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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以洋洋洒洒以六七十万字的篇幅，勾勒了自黄巾之乱到三国归晋近百年间，塑造了一千余个人物形象。这其中，如刘关张、诸葛亮、曹操、周瑜、司马懿等核心角色在中国人心中均可谓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而其中最为顶尖者，莫过于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评出的“三绝”：

“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

这里的诸葛亮为“三绝”之首，是谓“智绝”。毛宗岗又对这一“智绝”加以详解：

“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在毛宗岗眼中，“识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八阵”、“木牛流马”均是其“贤相中第一奇人”的注脚。其实关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之功业，另有一幅绝妙之联加以描绘：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不过无论是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还是这一幅囊括数字方位五行的对联，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两场重头戏——也是两场舌战：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

从《三国演义》中两次舌战爆发的背景来看，舌战群儒发生在赤壁之战前夕，直接推动了孙刘联盟的建立；骂死王朗发生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际，身为曹魏三公的王朗直接“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魏军士气大挫。这两次舌战，从影响上看，未必输于“七擒”、“木牛流马”或是“水面偏能用火攻”之事；从意义上看，则远远不只是烘托诸葛亮的口才那么简单。更进一步说，从提出《隆中对》开始到星落五丈原，诸葛亮一生奋斗的策略、蜀汉一朝立国的路线，均能在这两场舌战中找到指引；这两场舌战未被毛宗岗列在“智绝”的脚注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舌战群儒：艰难留庙祠

舌战群儒一事乃《三国演义》所虚构，出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历史上确有诸葛亮出使江东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之事，但这一场舌战只爆发在孙权与诸葛亮两人之间。《三国演义》将这一段内容进行了扩充，在过程中加入了江东众谋士以“车轮战”之势进行诘问责难的情节，极有深意。

舌战群儒发生在长坂坡之战后、赤壁之战前，大约是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至十二月间。这一段时期，是继董卓之乱以来最为关键的时期：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兵不血刃拿下荆州，天下大势开始向统一倾斜了。

在此之前，鲁肃提出《榻上策》战略，认为孙权可以“竟长江所极”与曹操划江而治；诸葛亮提出《隆对中》，认为刘备可以“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然而曹操破荆州、下江陵之后，孙权、刘备两家兵力相加也不足曹操的五分之一，如鲁肃、诸葛亮、周瑜等人以凭什么相信能与曹操相抗衡呢？

除了孙权、刘备二人皆“人杰雄才”、“命世之英”外，更重要的是两家有着赖以立足于乱世的优势。赤壁之战前群雄割据，形势错综复杂，曹操、孙权、刘备都有问鼎中原的机会，天下是统一、二分还是三分皆有可能。

曹操的优势最为明显：人才众多、军事、经济力量强大，政治上“奉天子以令不臣”；刘备的优势则是身为汉室宗亲，能以正统自居、擎起“复兴汉室”的大旗；孙权所赖者为长江天堑，政治资本则相对薄弱，只能以周瑜所言的“为汉家除残去秽”为口号——而这一口号与刘备的“复兴汉室”其实是相一致的。

从曹操与孙权联盟两者来看，曹操胜于军力而孙权联盟胜于道义。从孙权联盟内部来看，孙权胜于军力而刘备胜于道义。从历史角度来看，两股力量的平衡是孙权愿意与刘备平等结盟的基础，但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则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让孙权认清刘备所具有的政治优势，而江东的主降派也势必要通过外交手段破坏诸葛亮的联盟提议，于是舌战群儒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然而这一次舌战又是极不平等的舌战：诸葛亮的论点必然是忠孝大义，而这正是江东群儒的薄弱环节；江东群儒必须尽可能地绕开政治理念去论证曹操的“不可战胜”，而这又不免落入了士大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陷阱。辩论与战争不同，拼的本就是道义逻辑，诸葛亮在舌战之前已经占尽上风，这一战也便自然成了“以强凌弱”的典范。

首先看诸葛亮对张昭。《三国演义》中言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这并不算是夸张，赤壁之战后曹操命阮瑀给孙权写过一封书信，希望孙权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子布是张昭的字，曹操这是将张昭视为刘备一般的大敌了。

张昭之辞极讲排场：

“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

这一番立论虽然用语华丽但中心单一：张昭不提大义，只讲诸葛亮投刘备后屡战屡败，才能有限并非曹操之敌。张昭知道不能与诸葛亮比拼政治立场，所以干脆只字不提；而诸葛亮并没有转移话题，而是直面了张昭的质疑：

“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尫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这一番反诘分两层。第一层是实力悬殊，失败非战之罪，而且以韩信作比，认为“一战成功”便可一洗之前的“小败”；第二层则是“人身攻击”，讽刺张昭“临机应变，百无一能”。

这一番争论“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其实是张昭过于有士人风度了。被人指出失败之处，首先会感到羞愧，以至自觉无颜面与对方相辩。然而诸葛亮不以失败为耻，反而以韩信自比以未来不一定能发生的“一战成功”来比照当下的“小败”，这等行径是张昭这般士人所不能为的。再进一步的“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张昭自认于心有亏，但其本非领兵之将，何须为不知兵而羞愧呢？所以张昭的沉默不是败给了诸葛亮，而是败给了自己。

之后是虞翻的冷笑：

“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区区求教于人，而犹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

