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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取材》中写道：“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意思就是在考核进士时，应结合时务问其如何理政为民、安定边疆，而不仅仅让其在文章的篇章结构、修辞手法上劳心思，在作诗的平仄声调、避忌弊病上用心机。

王安石在此文中，主要批判了当时选材取人的错误方法。当时考试进士，“单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考试经学，“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他认为，以这种考试方式选出的人才，“一旦国家有大议论”，如让他们道出意见，只能是唯唯诺诺而已，一点用处都没有。因而，他提倡为官为文者“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而应该多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要。

文章合为时而著。但扒开门缝看历史，一些诗文铺设陈词，极其讲究章句，令人难解其意。唐朝重法制，欲登龙门者常在判词上下功夫，仿摹六朝骈体，重文字雕琢。士子张鷟在《龙筋凤髓判》中，用“龙蛇共泽，善恶斯殊，终是鸡鹤同群，是非交错”的判词，词藻浮华却显艰涩，让人总有云雾之感。唐代散文家樊宗师自创奇径，写了许多艰涩难解的诗文。他的《绛守居园池记》，可以说是古今闻名的“天书”，一篇文章仅七百七十七字，却众说纷纭，终无定论，究其原因，盖其字句犹如玄学，流于怪癖，章句繁琐可见一斑。这样的文章，既劳作者身心，又增世人迷惑，何益之有？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言之无物、缺乏思想的文章，即使追求文字的奇绝险怪，穷极炼字之功，也难脱浮靡空疏之弊。隋朝官员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痛斥南朝文学华而不实，危害政教时说：“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如此作文，功夫自然是下错了地方。

文贵质实，不可不察。清末将军鲍超孤军被困在九江，派人向曾国藩求救，让幕僚写信，很长时间还没有写完。鲍超急得大跳而起，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里咬文嚼字。”遂令亲兵拿来一块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白麻上大书一个“鲍”字，在四周点无数小点将“鲍”字圈住，折好后派人立刻送出去。曾国藩看后便知其意，立即派兵救援。真正的战场，哪有时间在章句声病上费思量？此类的掣肘之事还是以少为妙！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风，讲究务实。毛泽东同志曾对党八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里，四六句儿、工整对仗，各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的情况很少有；邓小平同志的文风也很朴实，常常是简洁明了，比如“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皆是用最朴素的言语阐述最深刻的道理。这种文风，就是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具体体现。

改文风被反复提及，但时至今日，不良文风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并未销声匿迹。有的闭门造车，挖空心思凑标题，编词造句列提纲，不是满纸空文无错言，就是虚词失实巧乱真；有的觉得“单枪匹马”不管用，常常来个“通宵聚会”，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整个“大材料”，而实在管用的“干货”却寥寥无几。这样的弊病不除，只会让“五多”变成“五多+”，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底火”久久难熄。

文风彰显党风，也是党员干部工作本领和工作态度的直接体现。部队领导干部大多担负着指导发展、指挥打仗的重任,只有多在主责主业上下功夫、花气力，少为章句声病偏方向、累身心，才能在战场上多一份闲庭信步的泰然和自信。

当然，写好文章并不简单，劳身劳心也是常有的事。否则，怎能有传世名篇？怎能有佳作范文？我们反对的是毫无意义的文风，抵制的是搞“章句声病”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