话放在今天，也会让不少的人感到受用。而黄侃当然是名师中的趣人：“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戛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相比较而言，俞平伯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板一眼，但是《微说北大》中一个段落却颠覆了我对他固有的认识：“俞平伯个子不高，头方而大，镶金牙，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俞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俞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声情并茂地唱读一遍。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学生想要知道其之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后来学生忍不住问他：‘先生，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好法呢？’俞十分认真地说：‘不知道。’因此学生欲知其中奥妙，终不可得。”　

这本书有趣之处也正在这里吧。本书中还有几百个这样的段落，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拿来一看喽。

《中国出版史》肖东发、杨虎 主编

此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这样的高头讲章当然没有以上的那本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但论知识性与严肃性而言，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读这样的书更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相比较而言，我在写文中喜欢引用古书中的原文，以此来证明我的所言真实不虚，而今文研究成果当然要选择可靠者，以便让自己的引用不会出太大的偏差，故而杨虎兄在赠我此书之前，其实我早已购买了一册，因为我想看一看，他跟肖老师是从哪个角度来解读中国自古至今的出版史，翻阅该书，确实给我以不少的新启迪。

近期我刚刚完成官书局寻访一书，正准备给这个书系写一篇总序，而我在《中国出版史》一书中，详细地阅读了肖东发和杨虎对于官书局的看待，而他们的观点深契我心，尤其是下面这一段文字：

太平天国运动的大部分领导者不懂得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把大批古籍用火烧水浇的方法予以毁灭，在客观上给中国文化典籍带来巨大损失。同时，由于太平军与清军的连年激战，东南诸省的典籍遭破坏的现象尤为严重，许多知名的藏书楼付之一炬，不少珍本、善本及其刻板被毁，如常熟毛氏汲古阁、鄞县范氏天一阁、昆山徐氏传是阁、桐乡鲍氏知不足斋、阳湖孙氏平津馆、海宁吴氏拜经楼的藏书就多有散失、损毁，其中尤以天一阁为甚。与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运动遥相辉映的是北方的捻军起义，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的书籍也遭到了破坏。加上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我国古代藏书楼和图书出版业造成的损害，全国各地尤其是太平军活动地南方地区，不但大批珍贵典籍失传，甚至连平日士子常读的《四书》《五经》也极罕见，读书人简直到了无书可买、无书可读的地步。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的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多是文人出身，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战争的胜利使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着信心，他们企图通过振兴封建传统文教来达到自强的目的。在他们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始建立起庞大的官书局出版体系。

已经发生的历史不可更改，但古人同样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心底企盼着这样的愚昧不再重演。也许这正是读这部《中国出版史》于我而言的最大心得吧。

《文化的坚守与运营――畅销书出版营销研究》杨虎 著

对于畅销书的研究，此为我读到的第一部书。虽然说畅销书这个词组是出版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同样也是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哪怕是艰深的学术著作，如果能多几个人读到，那作者的思想也能够有更多的传播，如此推论起来，恐怕少有人希望自己写的书不被更多人读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也不没必要写成书，将学问烂在肚子里也就足够了。

当然，出版商更关心营销问题。正如斯坦利·昂温在《出版概论》中所言：“如果赚钱是你的首要目的，那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业的报偿远不只是金钱。”同样，皮特·迈耶在《畅销书》中论述得更为直白：“我们必须扩大销路，把书卖出去。人人都得读我们出版的东西，否则干这一行还有什么意义？”

那么，何为畅销书呢？或者说，从什么时候有了畅销书的概念，杨虎的这部专著使我在这方面的概念得以清晰，他在书中称，畅销书一词起源于美国，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世界。该书引用了约翰·苏特兰所言的一句话：“《牛津英语辞典》标明，‘畅销书’一词源于美国。人们凭直觉感到这个词源是正确的。这个词与‘影星’‘流行唱片目录’或者棒球‘名人榜’一样，听起来带美国腔。”