这一句太好回击。虞翻以战争上的失败破题，却收归于道德上的不屈，完全是自取其辱，白白送给诸葛亮一个道德高地。诸葛亮自然不会错过：

“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夏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

再之后是步骘，依然不敢提大义，还是围绕着诸葛亮的能力破题：

“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

诸葛亮此时便开始强行拉节奏，一定要将话题收回到自己的优势——也就是大义上：“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其中所包含的人身攻击，与对张昭所言如出一辙。

之后的薛综终于将话题逻辑提高到了一层：“汉传世至今，天数将终。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之前几人，均不提大义只提实力，非不为也，实不敢也。现在薛综直接抛出了一个逻辑链：刘备失败是因为汉朝“天数将终”，这就直接威胁到了诸葛亮的政治优势，诸葛亮必须严肃反击。而诸葛亮也的确一上来就开始人身攻击：

“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

薛综与张昭一样，“满面羞惭，不能对答”，也是因为其士大夫之心有着忠孝大义的底线，因曹操强大便称说天命之事，还是问心有愧的。而且，薛综的立论与张昭“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的立论是相矛盾的，这一点一方面或许能说明江东群儒“打则不敢降则有愧”的纠结心理，另一方面这一矛盾没有被诸葛亮所抓住，亦是其失。

薛综从曹操的“天时”立论失败，于是后来的陆绩便从刘备的政治瑕疵入手：

“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

诸葛亮又是以人身攻击开始：“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此句一出，陆绩就败了。忠臣不事二主，陆绩从袁术处投孙权，已经有了污点；现在又劝孙权降曹操，底气自然不足。而其论据，曹操为“相国曹参之后”，曹参本是汉臣，汉臣之后却行篡汉之事，这分明是授人以柄了。《三国演义》中刘备的“皇叔”是天子“按谱赐爵”的，陆绩这一句诘问，真是不如不说；而诸葛亮的反诘则水到渠成：

“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作为收尾，之后的二人攻势更加无力。严峻为“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程德枢为“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话题转换得如此生硬，已然是承认之前的败局了。诸葛亮也乐得乘胜追击：

“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这两段收尾，实在是毫不费力，舌战群儒就此结束。这一战，江东群儒铩羽而归，诸葛亮口才之胜终于在《三国演义》得到了第一次展现。然而江东群儒之败亦非战之罪，一者辩题实在不利，二者诸葛亮一发动人身攻击便触动了对方的士大夫底线，因而惭愧不能复言。如果江东群儒有诸葛亮一半的“脸皮”，红唇白齿间也能说一句“君子之儒、小人之儒”，诸葛亮想要取胜还真要费一番心机了。

其实诸葛亮之辞颇多可攻之处，只是江东群儒不敢攻、不欲攻。比如“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这是有史为证的，哪有寸功未立便大言自己日后之大胜必能掩盖此时之小败的呢？果真如此，张昭就不能回一句降是权宜之计，日后自有妙计灭曹安汉？

薛综的立论其实大有可为之处。薛综提出了“天时”，认为汉朝“天数将终”，这对诸葛亮造成了致命的威胁。然而诸葛亮在之后对陆绩的反攻中居然说出了“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之语——曹操为汉相之后犹不能反汉，刘邦身为秦朝亭长，反秦就不是不忠不孝了？如果刘邦反秦是因秦朝“天数将终”，那此时曹操挟天子为什么就不能是汉朝“天数将终”？

其实江东群儒不是不能占有道德高地、反败为胜。诸葛亮以“复兴汉室”为政治基础，其立足点是“君”，然而孟子早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江东群儒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牢牢抓住降曹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不愿让百姓受苦，提出类似于“君子之儒，为苍生计；小人之儒，惟一姓计”的升华路径；同时针对刘备展开人身攻击，这样就不会出现诸葛亮利用各人的“道德污点”与羞愧之心各个击破的局面。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上刘备并没有被“按谱赐爵”，其是否为中山靖王之后也着实难说清，“正统”二字，刘备也很难说有十分的底气。

再退一步，就算是曹操这一辩论焦点，江东群儒也不是全败之势。赤壁之战前夕，曹操既没有“参拜不名、剑履上殿”，更没有进魏公、魏王。曹操南征是“承皇命，奉天伐罪”，安能默认其为汉贼？然而张昭一开始就将“曹氏即灭”视为“为汉家除残去秽”之举——试问张昭既然不齿于曹操，此刻又要降于曹操，这等辩论安能不败？所以张昭的立论，从道义上就输了。

辩论之中，汉朝气数、曹操身份、百姓生计这三方面，本是江东群儒立论的最佳选项。后《明太祖实录》中将明朝与汉朝的建立进行对比，有“至于汉高，虽起徒步，尚藉亭长徒众所附。上不阶寸土一民，呼吸响应，以有天下，方册所载，未之有也”之语。刘邦身为亭长，即是秦吏，也有“得国不正”的瑕疵。当然这一点并非《三国演义》所认正，自然也不能安排江东群儒以此为基础立论了。

辩论之外，舌战双方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从表面上看，江东群儒以多敌寡又占主场优势，但因其多，一但败阵每人分担的责任反而有限，故众人心态未尝没有“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考虑。如严峻、程德枢二人之辞，与其说是立论，倒不如说是为为显示他们与众人是同一阵营，以免日后见面被指责无义；又因其为主场，主公便在附近，臣下言论自然要更加小心谨慎，比不得诸葛亮收放自如、无所顾忌。

