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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若星辰的株洲籍巾帼英雄，在共和国历史丰碑上谱写了可歌可泣动人篇章：民主革命时期，与李大钊同赴刑场的张挹兰；留有流芳百世书信的陈觉、赵云霄夫妇；“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何淑娟；留有“精神不死”美名的谭道瑛。社会主义时期，为了真理敢于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汤玲瑛，我国第一个登上南极的女科学家金庆民……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6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再次回望曾经的英勇、奉献与辉煌。

她们，株洲将永远铭记。

张挹兰：与李大钊同赴刑场

1893年，张挹兰出生在醴陵县北乡洲坪乡，即现在的株洲县洲坪乡。

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小挹兰每天缠着爷爷要读书写字，终于成为能写会算的“女秀才”。

18岁那年，张挹兰由父母包办，嫁到醴陵高桥乡万福桥村。婚后她生下一个男孩，不幸的是一场瘟疫夺去了她幼小儿子的生命。

生命仿佛被抽空，不断的哭泣，然后发呆，精神恍惚。为了重新生活，她选择到县城女子学校读书。

辛亥革命以后，父亲远离家乡到北京谋生，已经26岁的张挹兰也来到了北京。1924年，张挹兰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

作为北大学生的她感到，教育救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妇女解放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作指导，不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她成为进步刊物《妇女之友》主编，参加号召妇女觉醒的活动，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1927年3月20日上午，京师警察厅侦缉队的便衣特务闯进张挹兰的家门。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家人回忆，敌人闯进家里后，她说“还没穿好衣服”，让他们在外面等候。待她从卧室出来，打开堂屋门时，就被警探押上囚车。

4月28日，所谓的特别法庭开庭，未经公开审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名革命者判处绞刑。

当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刚刚竖立的绞刑架，呈现出不寻常的恐怖气氛。只见几辆囚车鱼贯驶来，停下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第一个昂然地走上了绞刑台，被敌人残暴地绞杀。张挹兰成为和李大钊同时遇难的烈士之一。这次遇难的烈士有二十位，张挹兰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年仅34岁。

中国最早的中共女党员、被誉为“中国妇女界的一面旗帜”的刘清扬在回忆中说，张挹兰表现很积极，本欲发展她加入共产党，由于张挹兰过早地离开，没能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愿望，但她却是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的“罪名”牺牲的。如果张挹兰有知，定当含笑九泉了。

赵云霄：“株洲媳妇”遗书流芳百世

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封催人泪下的书信：一封是陈觉烈士就义前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赵云霄烈士给襁褓中女儿的遗书。

1907年2月，陈觉出生于醴陵泗汾陈家垅。考入醴陵县立中学后，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18岁的陈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中央审查同意，作为党的骨干和主要干部培养对象，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他与赵云霄相识相恋，一对革命情侣，在莫斯科郊外走进了婚姻殿堂，结为伉俪，赵云霄成为“株洲媳妇”。

两年后，陈觉、赵云霄双双奉调回国，回湖南参加正在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

回到湖南后，陈觉被委派为省委特派员，偕妻子赵云霄回醴陵老家协助中共湘东特委和中共醴陵县委领导武装斗争。新儿媳妇赵云霄尚未来得及孝敬公婆，就与丈夫一头扎进了紧张的对敌斗争中。

1928年，省委机关被叛徒出卖遭破坏，赵云霄被逮捕。同年10月，因叛徒告密，陈觉也被逮捕，并从常德转押长沙，与赵云霄同囚于长沙陆军监狱。

敌人劝降：“只要你把共产党的组织情况说出来，不仅可以照样做官，你怀孕的妻子也可以一同释放，重重录用，享尽天伦之乐。人生几何，何必白白送死。”

陈觉怒斥道：“要我投降，你是白日做梦！怕死不当共产党员！要杀便杀，何必多言！”陈觉在牺牲前给妻子赵云霄，写下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遗书，年仅22岁。

一曲别歌泪千行，生为红颜死相随。赵云霄得到丈夫陈觉壮烈牺牲的消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4个月后，赵云霄在监狱里生下可爱的女儿“启明”。她把对女儿的爱化作殷殷嘱托，留下遗书：“莫流泪，莫悲伤，看天下人民得解放……”一个半月后，赵云霄含泪走向刑场。

谭道瑛：妇运先驱，“精神不死”

谭道瑛1904年2月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二铺美嘴村。

看见女人缠足后，有的浮肿变形，有的溃烂化脓。小脚定型后，走路不稳，挑担不行。于是，谭道瑛积极鼓动周围邻居姐妹反对缠足，而且经常带着两个妹妹赤脚下田干活。剪辫子、蓄短发，谭道瑛也是率先带头。