然而这是外国人的所言，那么中国何时有了畅销书这个词呢？杨虎称他所收集到的资料，是董鼎山所撰《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一文，该文刊载于1979年的第二期的《读书》杂志。但是这种论述方式乃是专指首先出现的词句而言，而中国的畅销书恐怕要比这个时段早得太多。杨虎将这个时段追述到了晋代以后出现的“《三都赋》成，洛阳纸贵”，显然某部畅销书的出现，能把市面上的纸都搞得紧张起来，可见其畅销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畅销书对于图书市场而言，其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人们的想像。杨伟所撰《2011-2012年图书出版业报告》给出了这样的数据：

“历史数据表明，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存在典型的‘80-20效应’，即占市场在销品种比例不高的畅销书却能够为整个图书零售市场贡献高比例的码洋。在过去六七年的时间里，这一趋势仍旧在不断加强，2011年的表现尤为突出。2011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动销的110万种图书当中，监控销量排名前5%的图书品种为零售市场贡献了60.38%的市场码洋，码洋贡献首次突破60%。可见，畅销书无疑已经成为拉动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是畅销书一词究竟是褒义的还贬义的呢？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

且不管这句定语是否准确，至少在今日的出版商那里，畅销书是梦寐以求的追逐对象。近几十年，最先出版的畅销书应该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然而通过杨虎在书中的引用与分析，让我得知这部书的出版竟然如此之不易，看来能够写出一本畅销书，作者很关键，而出版人更关键。这有如“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正是伯乐的珍罕，使得太多的好书难以面市。真盼望着当今的出版行业从业者都认真的翻一翻杨虎的这部专著。

《读书绝句三百首》戴建华 撰

此书为自印品，虽然装帧和印刷均很认真，然书封上没有出版社名称，扉页上也同样未曾显现出版方，仅表明该书的总印数为360册。

几个月前，我在诸暨开会时，就看到了戴先生所持此书的样书，他原本想以此书作为礼品赠送给与会者，但赶上北京地区多家印刷厂的限产，使得这部专著未能如期印出。事后，戴先生将此书一一寄赠给他的朋友，我也得到了精装和毛边各一，而戴先生在寄书之时，又将每一册作了塑封，其认真程度受到了得书者的广泛夸赞。

翻阅此书，可以看到戴先生视野之广泛，他每读到一书，都会写一首七言绝句，而后在下面以半文言的形式写出自己读书的感想。这种撰写方式颇类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我对于该书有如下的谬见。

一：以版本论，戴先生所读均为当然出版物，然而书的内容却大多是涉及到中国的传统名典、名籍。

二：就其所读这三百部书来论，若以四部分类法进行归类，戴先生应当最喜集部，其次为子部，再次为史部，而以经部所谈最少。尽管书中提到了《诗经》，然从其所论来看，他是以诗歌总集来看待《诗经》者，就这个角度来论，仍然属集部。他在第一首《读＜诗经＞》中提及：

故余读书未从《千字文》，读诗未从《千家诗》始，直读《诗经》宜于朗诵之篇，以之多识文字并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囫囵吞枣，渐次领悟。以童蒙印象而言，余自幼最爱者《关睢》《蒹葭》之伦，确易上口；《黍离》《采薇》之属，先文德公吟诵最情者也，当时情景，闭目立见；《汉广》，余随先文德公于漳水之滨锄草放牧，读之如临其境者也。公劳作之余，亦诵《七月》长篇之类，沉吟流利，颇为中听。

三：就读书口味论，戴先生厚古不薄今。此书分为三辑，而其第三辑所论之书全为当代学人著作。总体来看，戴先生读书颇为正统，虽然他偏好集部，这也是近百年来社会风气使然。然而他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读古书，又以传统的方式来撰写读书札记，这样的作法至少让我读来受益颇多。

《柯劭忞诗集校注》 崔建利 校注。

某日接到崔先生的两部赠书，此为其中之一。我与崔先生素昧平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专著，当然很高兴，翻阅这两部书时，从中看到了崔先生所书大札，崔先生在先信中作了自我介绍：“我是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的崔建利，经丁延峰副院长引荐，得以与您联系。”

丁延峰先生的大作我拜读过多部，却不了解他已经做了研究院的副院长，而后崔建利在该信中谈到了许多少有人了解的学术资讯，我在电邮中征得了他的同意，现将本信中有文献价值的部分摘引如下：