更有一点是，江东群儒浮沉于宦海多年，乱世之中不免有些许污点为人所知；而诸葛亮出山未久，其经历是一片白纸，所以诸葛亮能知己知彼，江东群儒却难以开展人身攻击。又诸葛亮虽尚无盛名，书中却要借张昭之口先恭维一番，说其出山是“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其实这才是舌战群儒情节设置的真正目的：要借江东群儒之口暗示诸葛亮的名望早已达于九州。这一场舌战既然本不是对等的辩论，其中技巧上的疏漏之处也便可以接受了。

相比之下，《三国志》、《资治通鉴》中诸葛亮舌战孙权之语便真实得多。诸葛亮首先是激将：“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在孙权问刘备为何不降时，诸葛亮继续激将：“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两次激将之所以非常有用，还是源于刘备汉室宗亲的地位。孙权立足于乱世，最缺乏的就是政治资本，诸葛亮以刘备血统激之，自然最能刺痛孙权的内心。由是，在诸葛亮分析敌我形势之后，孙权内心才能接受其与刘备的力量均衡，孙刘联盟也才建立得起来。

舌战群儒虽是虚构，却其言辞道尽了当时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优劣长短。孙权经营江东三代，而此时的刘备颠沛流离无立锥之地，唯一的优势便是政治资本。孙刘联盟结成后，两家便能在赤壁之战中占政治上风，兼地利人和，英雄有用武之地，由此赢得战争。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曹操丧失了迅速统一天下的可能，三足鼎立的格局渐露端倪；刘备也由此结束了“艰难留庙祀”的阶段，终于有了割据的资本。

这一番时代背景，小说借由舌战群儒之口道出，正显《三国演义》之妙。只有憾者，是江东群儒过弱，以至于诸葛亮有漏洞而无反攻之忧，于是对等的辩论就成为了一边倒的“屠杀”。

必须指出的是，诸葛亮虽然有联结孙权之功，但其功非出于智激孙权，而出于其成功让孙权相信刘备的实力尚存，联盟后足可与曹操一战。纵然诸葛亮不出使江东，孙权亦不能降于曹操，个中缘由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时有言：“刘琮之事，即孙权前车之鉴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为尊官，而琮独见杀；权而降操，亦犹是耳。”

在《三国演义》中，刘琮降而被杀，故孙权誓不能降。在历史上，刘琮降曹后被表为谏议大夫，其后事迹不详，故刘琮之死实为虚构。不过这并不影响孙权不能降曹的现实，诚如《三国演义》中鲁肃所言，孙权一旦降曹，“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孙权与刘琮同样含着金勺子出生，其志却玩非刘琮所能相比，这才是孙刘联盟能够建立的心理前提。在此基础上，诸葛亮告诉孙权“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又奠定了孙刘联盟的物质前提。

孙刘联盟的建立，诸葛亮功不可没，后刘琦言：“朝廷适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于一儒生”，此儒生自然指的是诸葛亮——诚哉斯言。

骂死王朗：存亡争正统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第二次舌战发生在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与舌战群儒相同的是，这一次舌战同样为小说所虚构：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北伐，剑指雍凉；恰在同一年，王朗病逝于洛阳。罗贯中遂借此巧合，安排了一出诸葛亮与王朗的军前舌战。

可以说，这是诸葛亮面对的最凶险的一场舌战。王朗是一代经学大家，著作等身；东汉末年曾任会稽太守，极得民心。后孙策举兵破会稽，因敬重王朗为人而未忍加害。王朗后投曹操，曹魏建立后成为三朝重臣，位列三公，其身份名望比之于诸葛亮纵有不及也相差不远；若以学问而论，恐怕王朗犹胜诸葛亮一筹。

所以诸葛亮对阵王朗，彼此的智谋见识可谓旗鼓相当，只是《三国演义》以战争为切入点，故王朗的戏份不可能太多。纵然如此，其与诸葛亮的这一场舌战，却足可称为《三国演义》第一辩了。王朗的立论，字字如刀，刀刀刻骨，无一句是虚言，短短一百六十七个字将汉末乱世及汉魏禅代勾勒得入木三分，其逻辑文采犹在诸葛亮的反诘之上。至于其“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的结果，则与江东群儒之败一样，可谓非战之罪。

王朗的言辞，大约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总论，提出核心观点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这一句话，不仅仅是王朗的核心，更是整个曹魏帝国政权合法性的核心。王朗开宗明义，有其必然性。

汉魏禅代之路其实早在曹操时代就已经铺平，但曹操终其一生不敢称帝。曹操自迎汉献帝之后以汉相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汉朝事实上的“国主”，但直到建安十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曹操依然认为这是“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并不敢悍然代汉。

曹操非但不敢代汉，反而屡屡标榜自己忠于汉室之心。在《短歌行》中，曹操先以周公自居，又在《述志令》中申明自己的志向就是死后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十字，一生为国家讨贼立功。曹操自然不是不愿称帝，但改朝换代之事非同寻常，曹操身为汉相图谋帝位，既违臣子之道又得国不正，故至死曹操也只能叹息一句“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矣”。周文王为商朝封臣，其子周武王则行代商之事，曹操言下之意便是若魏真能代汉，此事也要交给他的儿子去办了。