17岁时，谭道瑛考入省立稻田师范学校，成为茶陵县第一个进省城求学的女子。当时徐特立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担任稻田女师校长。他经常找道瑛谈心，谭道瑛开始接触学校的党组织，阅读了《向导》等进步书刊。她决心拥护共产党，暗下誓言：“努力学习，将来要是遇到巴黎公社那样的悲壮场面，也要坚持斗争，不怕流血牺牲。”

1926年夏末，谭道瑛在稻田女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家乡，革命烈火已燃遍湘东。在县城，她看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革命标语，激动地对妹妹说：“这就是革命！”

谭道瑛入党后，筹办了茶陵县第一所女子学校，党组织委派谭道瑛为女校校长。学校第一期招收了100多名贫苦人家的女孩入学。在女校课堂，她给学生讲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学生上街宣传革命，鼓励广大妇女剪发放脚，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北伐。

1928年11月，谭道瑛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杨孟淳来到长沙，探望久别的母亲。为了安全，母女俩从浏阳门外搬住到南河港，不料被坏人告密而被捕，谭道瑛和小女儿被关入了反动派的长沙陆军监狱。

当时，党组织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她的母亲前去探监，谭道瑛总是若无其事地安慰妈妈，还嘱咐两个妹妹好好念书。她对妈妈说：“我参加革命就准备有这一天，要杀就杀，我不会低头，敌人杀了我，请妈妈不要难过，相信女儿没做错事，我就不相信那些家伙能猖狂一世！”有人劝谭道瑛去“铲共法院”自首，保条活路。她严词拒绝：“我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何罪之有？要我屈膝投降，那是痴心妄想！”第二年二月，敌人将谭道瑛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时年25岁。

谭道瑛牺牲后，她的遗体被安葬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上。不久，她哥哥谭嵩暗中在墓上立了一块高5尺、宽2尺的石碑，上刻“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何淑娟：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1927年9月29日，秋风怒号，河水悲咽。从醴陵县城监狱通往状元洲的路上，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敌人，押解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走向刑场。面对凶残的敌人，她毫无惧色，横眉冷对；面对悲戚的群众，她报以亲切的微笑，不住地点头致意。刑前，她昂首挺胸，向周围群众大声喊话：“同志们，不要悲伤，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等着吧，革命一定会胜利！”她，就是醴陵县第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年仅18岁的女共产党员，被后人誉为刘胡兰式的巾帼英雄——何淑娟。

何淑娟1909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何学于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舅舅孙小山、孙少朴都是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著名烈士，受家庭的熏陶，何淑娟投身妇运，捍卫妇权。

1927年9月27日，何淑娟在官庄参加会议后，带着党的信件秘密地潜回县城。当晚，被叛徒告密，反动派来到她家抓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她机警地将信件放进嘴里，嚼烂吞入腹中，保护了党的机密，自己却不幸被捕了。

敌人以为何淑娟年轻幼稚，妄想从她身上找到缺口，得到我党的秘密，对她用尽了利诱劝降、严刑逼供等卑劣手段。但何淑娟始终横眉冷对、守口如瓶。何姓宗族的头面人物何金彪等人出面担保，劝其自首，也遭到了淑娟的严词拒绝。一个敌军团长还多次送来名片，要娶她为妾，同享“荣华富贵”。对此，何淑娟怒不可遏，当场撕毁名片，坚定地说：“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死神面前，何淑娟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汤玲瑛：株洲“张志新”为真理献身

1934年10月10日，汤玲瑛出生于醴陵县神福港泉塘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1952年，她来到醴陵红旗陶器厂任会计兼实物保管员。

建国之始，百业待兴。汤玲瑛恨不得多长几双手来工作。别人工作中有困难，她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忙。食堂司务长老文文化低，每至月底，她帮老文盘底、算账。有时忙到深夜，老文便煮碗面条给她填肚子，但总被她笑着拒绝。汤玲瑛玩命地工作，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的病。关心她的人对她说：“玲瑛，你年纪轻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时间长哩，先把病治好吧。”她从不把病痛当回事，坚持工作在岗位上。

1966年，她和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学生一样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有许多事情令汤玲瑛迷惘、震惊和不理解，她开始冷静和理性的思索。她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后，她毅然站出来揭露他们一伙的阴谋。1968年夏，她在厂内食堂贴出七张大字报，用大量事实说明建国17年来的巨大成就，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为此，她受到批斗、审讯。仿佛有预感，一天她来到财会室对会计说：“我可能会坐班房，欠的16元钱我要还掉。”8月下旬，汤玲瑛被逮捕，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送洣江茶场劳动改造。