我目前正在作柯劭忞年谱长编，已蒙俞国林编辑允入中华书局近代学人年谱系列，初稿近三十万字，已交俞编辑审阅，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查漏补缺和修改。前些时间于您大作《芷兰斋书跋四集》中得见《蓼园文集》，始知各类文献所载之《蓼园文集》果真存在，且被您收藏，真是喜出望外。因何氏平生资料少而星散，其生前除《新元史》（部分手稿您也有藏，甚幸！）因我曾从某文献中看到过，徐世昌为刻毕《新元史》后，柯氏竟然将书稿焚烧了，并将脚烧伤。从您书中对《蓼园文集》的简短介绍看，文集中应主收奏疏和墓志铭等。国图所藏柯撰墓文拙稿均已整理入长编中，《蓼园文集》中所收墓文肯定有不少未流布者。另外尚有书信等，《蓼园文集》中肯定不少。这于柯氏长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很想一睹为快，并将其中未曾识见之资料编入年谱长编中。我会遵照规范的引文要求，在谱中注明资料来源。

由此而得知崔建利先生对于柯劭忞有着深入的研究，除了本《诗集校注》外，他还在做柯劭忞年谱长编，这样的作品不但是嘉惠士林，就我个人而言，想来也有很多的受益之处。正如崔先生所言，柯劭忞的稿本我这里也藏有一些，而崔先生的这封信也让我了解到了一些未曾知道的史实，比如柯劭忞焚烧书稿事。而今崔先生需要我所藏稿本，就我而言，当然愿意呈上供其使用。

为此我明确地告诉崔先生，可以使用我的所藏，而唯一的罗嗦之处，则是手稿在库中，而我的书库并未做详细的分类，寻找时可能要费一些周折。

翻看这部《柯劭忞诗集校注》，让我了解到一些柯氏与其他藏书家交往的故事，比如其中有一首《叶焕彬丽楼藏书图》，看来这是柯劭忞看到了叶德辉的藏书图而写的一段跋语，此诗的前半部分为：

昔余持节来衡阳，访旧再登君子堂。

元钞宋椠恣评量，十五万卷森琳琅。

湘潭袁氏巴陵方，叶家收城与颉颃。

石林以后称文庄，津逮后学源流长。

有贤子孙企前良，聚书能读兼能藏。

覃揅经史为文章，旁搜百家簁秕糠。

虞初小说穷荒唐，百川归海流汤汤。

由此诗可见柯劭忞对藏书掌故了如指掌，所以他能列举出这么多藏书前贤，以此来夸耀叶德辉藏书之富。我对藏书楼图一向有兴趣，而叶德辉的《丽楼图》我却未曾看到过，不知今天此图流落到了哪里。

两个月前，我在北京的老城区内寻找盛昱故居，那一带除了地名没变，其故居已经看不到踪影。然从这部校注中，却读到了柯劭忞作的《过盛伯羲祭酒故居作》，看来柯劭忞比我有眼福，他前往此地时盛昱的故居仍然存在。然而读他的这首诗，却品味出压抑不住的悲凉，我引此诗前几句如下：

寒城颓白日，车马骛中逵。

旧邸掩重扃，伫望有余悲。

王孙昔高蹈，泰运未凌夷。

奸雄睨龟鼎，邂逅哲人萎。

一个时代过去了，后世对于前代的追忆，总是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的辉煌，而对于过去那个年代所产生的悲凉，则有意无意的被忽视掉，这应当是一种善意的选择性忽略吧。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念前辈们的美意。

崔建利的这部校注，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当然是关于《新元史》，该书附录中有多篇与《新元史》有关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我撰写《新元史》手稿跋语大为有用。这些附录中，有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政府公报，这段公报谈到了《新元史》刻印时所用的纸张以及当时的售价，我将其引用如下：

胶州柯凤荪学士积平生学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其书网罗宏富，远过旧史，备见大总统序言暨教育部呈文中。今依乾隆殿本二十四史式样精刻告成，全书分装六十厚册，用夹连宣纸装印。纸墨精良，每部收回工本实洋九十元，在王府井大街印铸局政府公报发行处及琉璃厂保古斋直隶官书局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富晋书庄等处寄售。

这段公报对我有价值之处不仅以上所言，更为巧合的是，我在崔先生的下一部书中读到了文楷斋主人刘春生的故事，而本公报详细写出了《新元史》的刊刻处，这些史料当然很有用，而这也是我感谢崔先生之处。