站在曹操的肩膀上，曹丕果然称帝。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曹丕面对的困境与其父曹操一样：曹魏的正统地位实在是缺乏合法性来源。为了安抚天下人之心，曹丕代汉的过程繁琐到了极点：汉献帝四次下诏禅位，群臣更是数十次上表劝进，曹丕“推托不及”，才为“顺应”天下人心而登基。这一番政治舞台剧，一方面自然是曹丕想借机看百官是否支持、代汉时机是否成熟，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曹丕受禅是“假禅让为攘夺”，其登基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如果曹丕能统一天下，那汉魏易代自是水到渠成。然而汉末天下三分，曹魏之外依然有蜀汉与孙权两大势力。孙权当时已臣服于曹魏，其地位相当于藩国，这种臣服本身也可以为曹丕称帝的合法性加码；但蜀汉君主为汉室宗亲，自称继承汉朝正朔——这个问题就非常棘手了。诸葛亮北伐，可以视为汉朝因曹丕僭位而进行的平叛战争，名正言顺，这是曹魏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当诸葛亮北伐遭遇王朗时，王朗的立论就必须先解释汉魏禅代的合法性。从其言辞来看，这一解释非常高明：王朗将“天数”置于汉朝正朔之上，这就否定了汉朝政权的最高权威——既然天数应当归于有德之人，那曹魏代汉便是顺天而为，其所代者不是汉朝，而是汉朝背后的天数。

从法律条度更容易理解王朗的立论。如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

“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著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此，政权本身便是最高权威，所以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之事当然成为犯罪。然而若政权本身不是最高权威，其后还有更加权威的“天数”——从法理角度来看也就是自然法——那顺“天数”而取代前朝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论证汉魏禅代是顺应“天数”的行为？

王朗之后的论证堪称范本。从汉朝来论，汉德已失，其统治有违“天数”：

“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

这一段历数了汉末乱象。汉朝皇帝自己不修德政，王朗将其矛头直指桓灵二帝，而这两位皇帝又的确是有名的昏君，就边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也写道“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朝在桓灵二帝的糟践下，黄巾倡乱、诸侯割据，董卓、袁术、刘表、吕布等人各据城池，以至于本该太平的家国陷入了“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的危险局面。

从曹魏来论，大魏正合“天数”：

“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

武皇帝即是曹操，其赫赫武功一扫因桓灵二帝不修德政而被败坏的江山。文帝即是曹丕，其继位是汉帝自愿禅让，合乎上古之礼。从国际关系上看，曹魏的正朔也得到了“万邦”的承认——曹丕受禅时，包括匈奴单于在内的“四夷朝者数万人陪坐”，又兼有孙权臣服而受封吴王，所以“处中国以临万邦”这一句鞭辟入里，将蜀汉偏安一隅的尴尬处境烘托得淋漓尽致。

立论至此结束，王朗一代名士大家，在收尾处强调了曹魏实力之强，弱中带刚的同时也不忘给诸葛亮以台阶，且有升华之意：

“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这一句话，帮着诸葛亮解释了若其“以礼来降”，绝非懦弱，而是顺应“天数”；而且可以达到“国安民乐”，这是为百姓的福祉考虑。王朗此番唇舌，既将曹魏代汉之事逻辑化、合法化，无犀利之言辞却饱含刀兵，可谓有理有据有节。可以想像，纵然历史上王朗真在诸葛亮北伐时与其舌战，其立论也不过如此而已。罗贯中之笔法，完全体现了王朗的才华、地位与立场，穷尽了这一次舌战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诸葛亮的反诘在逻辑上弱于王朗，在风度上又多人身攻击，其实是辩论场上的输家。王朗听罢居然“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也只能是情节需要了，不败而死了。

诸葛亮的第一句，便是“孔明式”的人身攻击：“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不过这一句的重点在于“汉朝大老元臣”——这六个字，相当于不承认汉魏易代的事实，故王朗依然是汉臣。之后，诸葛亮开始破王朗的论据：

“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桓灵二帝不修德政，诸葛亮也无法反驳。然而诸葛亮先一句“宦官酿祸”，之后又很快将主体变换到了汉献帝身上，这是一记漂亮的反击。相比于桓灵二帝，汉献帝并非昏君——何止不是昏君，后世历史学家对其可谓赞誉有加，如袁术的“圣主聪叡，有周成之质”、袁崧的“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均是对其颇为中肯的评价；至于南朝宋的范晔，更发出了“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的感叹。山阳即是汉献帝，范晔认为汉朝灭亡实乃“天数”，并非汉献帝之罪。

诸葛亮以汉献帝为重点，自然阻断了桓灵二帝之过。而汉献帝一生也的确悲惨，可谓“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因不能亲政，“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的情况自然不能全然怪罪于皇帝；反而在此时，为臣者行臣道的时机到了。那作为汉臣的王朗又是如何作为的呢？

“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

很明显，矛头指向王朗后，又是一段“孔明式”的人身攻击。不过到此为止，诸葛亮的言辞只能说是防守反击而未立论，而且对于王朗提出的“天数”论也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可能称为立论的反而后面两句不声不响的话：

“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

这两句看似套话，实则为诸葛亮言辞中唯一的立论之语。王朗为了论证汉魏易代的合法性而抛出了“天数”论，而诸葛亮根本不接这个话题，直接用“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道出了汉朝并未灭亡、刘备依然是汉朝合法君主的“现状”。既然汉朝并未灭亡，那便根本不存在易代之说，“天数”也就根本没有提及的必要。

