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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尘》，作者：陈年喜，版本：果麦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一

西北风吹起来了。漫山遍野，野金菊开成了黄灿灿的灯盏。

倾斜的荒坡上，一群孩子昂着头，神情兴奋地望着树顶。高高的树顶上，一个人拿一根长长的竹竿，一下一下敲打着枝头的漆籽串儿。季节正是深秋与初冬交接的当口，漆树叶子差不多全落光了，没有落下的那些，红得像撕破的绸布一样，随着树身的晃动，不时地往下落着，反倒是漆籽串儿结实得像被黏住了一样，多少下也敲打不下来一串儿。漆树高大傲然，苍黄间显得空无遮挡，一阵风猛然从坡底刮上来，树上的人立即停了竹竿，紧紧抱住枝干，枝干摇摆飞舞，像要把他抛飞起来。

这是我年少时年年经历的情景。

打下来的漆籽串儿，经过许多道工序后，榨了油，人吃。比起长大后见到的麻籽、棉籽、蓖麻籽，漆籽出油率简直低得可怜。大人的说法是十斤漆籽一斤油，这还是长在有肥力的地里、籽粒饱满的那些，如果是长在荒坡薄土上，树又老得半死半活的，十五斤也出不了一斤。漆籽串儿先要摊在土场里翻晒，秋冬风劲，晒干脱梗都容易，难的是核肉分离。漆籽的核含油极少，用来榨油的是籽肉部分。先是在碾子上一道道碾压，轻不得重不得，待碾压得籽肉完全分离了，用筛子将它们分开。漆油榨制的过程我没有见过，因为村里并没有油坊，要拿到人口更集中的大村子的油坊去。我吃过漆核做的炒面。漆核比绿豆小，形如肾，扁圆体，非常坚硬，用铁锅炒熟了，在石磨上磨许多遍后，用粉筛细细筛了，掺了同样炒熟的玉米面、黄豆面做成炒面。漆核炒面顶饥，但涩硬，要用冬天的软杮子做拌汁才好吃。

漆，四川人叫干漆，湖北人叫大木漆、小木漆，湖南人叫山漆，在我老家这地方就叫漆，是从漆树上人工采割收集起来的特有涂料。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两只碗，草碗，用麦秆编织，里外涂上漆，黑亮亮、沉甸甸，我用得不想用了，弟弟用，弟弟不用了，妹妹用，这两只碗一直用到我高中毕业那年。盛了饭，不漏，不烫，水洗过，黑晶发亮，越久越新。我大表姐出嫁，家里陪了一只桐木衣柜，大姨夫是匠人，山上自采了漆，涂了一层又一层。大表姐爱美，那时没有穿衣镜，光亮的衣柜漆面就能当穿衣镜。每天早上起床，漆面鉴出一位美人，到她女儿出嫁，还在用。总之，漆就是这么牛，牛得从古到今，割漆人比漆树还稠。

二

峡河两岸山上的树木以青杠树、橡树、栎树为主打，其次是松树，漆树不到一成，但这一成就不得了，引得南方人千里来割漆。记忆里，安徽人补锅，浙江人弹棉花，四川出割漆匠。

割漆到底挣不挣钱？村里人都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大概不挣钱，如果能发财，也用不着年年来割了。割漆人成帮结队，各占一座山头。他们先乘火车，再转汽车，最后包一台突突冒烟的四轮拖拉机，辗转千里。他们一般不住在当地人家里，人太多，也住不下。他们带了锅碗瓢盆，自己做饭。山坡上，挑块平坦些的地方，搭起一溜儿塑料布帐篷，做饭的厨房、睡觉的通铺、洗澡的浴室，全有了。十岁以前，我没见过大米，村里大部分人大概都没见过。山地贫薄，只生长玉米与小麦，直到我二十岁到了渭河边上，才见到成片荡漾的水稻。有几回，他们吃饭，我就躲着远远地看。那白米饭真白，白得像端着一碗雪花子。他们没有绿叶菜，吃的是从老家带来的腊肉，一口饭，一坨肉，再喝一口酒。他们上山走了，我把随洗碗水泼出去的米粒捡起来放到嘴里。经水洗搓过的米粒已没有香味儿，但十分软糯，舌头一顶就要化掉。我含在嘴里，小心翼翼，一直含到夜落下来，月亮升起。

割漆的人先在漆树上绑木棍儿，一步一步，像梯子，一直绑到树顶，如果是两棵正好很近，一梯二用，既省事又安稳。他们用一种半月形的弯刀，在树上割出指头宽的口子，左一道口子，右一道口子，错落又匀称。他们又用一种半月形勺状东西插在口子下方，后来我知道那叫蚌壳。漆开始是白色，一会儿就变成了褐黑色，慢慢往蚌壳里流。整棵树看上去，像睁开了无数只眼睛，在无声地流泪，也像一串嘴巴在傻笑。