《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崔建利 著

崔先生的这部专著，对我而言最为实用。民国期间多位大藏书家都刻了不少的丛书，有些情形相关论述讲得比较明白，还有一些却是我所未曾留意者。

就刊刻质量而言，北京的文楷斋乃是那个时期的翘楚。对于文楷斋所刻之书，人们大多是跟董康联系在一起，而我也本能地认为文楷斋乃是董康设立的一个刻书处。如果用客观一些的语言来说，也有可能是他培植的一个刻书地。然而崔建利则在该书中称：

文楷斋主人刘春生原为北京杨梅竹斜街龙光斋刻字铺徒工，学满出师后即离龙光斋而独立经营。最初是专给民国大总编徐世昌刻书，名为“承办公府刻书处”，至民国八年（1919）5月16日，改用文楷斋字号，才正式对外开张，接受他人刻书。文楷斋最盛时期拥有三四百工人，写手就有30多人，以写宋体字为主，其中汪敏斋写得最好，其秘诀是掌握“六笔法”即横、竖、钩、撇、点、捺，所刻书颇受人称道。由于刻书规模越来越大，后来又租了法源寺的地方作为铺房。

杨梅竹斜街乃是东琉璃厂向前门方向延伸的一段路，在这个路上我也走过无数回，但我并不知道在这条街上曾经还有这样一个该书铺。而这家书铺竟然能够培养出来像刘春生这样的刻书界重要人物。关于龙光斋的情况，崔建利在此书中引用了贺葆真于1919年9月21日日记中的所言：

观刻《新元史》承办者龙光斋，刘君新组织刻字处于此，名曰文楷斋，刻工百余人，所刻《新元史》外尚有数种，皆巨帙也。云总统政书亦归敝处承办，仍兼刻石。今日方拓新刻康南海所撰墓表也。文楷斋既成立，遂脱离龙光斋，而龙光斋仍存在。

这段史实我从未读到过，由此可见崔建利在查找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尤其谈到对于《新元史》的刊刻，而该书的一部分书稿因为在我这里，崔建利在文中也讲到了一段史实，而这段掌故也是我未曾了解到者。

他的这部专著中也列出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老牌出版社所出大部头丛书。我更关注一些藏书家所刊刻之丛书，此专著中谈到了罗振玉、叶德辉、徐乃昌、刘承幹等人，这些书我大多有藏，当然读来最感亲切。

《善本书室藏书志》 丁丙 著 曹海花 点校

该书乃是浙江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浙江文丛》之一种，乃是该社社长寿勤泽所赠。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我索要得来的一套书。前一段我在杭州找到了丁丙的小八千卷楼，关于丁氏昆仲的文章，我已写过多篇，如今又找到这处遗址，以我个人的习惯，同一人若写入不同的文章，总要想办法找到一些未曾使用过的史料。某次在浙江图书馆开会时，我听到了该馆古籍部副主任曹海花老师所作报告，她讲述了浙江古籍保护中心近些年所开展的相关业务，而后有朋友告诉我曹海花点校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已经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但是这是一部大部头著作，我跟曹主任素无交往，冒昧向其索要，显然难以张口。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后不久，我在诸暨开会时遇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几位领导，而寿社长尤为热情，正是他的热情鼓励我向其索要这部书志。我的借口是网上买不到这本书，寿社长仁慈宽厚，马上安排本社相关人员给我邮寄。

然而未曾想，我收到的书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寄成了另外几本，而我等着需要的《藏书志》却未在内。于是立即与寄书人联系，他说马上给我抽换，已寄出之书也不必退回，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之事：不但得到了这部《藏书志》，还意外得到了另几部欲得之本。这对于爱书人来说，其欢喜程度局外之人难以想像。

翻阅本书的点校说明，让我对这本书志有了新的认识：

版本、目录学方面，丁氏的突出成就体现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和《八千卷楼书目》二书上。《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附录一卷，乃丁丙记载家藏善本的书目题跋，他将小八千卷楼中所藏的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抄善本以及稿本、校本共两千余种汇编在一起，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并撰有解题，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排列。其中，对藏书印章记载尤为详细，对藏弆源流和藏家生平屡有述略，故而具有较高的藏书史料价值，虽称不上缪荃孙序中所言“书目中惊人之秘笈”，但丁氏独具慧眼，自有其可称道之处。