既然无汉魏易代之事，皇帝又在西川，那诸葛亮奉旨讨贼就水到渠成了。其实汉朝是否依然存续、刘备称帝是否合法、偏安的蜀汉是否有资格称正朔，均有可辩之处，然而诸葛亮话锋一转，又开始进行人身攻击：

“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骂人骂到这般地步，步入耄耋之年的王朗一时激动坠马而亡，也便不算奇怪了。然而王朗之气，恐怕并非是内心羞愧或是技不如人，而是自己身为君子处处给诸葛亮留有余地，诸葛亮却如泼妇般破口大骂毫无斯文可言。如“皓首匹夫、苍髯老贼”这般语句，身为经学大家、天下名士的王朗既说不出口，何堪入耳？

其实诸葛亮之论与王朗相比，既不完整也无力道。桓灵二帝是“宦官酿祸”，献帝是被残暴之人迁劫，身为一国之君内不能修政外不能安民，这等君王又要之何用？一朝沦落如此境地，如非君王之罪，那更显得“天数”已尽了。

相反，诸葛亮所称“社稷丘墟，苍生涂炭”，正是在曹操手上有必改观。至于曹丕的“篡位”之举，可是汉献帝真真切切下诏禅位的，反观之刘备，其帝位却无丝毫的合法性来源，至于“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一句只有陈述而无论证，完全是自说自话了。

相对于王朗“天数-君权”的逻辑体系，诸葛亮的单一的君权至上就显得非常单薄。在他口中，“安汉兴刘”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然而汉高祖刘邦本为亭长，为秦吏时又何曾安秦兴羸？如果“安汉兴刘”是公理，那汉朝之前的夏商周秦四朝又当如何？

中国古代向来以“五德终始”来解释朝代更迭的正当性与新朝建立的合法性。汉朝的五德理论相对复杂，但最后公认为“火德”，故诸葛亮自称“炎汉”；曹魏代汉，自居为“土德”，是以火生土之故。汉既是“炎汉”，君权背后就应当有“天数”；既有“天数”，“安汉兴刘”就不成为公理——诸葛亮辱骂王朗“反助逆贼，同谋篡位”之语便没有基础。

诸葛亮的反诘中，桓灵二帝用谥号代指，为何独汉献帝仅为“汉帝”？这里又牵涉到一桩公案。曹丕的帝位，从法律上来看是受前任皇帝禅位而来，形式合法。而这一禅让之事，是占领西川的刘备万万不能接受的：先帝主动外禅帝位，刘备的汉朝正朔何在，又何以能称帝？

于是刘备开始为汉献帝发丧，大起汉帝已被曹丕所弑的舆论。当时汉献帝并未驾崩故没有谥号，刘备还要刻意追谥其为汉愍帝。由此，刘备、诸葛亮立国的基础便是汉朝正朔依然、法统未失。

王朗与诸葛亮的舌战，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自然法与实证法之战。王朗所主张的“天数”是为自然法，凌驾于君权之上，构建这一逻辑体系，则需要缜密的论证；而诸葛亮主张的汉朝正朔是实证法，再上并没有自然法——或者说汉朝正朔本身就是自然法，就是公理，自然不需要论证。

王朗需要论证，只得步步为营、字字斟酌，其言辞自然严谨周密；诸葛亮不需要论证，大可空口白话、侃侃而谈，其文风则需气势如虹。然而从辩论本身，诸葛亮自保有余进攻不足，王朗攻守兼备，无疑是胜而诸葛亮败。

纵身比较，王朗之败与江东群儒之败相似，是败于士人的知耻之心。如果王朗能与诸葛亮一样将矛头指向刘备、诸葛亮，则舌战之势当有不同。比如，刘备夺同宗刘璋的基业，这是不容回避的污点；又如诸葛亮身为“汉相”而不能保荆州、防夷陵，其武功比之于曹操的安境守土，更不能同日而语。只是寻常士人，一旦被他人指出错误，会自然生出羞耻之心；偏偏是诸葛亮，无论别人如何说其短处均能气定神闲的予以否认、反驳——辩论场上，知耻者面对不知耻者往往无胜算，王朗与江东群儒均是知耻者，而诸葛亮则是不知耻者。

1994年由中国大陆出品的《三国演义》，这一段情节在原著的基础之上有所修改。诸葛亮立论的部分没有得到加强，其人身攻击的一面却被放大。其文如下：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榷、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帝，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至狼心狗肺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值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你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两句，前者改编于罗贯中原版《三国演义》的“倾国之人，欲食其肉”，后者则为剧中新加。洋洋洒洒近百字，气势固然凌厉，却实在言之无物；对于王朗的立论，更无反击之举。

2010年，中国大陆重出《三国演义》电视剧，对这一段进行了大幅度精简，其对话如下：

王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有德之君替换无德之人，自然之理也。自桓灵以来，黄巾伧乱，天下争霸，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犹累卵之危；万灵犹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方，万民归心，四海仰慕，世祖文帝，应天合人，效法尧禅位于舜，承继大统，这都是奉天行事。足下是聪明人，又自比管乐，为何行此逆天之事呢？岂不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铁蹄可平祁山，刀剑可穿苍穹。足下如果真有见识，何不倒戈卸甲，以礼来降呢？我保你不失封侯之位！”