割漆的队伍里有老有少，也有女人。女人做饭，也能上树，上起树来飞快，如履平地。她们说话粗声大气的，用弯刀砍柴砍肉，生猛得让人害怕。队伍里最多的是孩子，第一年学割漆是没有工钱的，只管饭和路费。有一个叫小伍的，后来成为我最好的玩伴，那一年，他十三岁，我十岁。下雨天上不了工，他来找我玩，我们摔跤或做泥哨吹。有时候懒得回去，他就和我一块儿睡。小伍个子比我矮很多，他的眼睛非常好看，圆圆的，很灵动，晚上睡着了，也能看得见双眼皮。

小伍不会说我家乡的方言，但他会说普通话，和小广播里的播音差不多。他只读完小学，不知跟谁学的。有一回我们去摘马蜂窝，他说一个蜂崽等于一颗鸡蛋，吃了，几天就能胖起来。我信了他的话，我们去南山上摘。有一棵树上的马蜂窝像一只巨大的地球仪，密密麻麻的马蜂们组成了密布的山川湖海。他用我的衣服包裹着头，连眼睛也不露，往树上攀。那一天，天有些燥热，马蜂们也很暴躁，小飞机一样向他身上进攻。那天到底没有摘下来，小伍浑身被蜇了七个洞，当天晚上就胖得认不出来了。我妈给他涂了蒜汁和碱水，第二天又能收漆茧了。

割漆口最好的时间是太阳出来之前，“日出开刀，日落收茧”，茧就是盛接漆汁的蚌壳。小伍还不会给漆树开刀，他手脚麻利，专门负责收漆茧。如果树年轻，又是初次开刀，漆会很旺，一天要收茧好几次，小伍小猴子一样每天攀上爬下好几回。如果漆还没有结膜，会很稀，不小心会流得满手满身，会中漆毒。漆毒是会要人命的，学割漆的人要扛得住几回漆毒，才能“毕业”，成为一名好的割漆工。

我们的小学校连着卫生院，一样的土坯墙，一样的灰瓦，一样的石头墙脚，只是学校比卫生院地势高一点儿，从教室的窗户可以很清晰地看清卫生院的门帘，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急，有的缓，有的自己走路，有的被人搀扶着。医生都不穿白大褂儿，像种地人一样，一个裤腿儿卷着，一个裤腿儿盖到脚面，脚上是一双黄胶鞋。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跑进了卫生院的木门，不是走，是跑，这是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看见进卫生院大门最快的人。背人的人我不认得，背着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小伍。

到放学时，我看见卫生院的墙根儿，躺着小伍，地上是一片编织袋，那时候编织袋还很少，因而显得又白又薄，很新奇，很扎眼。他的身子直直的，正好是接起来的两张编织袋的长度。小伍不是睡着了，是死了。漆毒，没救。我到今天也不明白漆毒是怎么回事，我见过漆毒的厉害，先是红肿，然后发热，浑身抽搐。

小伍被埋在了卫生院对面的山根上，埋他的人在坟前栽了一棵小柏树，走了。二〇一三年，柏树长到了合抱粗，适逢公路拓宽改线，柏树被砍掉了，做了棺材板。传说是有人故意主持改线的，目的是砍那棵柏树。改了线，公路反倒更弯曲了。

三

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我个子长得快，俨然一个成人，只是还没有喉结，说话声音有些弱。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长出喉结，声音还是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妈说，长得太快，饭没跟上。那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听老师说，我考上了高中。高中需要生活费和学杂费，对于家里来说，这是一笔陡增的费用。父亲给人打一天家具才两元工钱。我就跟着割漆工去割漆。千里外的人都来割漆，我没有理由不去割。听说漆匠的收入是木匠的四五倍，如果运气好，一季下来能挣几百。

时间好像是六月，或者是七月，那时候的暑假特别长，长得一个暑假要理三四回光头，到开学时头发又老长了。这时候，土地包产到了户，山林也包产到了户，不能随便割了，割漆要到很远的高山上。那地方，鸟都飞得累，人们也懒得管。这一年的割漆人来自达州，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靠近陕西安康的地方。他们一共十五个人，加上我，十六个人，十四男，两女。生产队长给割漆的领头人说：“把这娃给我带上，好好教教他。”因为我的身体优势，因为山林“地主”之利，我跳过了学徒期，一入行就是工匠待遇。那时候，也没有割漆人付山林承租费之说，挣多少就能落多少。

大家选择割漆的地方叫小沟，其实可不小，从坡底喊一嗓子，山顶听不见。说音传十里，可见这地方并不止十里方圆。这片地方一直存在争议，峡河乡说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另一个乡说是属于他们的地盘。在山林不值钱的时光里，属于谁不属于谁并不重要。十年后，西部开发，山林开放，有了经济价值，双方为这片山地打了八年官司，打到都倾家荡产时，法院说，别再打了，你们五五分。结果就一方一半了。