看来，我的索要大有道理，这果真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而我每次翻阅这部书时，都会感念寿社长的这份美意。

《草窗韵语》影印本

此书为太原李勇强先生所制作，承其美意，赠给我一部，我未曾问他何以有此之赠，以我的理解，他应当是读了我书中之文，因为我曾经念叨过，梦想着哪天这部宋版妖书再现人间，而幸运的为我所得，到如今该书原本究竟藏在哪里，至少我没有打听到任何的线索。虽然说，拓晓堂先生有着他的猜测，但我认为那个猜测不是实情。

既然原本一时半时难以得到，那么得到一部影刻本，也算聊慰思书之情。民国年间，曾以影刻的方式出版过《密韵楼七种》，而这部《草窗韵语》为七种之一，我也得到了一部惟妙惟肖的影印本，而今李勇强先生又将其影印出版，虽然说是已备之书，仍然李先生为影印此书所下的工夫，着实令我佩服。他曾写了篇介绍之文，发在豆瓣上，那篇文章对该书的来龙去脉讲得详详细细，我也用不着在此罗嗦。然而，李先生为影印此书所下的工夫，却令我为之叹服。我将该文中所提到的制作方式及原料引用如下：

底本－－乌程蒋汝藻密韵楼影印宋末刊蓝印本

依据底本情况－－300dpi高清扫描灰度图

修版－－历经一月有余，一号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是这本书，能让人静下心来，放大至500倍以上，一个点一个像素的修正，去脏。力求在高质量底本的基础上清晰呈现。

开本－－框高框宽原大复制，开本28.5X18.5厘米。

印刷颜色－－靛印本（也就是蓝印本，认真对比了原本对蓝印本的颜色掌控，使用了标准靛色颜色值CMYK:C95 M80 Y0 K0）

封面——手工深蓝瓷青宣纸封面。

内页－－福建连城连史纸或泾县白宣

签条－－掺入苔藓实物手工宣纸，云龙长纤维草绿色手工宣纸。

书根－－灰色书根字

装订线－－法国爱马仕皮具专用麻线FIL AU CHINOIS，法国本土生产，始于1820年，蜡性很大，极细，防水防风化氧化。非常见的钓鱼线，风筝线，纳鞋底线。采用三束麻纤维，经过高温淀粉及蜡质浸泡后，再经过马毛打磨而成。

包角－－湖州三丝绢

印制－－ctp胶印

套函－－江南深蓝纯绵布

虽然说，有不少的公司在影印典籍时也会下不小的工夫，但若像李先生这样，能够将具体情况一一列出者却不多，至少我认为这个方式值得效仿，以此给后人了解书籍的制作情况提供一份翔实的史料。我听李先生说，接下来他还要影印罗振玉以珂罗版方式影印的《草窗韵语》，这是一个好的想法，毕竟，无论影刻多么精细，都难以达到照相制版的精度，如果看那部珂罗版本，方能更清晰的看到宋版的精神。

虽然这么说，其实并无贬低影刻本之意，毕竟影刻乃是专门的一套制版技艺。以我的理解，这有如写实油画，这是一种艺术，然而这种艺术无论画得多么传神，其实都不如一张照片更能展现实物的原貌。如此说来，影印和珂罗版，其实各有各的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期待着李勇强影印出版珂罗版本的《草窗韵语》吧，毕竟，那部珂罗版本流传也很稀少。

《来燕榭诗存》黄裳著曹彬辑录

今年二月初，我收到了苏州藏书家何文斌的微信，他告诉我说自己跟朋友从黄裳的文集中摘录出来一部《来燕榭诗集》，想线装印出，并且是用来赠送朋友的非卖品，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想得到容家后人的授权，希望我能帮助联系此事。

黄裳先生是书界前辈，他的藏书题跋乃是当今爱书人最喜爱的文体之一，然而黄裳先生还写过古体诗，我却是未曾留意过。如今有朋友能义务将他的诗集搜罗在一起，汇编成册，哪从个角度想来都是一件好事。于是我自告奋勇，立即与黄裳的二女儿容仪女士联络，容仪说，她会将这封微信转发给自己在美国的姐姐。