诸葛亮：“我原以为汉朝元老必有高论，没想到足下红唇白齿，却说出如此不堪入耳之话！我有一言，三军静听。你，王朗，世受大汉国恩，举孝廉入仕，要是还有半点良心，就该匡君辅国，除贼兴汉，而你却贪图官位，助贼篡逆，你本该潜身缩首，苟图衣食，躲于暗角阴沟，行鼠窃谄谀之事，岂敢在队伍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有何颜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老贼速退，杀你污我刀耳！”

2010版《三国演义》径直将“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这一句至关重要的立论之句删去，实为败笔。而从人物性格上看，“我保你不失封侯之位”一句过多痞气，王朗若能说出如此言语，那也不会因为因诸葛亮一席话愤愤而亡。

最后要提的是，在罗贯中原版《三国演义》中，王朗言毕后尚有“蜀兵闻言，叹之不已，皆以为有理”的情节，甚至诸葛亮也一度“默然不语”。毛宗岗认为这一情节不利于诸葛亮形象之塑造，因而删去，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王朗不败而败，非战之罪。骂死王朗的故事更关系到曹魏、蜀汉的正朔，在毛宗岗的时代“帝蜀寇魏”，此一节本是为凸显诸葛亮“百代存亡争正统”所设，《三国演义》如此铿锵道来也便不足为奇了。

遥寄正议：汉贼不两立

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两段故事，均为《三国演义》所虚构。诸葛亮出使江东，无非智激孙权；骂死王朗则更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在历史上，诸葛亮的确进行过一次舌战群儒，只不过这里的“舌战”不是用嘴，而是用笔纸；这里的“群儒”也非来自江东，而是来自中原。

不过历史上的舌战群儒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样黑白分明、正邪对立。历史不是小说，它注定要混杂了更多的时代因素，而身处于漩涡中的英雄人物，也往往因此变得模糊。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曹丕被刻画成篡汉之奸贼，刘备则是毫无疑问的汉室正统。然而在历史上，汉魏禅代之后的现实却是曹魏帝国“十分天下而有其九”，而且牢牢占据着中原与曾经的汉都。反观蜀汉，仅以益州之地而自谓继承汉祚，的确难以服人。刘备称帝前，刘巴认为如此则“示天下不广”，费诗更直言：“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可见偏守一隅一直是蜀汉政权继承汉祚最大的劣势。刘备以称汉中王，尚与其功绩相匹；一旦称帝，则文治武功均不足，而武功尤其不足以服人。

关于汉亡之后的正统问题，非但是曹魏、蜀汉两方争执不下，三国之后的历代史家也往往各执一词。如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开蜀汉正统之先河。比较特殊的是《资治通鉴》虽然用的是曹魏年号，但其编纂者司马光曾有一惊人之语：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

也就是说，只要天下尚处于分裂状态，那“天子”之名便是有名无实，也即无所谓正统与伪号。此语真可谓掷地有声。《世语》中也曾记载过夏侯惇对曹操的进言：“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由此可知，称帝一事对应着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这是自古而今的政治惯例。

所以，曹丕代汉有着中原之利与禅位的“合法程序”，但毕竟未能统一天下；蜀汉君主毕竟是汉室宗亲，汉朝历经四百年，其恩威深入人心，刘备的血统依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二国一时间难分出高下，实属正常。

然而就在此时，孙权向曹丕称藩却改变了魏蜀两家的政治局势。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后，为防刘备兴兵复仇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被动局面，遂举国向曹魏称藩。当时除去辽东一隅之地外，天下三分格局已定，孙权以三分天下称藩，使得曹魏在法律意义上直接统一了江东——这给予了刚刚称帝的曹丕以极大的合法性。孙权向中原之国称藩，蜀汉的地位更显边缘化，魏蜀两国正统之争的天平此时渐渐朝着曹丕倾斜。

曹丕久经沙场，怎能不知道孙权称藩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蜀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非但曹丕心中有数，其帐下谋士刘晔也对此发表过一番极为精辟的分析：

“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刘晔的分析一针见血。首先，他预料到了之后的夷陵之战以及孙权称藩的虚假性；其次，他提出待刘备伐吴之际挥师南下，则孙权必亡；孙权若亡，其蜀汉不能独存，如此天下可定。

然而曹丕的回复却是“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降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这一句话饶有趣味：天下无非三分，孙权称藩之后还有谁是“欲降来者”呢？显然不是四方蛮夷与辽东的公孙家族而是蜀汉。曹丕此时所想，自然是平定吴蜀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蜀汉能够跟随孙权的脚步称藩，那曹魏便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天下一统，由此汉魏禅代再不可易，其正统性、合法性便不容置疑。出于这一考虑，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建议反而赐孙权九锡、封其为吴王的举动便不难理解了。

不久夷陵之战爆发，蜀汉国力大为削弱，落得个“蜀弱吴孤”的结局。从夷陵之战（221年）后到诸葛亮北伐（228年）前，是三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此时天下只有曹魏、蜀汉两国，而吴王孙权则是曹魏帝国的内臣或是外藩，所以魏蜀之争本应处于极度白热化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却是，魏蜀两国在这七年间并未爆发任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保持着前所未有、之后也未曾有的和平状态。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驾崩，刘禅继位，南中地区顿时出现了“举郡称王”叛乱。《三国志》中载“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柯”，既说明了叛乱诱因，又说明了叛乱规模之大——蜀汉本身也便一州之地，三郡同时起事对其的震动可想而知。曹丕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了对蜀汉政权的“攻心战”。