在狱中，管教人员拷问她，强迫她认罪。她反驳说：“我所写的、所说的全是事实，又有什么罪可认？”管教人员将她单独关进了小号子囚禁。当小号子的铁门砰的一声关上时，小号子里顿时一团漆黑，当她慢慢缓过神来，眼睛才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她看到铺板上放着让她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她想也没想，提笔就写下了“反击和控诉”5个字。她一行行写下去，一口气写下了满满的16页。

1970年3月5日，汤玲瑛被宣判死刑。1980年5月，中共醴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其洗雪沉冤。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金庆民：中国第一个登上南极的女科学家

1939年，金庆民出生在炎陵县三河乡。

15岁那年，刚步入花季年华的金庆民，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但家庭变故接踵而至：父母相继撒手人寰，哥哥在外地读书,姐姐远嫁他乡,家中只剩下她一个人。

收拾好对父母的思念，金庆民独自一人搬到了学校去住,依靠每月7元的助学金生活。生活极度清苦，她居然每个学期都是年级第一名。

高中毕业那年,她看了一部名为《深山探宝》的影片后,突然开始向往地质工作者火热的生活。经过深思熟虑,她立下志向,将来要做一名地质勘探员,为国家寻找宝藏。

从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毕业的时候,她早已确定了自己的去向，选择去新疆。拿到毕业分配志愿表以后,她毫不犹豫地在6个空格里全部填上了“新疆”。1981年,根据工作需要,金庆民调到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结束了她在边疆20年的地质勘探生涯。

1986年,中国第三次科学考察队将作环球科学考察。当时,地质科学院有一个名额,金庆民听到了消息。经过再三申请,她终于成为参加这次考察的唯一的女科学家，此时她已年近五十。

他们乘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横渡了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穿越了布满冰山的德克海峡。在漫长的航行中，她战胜了晕船、呕吐，还主动担任船上的业余播音员，每天早晚各一次，开展宣传工作，为队友们唱歌，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在穿越咆哮的西风带时，极地号遇到了狂风巨浪，甲板上的机器因船体剧烈摇晃而开始松动，她便与其他几个男同志冒着被巨浪卷入大海的危险，爬上甲板，将设备重新绑紧。在西风带波涛汹涌的大洋中，极地号犹如一叶扁舟剧烈地颠簸，船上的大多数人开始晕船了，有的甚至整个航程就没离开病床。金庆民虽然也难以忍受,但仍坚持每天观察海况，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并逐日地记航船笔记和生活日记，记下了沿途所见所闻。

历经千难万苦，她与队友们终于越过了长达57300公里的海岸线，跨过了素以西风逞雄而著称的德克海峡，踏上了冰雪王国的大地。当她第一次踏上南极的土地时，她激动地俯身捧起地上的冰雪亲吻。

南极大陆常年冰雪覆盖、暴风怒吼、气候酷寒，被喻为“地球的冰库”、“世界的风极”和“白色的沙漠”。南极的夏天也是暴风雪的夏天，气温变化无常。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她和男队友一道扩建长城站。修筑码头、盖房、修路……凡男同志能干的，她全干。有一次她和队友们八个昼夜没休息，通宵达旦地将15000吨物资及数百吨柴油全部卸运上岸，抢建了实验楼、健身房、高空物理实验室。

1988年11月,金庆民再赴南极考察,作为唯一的女性,她参加了中美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登上了南极腹地的最高峰——文森峰。

文森峰是南极的最高峰,终年冰雪覆盖,山势险峻。这里的最低气温达零下88摄氏度,夏季气温也是零下40摄氏度左右。11月25日,考察队到达智利港城彭塔阿雷纳斯,准备从这里飞越德雷克海峡,登上南极。登机之前,美方人员发给每人一份美国政府照会。照会表示,美方对探险者的生命安全不负任何责任,探险队员若遇不幸,遗体就地掩埋,队员都必须在“生死文书”上签字后方可登机。金庆民毫不犹豫在照会上写下了“金庆民”三个字。其实,早在她这次来南极之前,她就在北京分别给研究所领导、助手、丈夫和儿女写了信,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因为她知道,文森峰是一个“死亡地带”,世界上还没有女性踏上这块土地。

在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簇艳红缓慢地移动着。这一簇红色,是生命、是女性、是金庆民。

1988年12月12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金庆民在南纬78分29秒的地域发现了一片颜色特异的冰带。她急切地用冰镐敲打岩石层,终于发现了奇迹。原来,这是一条长约20公里,厚度约200米左右的铁矿带。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她高声欢呼起来:“祖国啊！为你的儿女自豪吧！”接着,她从内衣袋里取出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稳稳地插入了矿体。她向全世界宣告,这一宝藏是中国人发现的。

这次赴南极考察,金庆民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回到北京以后,她被授予了“地矿部劳动模范”的称号,荣立一等功。

（感谢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协办并提供史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