看来容家人对这件事情比较谨慎，因为容仪问我是什么人要印此书，以及印书的相应细节等，其实这些细节我一点都不了解。但事以至此，只能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容仪称可以让我的朋友直接跟她姐姐联系，但邮箱她要到第二天才能转给我。而恰巧第二天一早我要到乡村去寻访，所去之地较为偏僻，友人已提前告诉我那里没有手机信号，于是我主动说，如果现在发微信不方便，那我就暂时告诉朋友等过一段再联络。容仪表示理解。

转念想到，我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谨慎而耽误此书的出版，于是将此消息转给何文斌，告其有负所托，并向何兄表示歉意。何文斌表示理解，说会将此消息转告给朋友，而后又给我来微信称：“本来想印一百册线装，手工毛边纸，聚珍仿宋字，分赠喜欢黄裳先生的书友。既然容家后人不允许，就算了。”对于该书的制作方式，何文斌又说：“小版心，天地舒朗。非卖品。那位刊印的朋友很向往黄裳先生夫妻之间的鳒鲽情深。再一个他今年结婚，作为一个向前辈致敬的纪念。”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想法，看到何先生的这段微信，因为我而未能将事情办成，大感惭愧。对于黄裳先生的这些诗作，何文斌在微信中又说：“诗都是黄裳先生已经发表过的，且不作评论。只是照公开出版物的内容辑录。”虽然我知道何先生的所言自有其道理在，但就版权来说，如果出版和辑佚某人的著作，若在版权期内当然要征得版权继承者的同意，对于这件事，我也只能爱莫能助。

大半年过去了，我却收到了苏州黄彬先生寄来的这部《来燕榭诗存》，虽然说，这不是他们事先预想的线装本，但翻阅这本诗存，也足见其为此费了很多的心力，同时也让我知道了何文斌所说的朋友，原来就曹彬先生。曹先生在此《诗存》前写了一篇序言，其在序中首先称：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黄裳也写诗――旧体诗。当然黄裳本人也从未以诗家自居。他在《露间诗》一文中就明确说过“自己既非雅人更非诗人”；在给姜德明的信里也谈到过对“少作”的态度：“我尚为之作了不少诗，数年前曾以《露间诗草》题发表于《大公园》，每诗后各有小记，不知兄曾见之否？此不拟入集之文也。”

看来，曹彬先生是位细心之人，他留意到黄裳也写旧体诗，而他将黄裳的这些诗辑录在一起的原因，序中解释到：

两年前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语涉黄裳诗作，让人颇感意外。更意外地是，作者误把一组余怀的诗归入黄裳名下，显是疏于查考所致。乃突发奇想，搬出庋藏“黄书”，开启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觅诗”之旅。

看来，曹彬对黄裳之爱，也是深入骨髓，所以他才会做这样一件事。而对于该《诗存》的情况，他又解释到：

黄裳未尝有诗集刊行，故他的诗均星散在各个时期的散文和书跋中。从最初的《锦帆集》，到近年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凡确定是黄裳本人的诗作，便从文中抽出，迻录于别纸，费时一周有余，首尾得诗四十一首。在抄诗时又发现，诗和文往往互为注脚，无法截然分割。思虑再三，决定不厌其烦，将相关背景原文缀于各诗之后，作为“纪事”或“案语”。抄录途中，偶遇异文，则顺为辨析之。

翻看曹彬、何文斌等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我的确能够看到他们的用心，这本诗集首先以软体字排出黄裳的诗作，次页则由苏州书法家宣烨以不同的笺纸，将这些诗作抄录一过，而对于诗中所涉史实，以及辑录此诗的出处，则以小字竖排的形式，排在每首诗的后面。关于编排此书中所遇到的问题，曹彬在后记中有着简略的交待，正如他所言，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回他终于尝到了编书的苦头。他告诉我说，本书总计制作了300册，全是用来送朋友，其中毛边60册，光边240册，而他送给我光、毛各一本。对于该书的版权问题，曹彬说他还是托何文斌与容家打过了招呼，想来容家后人能够看到这样精美的诗集，也应该挺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