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老公和前妻死心？怎样才能让老公与前妻断干净

（IC photo/图）

多年前，专访一位经济学界著名学者时，他谈到了海南，我就很自然地接话道：“我在海南读的大学。”他问：“你读的是什么大学？”我说出母校的名字，他点头之后没说什么。

当时，我只将这一场景和对话当成小插曲，没有产生过什么联想。但随着“二本学生”这个名词逐渐社会化，成为一个被聚焦也自我焦灼的群体，我才感到那一段对话在多年之后被赋予了更加丰富复杂的念想。我会不自主地将自己的“二本身份”代入其中，犹如一场自我的时空对话，当下身份意识的“觉醒”，竟然“唤醒”了一个具有典型观照意义的人生场面。

我惊讶于自己为什么可以回答得那样直接，这位学者的履历上有着太多让人艳羡的学府名字，无论我说出哪一所学校，他都不会感到稀奇。当年，我作为一个二本学生，和这样一位学者对话，并且自报家门，是否算是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

作为个体而言，这是被社会带动起来的二本身份的意识觉醒。之所以在毕业很多年之后才觉醒，在于二本学生越来越尴尬的处境。

刚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二本学生的职场身价并不低，很是“拿得出手”，单位领导在介绍我们这些新人的时候，会特别强调“这是我们新招来的本科毕业生”，在个人业绩表现浮出水面之前，二本学历成了“硬通货”。其时享受二本红利，认为理所应当，只有“身价”的自喜，没有“身份”的自觉。

但“硬通货”也有变软的时候，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鄙视链”，学历概莫能外。随着985、211、双一流等概念的轮番洗脑，学位更高、学府更好的毕业生纷纷出现在身边，一起下场成为职场“角斗士”，“二本学生”的荣光没有了，有的是置身社会“竞技场”的尴尬。

进入社会之后，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置身甲方乙方的场域，总需要背景支撑。我们总得给人家一个理会自己、重视自己的理由，也得给自己一个在人前挺胸抬头的理由。太多的比较围绕着我们，从家庭、工作到学历都要入列。如果没有平台、家世之类的赋能，作为一名二本学生，难免有些尴尬。尤其是当下，每次别人问起我在哪所学校毕业的时候，总要描述半天才能让人有点模糊的印象，然后含糊地说声“哦，挺好的”。

这种尴尬在已经工作多年的人身上不算明显，毕竟已经吃过二本的红利，并且在职场站稳脚跟，对“鄙视链”的辐射效应多少可免疫，但对于刚刚入职的新人而言，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确实不小。如同黄灯老师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所言：“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她还说：“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我不知道当下的二本学生会如何回忆自己的二本母校。讲真，我待过四年的母校在中国大学的序列中要后面查起，如果不是分数所限，大多数进入这所学校的校友们都抱着远高于此的理想。大家来到了一个一年四季花开不败、长裙不换的城市，四年就在紫荆花的开落中流逝，在红土的温热气息中挥霍。对于母校，没有宏大的人生阐释，所思忆的都是些琐碎，它如同一棵低垂的柳树，低调地矗立在记忆深处，任时光的风一再吹拂仍旧定立了四年的时光路段上，只把柳絮向着现在时态尽情挥洒。在我，那棵垂柳的整个模样渐渐模糊，握在手心的不过是点点茸白。这是我们交付四年或者更多时光的地方，我们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那一段时光所做的事情，也会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依赖那时所学习、掌握、积淀的东西。

曾经在本地一所本科学校做过一次文化分享沙龙，大多数受邀分享者都是“二本学生”，他们感激二本经历，因为做了很多至今受益无穷的事。四年时间里，有人编了好几本书，有人在图书馆阅读榜上称王称霸，有人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有人找到了执手偕老的爱侣……他们用生活阐明了黄灯老师发出的豪言壮语：“今天，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也许，很难说母校是我的骄傲，而我更非母校的骄傲。但自从步入那道大门的一刻起，我与它就渐渐融为一体，谁也无法剥离谁，唯有彼此成全赋能，在岁月的长河中，无论在哪个码头或者船头，我都可以对着浪头大声地说：“我是二本学生！”

（作者为长春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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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