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新君继位、内乱不止、国体动摇，建立刚刚两年的蜀汉政权面临着巨大挑战。曹丕遂命一干重臣致书蜀汉君臣，借以攻心。曹魏在这一场“攻心战”出现的阵营堪称华丽，据《诸葛亮集》中所载：“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

华歆、王朗、陈群等人，均的著作等身的经学大家、天下名士，诸公以车轮战之势致书于诸葛亮，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丕在封孙权吴王时埋下的伏笔，终于在此时浮出水面。当此之时，诸葛亮怎能不应战？这一次以笔纸为刀、舌战群儒的结果，就是作于建兴元年（223年）的《正议》：

“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逼於元祸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馀万於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於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纂。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

写这篇文章的，是历史上的诸葛亮而非小说中的诸葛亮。其立论之义正辞严、其文风之沉稳老练，便非《三国演义》舌战群儒、骂死王朗两段可媲美。曹魏强、蜀汉弱是客观事实，而诸葛亮以“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为核心，将曹操比之于项羽，又以汉中之战的惨败为注；将华歆、王朗一干人比之于苏秦、张仪，又以陈崇、张竦劝进王莽的谄谀为注，在驳斥曹魏以强并弱之势的同时，强化了蜀汉的正朔道统。

《正议》最后的“诬毁唐帝，讽解禹、稷”八个字，尤为点睛之笔。曹丕代汉，向来以尧舜禹的禅位旧事为其合法性依据，汉献帝禅让的诏书中亦多有“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之语。如今诸葛亮直言汉魏禅代实为“诬毁唐帝，讽解禹、稷”，实质是将曹丕受禅之事看成一场政治闹剧。曹丕为了标榜其受禅的合法性，其中揖让虚文，连篇累牍，百官之劝进表及汉献帝被迫所下的诏令“往复至万余言”，诸葛亮以此八字破之，足可担得起微言大义了。

诸葛亮所做的《正议》并不仅仅个人明志之作，更是蜀汉朝廷的官方宣言。其实在诸葛亮收到华歆、王朗等人致书的同时，上至刘禅下至百官，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曹魏以书信为载体的“攻心战”中。对此，刘禅降魏时所进的降表中便有提及：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

黄初为曹丕年号，建兴元年即为黄初四年，正合“黄初中”。这一年魏文帝曹丕遣使“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其意无非想借刘备新丧、蜀汉动乱之时令其举国称藩。

招安的诏书直接送到敌国君主，曹丕的“攻心战”可谓极尽张扬之事。同年，诸葛亮书《正议》，这自然是刘禅、诸葛亮等人商议后的结果。事实上刘备死后，蜀汉朝廷的大权渐归于诸葛亮一人，曹丕“攻心战”的主要对手是诸葛亮而非刘禅，所以诸葛亮文章一出，便标志着曹丕“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的梦想破灭了。后《出师表》中，诸葛亮在北伐失利后依然能旗帜鲜明地提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这一场舌战群儒的结果更可见一斑。

从华歆、王朗等人的“陈天命人事”到诸葛亮书写《正议》一文，魏蜀两国的“纸面战争”可谓针锋相对、暗藏刀兵。然而在军事层面，两的国边境却保持了整整八年的和平状态，这在战火连年的三国时代几乎是个奇迹。

细究其因，是因为魏蜀两国在这一时段均有更为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对于曹丕来说，汉献帝身上沉淀着汉朝四百年来积累的影响力与向心力，这些都不是一次受禅的程序便能消弭的。从朝廷到民间，对新朝持疑虑者大有人在，曹丕需要时间来稳定其政权。对于刘禅与诸葛亮来说亦是如此：蜀汉政权的建立几乎树立在刘备一人的威望之上，刘备之死自然会带来内乱外患的连锁反应，诸葛亮必须将精力花在平定刚刚发起南中叛乱上。两国均无余力对外，故边境能相安无事；但两国正朔又有着原则上的对立，故在孙权已经举国称藩的情况下，曹丕发动“攻心战”也便顺理成章。

正朔关乎于立国之本，按理说不容有妥协的空间，但要着重强调的是，虽然诸葛亮在《正议》中言之凿凿，但在行动上却保持着极度的理智。陆抗与羊祜之间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三国志·黄权传》中提到“宣王与诸葛亮书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的情节，这里的宣王即是司马懿。魏蜀两国势如水火，二人作为两国的权臣与重臣却能有此闲情，足可见当时的局势亦并非像《正议》这般“外交辞令”中所说得那般严酷。

诸葛亮《正议》一出，标志着曹丕的“攻心战”彻底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华歆、王朗等人的文章也败于诸葛亮。从形势上来看，蜀汉降曹魏，尚有机会；曹魏降蜀汉，绝无可能，所以曹丕不胜即是败，诸葛亮不败即是胜，双方攻守之势绝不能等同视之。《正议》当中的立论固然精妙，但华歆、王朗等人名士之望、大家之笔，其文章又何曾逊色诸葛亮分毫呢？

曹丕代汉，因其武功不足、汉室未绝，其受禅之举存在先天不足，正应和了赵翼所说的“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为弥补这些缺陷，曹丕帐下的谋士进行了极为详细复杂的“理论建设”，这一点从百官的劝进表、汉献帝的禅位诏书便可管窥蠡测。等到华歆、王朗“陈天命人事”时，汉魏禅代的理论已臻成熟，自然不会被一篇《正义》所驳倒。《三国演义》中借王朗之口，将曹丕称帝的合法性来源总结为“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立论，更详者可见华歆的《请受禅上言》：

“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劳谦，体尚克让，明诏恳切，未肯听许。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虽怀克让之意，迫群后执玉帛而朝之，兆民怀欣戴而归之，率土扬歌谣而咏之。”

这一段的核心，在于“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其意与“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相仿。华歆之文，可以视为为“理论基础”，而王朗致许靖的三封书信，则又为劝降的名篇。

在叙述这三封书信之前，需要先讲一讲许靖。许靖在《三国演义》中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其地位之高，仅这两件事便有分说：一是益州众臣劝刘备进汉中王时，许靖名列第二；在劝刘备称帝时，许靖更在百官联名中位列第一。

许靖何德何能，能凌驾于诸葛亮、法正、关羽等人之上？这源于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之风极盛，名士的点评几乎可以决定被点评者的仕途未来，而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许靖与弟许劭组织的月旦评——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正出于二许之口。刘备称帝后，许靖位列蜀汉三公，任司徒一职；王朗亦位列曹魏三公，初为司空，后为司徒，因此，王朗将“攻心”的重点放在许靖身上也便不奇怪了。

三国时期的书札向来为历朝之精品。这一番“魏蜀两司徒”之间的信件虽有政治意图于其中，但读起来依然颇多动人之笔，兹摘录如下：

“……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后，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隽之见在者，岂独人尽易为英，士鲜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质，感夫子之情听；每叙足下，以为谋首，岂其注意，乃复过於前世，书曰‘人惟求旧’，易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将军之与大魏，兼而两之，总此二义……”

“过闻‘受终於文祖’之言於尚书。又闻‘历数在躬，允执其中’之文於论语。岂自意得於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於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於廿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侧耳而遐听，延颈而鹤立也……”

“……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於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其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安，岂可以不系意於京师，而持疑於荒裔乎……”

王朗之文，朴实无华而感人肺腑，将劝其降魏的政治诉求隐含在“展叙旧情，以达声问”之中，如撒盐入水，不见刀兵而尤胜于刀兵。其中“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一句，将汉魏禅代描述成了百年不遇的胜事，“刘将军之与大魏，兼而两之，总此二义”、“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安，岂可以不系意於京师，而持疑於荒裔乎”，又给足了许靖台阶，意图在保全其士人名誉的基础上，劝其“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

《三国演义》中虚构诸葛亮北伐时与王朗舌战，除了王朗逝世与诸葛亮一出祁山的年份相同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王朗的文章在当时的确罕有匹敌者。三封与许靖书能见王朗用笔之真切，但王朗写官文亦是一把好手。曹丕曾立受禅碑以记录《受禅表》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此碑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故有“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之谓，故又称“三绝碑”。王朗之言曹丕受禅，其文华丽如此：

《受禅表》：“……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汉氏睹历数之去已，知神器之有归。稽唐禅虞，绍天明命，厘嫔二女，钦授天位，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佥曰陛下圣德，懿侔两仪，皇符昭晰，受命咸宜……大统不可以久旷，万国不可以乏主，宜顺民神，速承天序……”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以在尔；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禅；舜知历数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受禅表》虽非写给诸葛亮的书札，但可以视为曹丕代汉合法性的“总论”；而王朗的三封与许靖书，不妨可看成是其“分论”。两者之间，自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

从文采、立论而言，诸葛亮的《正论》均不能及，然而这场舌战以诸葛亮取胜而告终，则源于魏蜀双方的战略目的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曹丕命华歆、王朗等人致书蜀汉君臣，进则意图令其举国称藩；退则意图策反蜀汉重臣，但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诸葛亮先于建兴六年（228年）举兵北伐，孙权后于黄武八年（229年）称帝改元，曹魏羁縻吴蜀的梦想由此化为梦幻泡影。

诸葛亮与华歆、王朗等人的舌战长存于书信之中，亦称得上是文坛快事。《三国演义》以诸葛亮骂死王朗一段取代这一桩舌战，也算是为此间的故事做一番纪念了。

结语

关于诸葛亮的舌战之事，舌战群儒、骂死王朗为假，遥寄《正议》舌战曹魏为真，小说与历史各尽其妙。真正的三国史，其斗争远远不只是刀光剑影、金戈铁马这么简单，《三国演义》单纯地“帝蜀寇魏”，自然不需要将历史复杂的一面尽数表达出来。所以论文章言辞，《三国演义》中之语逊色《正议》多矣；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舌战群儒、骂死王朗的故事，又远较《正议》闻名了。

针对于诸葛亮的口才，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有一言极为精辟：“若卧龙以文章名世，亦不过蔡邕、王粲、陈琳、杨修等辈耳，何足为重。”的确，诸葛亮若仅以文章立身，不过是三国时代众多文人中的一个——毛宗岗以蔡邕、杨修喻诸葛亮，或许还算高看。而事实上王朗经学大家、著作等身，却不及诸葛亮“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谈及于此云“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诸葛亮与王朗之间的差距，早已不是文字所能拉近的了。

这三次或真或假的舌战，除去“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之外，或许以刘咸荥撰于武侯词的对联概括最为恰当：

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

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三国最终一统于晋，诸葛亮也于北伐中星落五丈原。而个中是非功过，又有谁能定论？可谓知孔明者，其惟三国乎？罪孔明者，其惟三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