大家选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驻扎下来，旁边有一汪泉眼，汪起一个小潭，那是野猪们喝水打滚儿的地方，现在它属于我们了。还有一个原因，漆沾到了肉上，会发烧发烫，在没有溃烂之前，浸在水里，泉水冰凉，比什么药都强。这是大家告诉我的方法。之后，我看见一些胳膊肿得通红的人，把胳膊浸在水里，从早上浸到下午，捞出来，像半蔫的老黄瓜，真的不红了。

男人们的名字乌七八糟，差不多我都忘了。两个女人我记得，因为名字都简单，一个叫玲，一个叫红。玲专门负责做饭，红和我们一道爬树割漆。一个生猛，一个文弱，如果打架，估计玲能打倒两个红。到吃饭时，玲那一嗓子，比男人都有力气。声音打着旋儿，在远远的山崖上撞出回音。她的丈夫张昆林是队伍里个头儿最高的，有一缕小胡须，也是最俊的一个男人。

在山外，此时差不多正是花尽果圆，小沟里树木遮天蔽日，地上正开着一片一片说不上名字的野花，有的三五朵，有的连缀成一大片，品类各不相同，它们的香气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花香与不同的树味纠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山林的味道。这味道，说不出来。它与每天早晨的山雾一起升腾，日落时，又随着夜气回来了，与那些没有升腾尽的味道纠合在一块儿，让夜晚漫长而迷醉。

每天早晨天刚亮，大家都要起来爬树。一夜间，漆茧该满了，漆口需要再加一刀。我们林鸟一样散落在茫茫树林间，彼此很近又很远。雾在大家头上萦绕、穿流、涌荡，向天空上漫游。红穿着一身红衣裤，松鼠一样，一会儿在这棵树上，一会儿在另一棵树上，一会儿在树顶，一会儿在树腰。男人们倒显得笨拙许多。若干年后，我经过克拉玛依油田时，看见工人们都穿着一身红衣，款式与颜色和红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猜想，红的某个亲人当年一定在油田工作过。

玲收拾完了锅灶也割漆。她胖，上不了高树，就在树低处开刀，张昆林上了高处，就把低处的空白树干留给她。玲手臂上沾了漆，怎么也洗不掉，像被文了墨画。我看见张昆林几次用刀给她刮。漆斑刮下去，刮出一片红来，张昆林在上面咬一口，再吹一口气。玲见缝插针地做割漆工，一方面是多挣钱，一方面也是活路的需要。从初夏到秋天，割漆的好季节满打满算四五个月，一面坡的漆树没有割完，实在可惜。割漆人漂萍一样，而明年能不能再来，只有天知道。所以大家都把活儿赶得很紧，恨不得一个时辰当一天用。

割漆的活儿，最难的不是给树开口和加刀，而是收茧，即把漆汁收回来的过程。漆茧密密麻麻，像树叶一样层层叠叠，要一片片摘下来，把漆汁收在桶里。漆汁有干有稀，但都要用一支竹片来剥离剔净，这个过程中双手时时离开树干，全凭两只脚平衡身体，避免掉落下来，经常需要用一条腿绕住树干。在收茧剥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漆汁洒泼到身体上。大家衣服上、手上都布满了漆斑，浸了漆毒的皮肤肿起来，消下去，循环往复。

割漆队伍分工明确，开口工、收茧工、煮饭人、采购人、售漆人。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责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售漆人负责出售生漆和收款。割出再多的漆，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也是白搭，售漆人的能力与门路显得非常重要，虽然生漆从来不愁卖。割漆的队伍也各有各的销售门道，收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胖胖的老黄是我们这支队伍专门负责卖漆的人，他不干活儿，专门负责后勤供给，一副小背头，很有气势。他将漆卖给福建人，福建人在西安接货、付现。这是他打交道好多年的客户了。

四

山麻鸡在树上一声一声地叫：“大火烤烤、大火烤烧……”这种呆头呆脑的山鸡是山林中最早醒来的家伙，总是叫过三遍后，天才会亮起来，没人考证过它是不是与家养的公鸡同音调，体格却不在家鸡之下。我吃过，是大伯父用土铳打下来的，它的肉柴，不怎么好吃，炖的汤有一股说不出的掺了百草的香味。我听村里大人们说过，山麻鸡叫得急，这天一定有一场大雨。

果然，中午才吃过饭一会儿，有些人上了树，有些人还在树下，有的还在半道上，先是一声炸雷，接着是一道闪电。炸雷从我们头顶隆隆驰过，像一堵崖石猛然裂开来，石块有大有小，互相撞击、滚动。闪电在这些石头间出没、奔跑。大雨哗地下来了。

走在半路上的人，急急往回转，几个才到树下的人，有的往回跑，有的找块岩坎躲起来，苦了树上的人，急急忙忙往下退，却又下不来，漆口里的漆汁汪汪流淌，要小心，身上的漆筒更要小心翻倒过来。雨珠劈头盖脸，砸得眼都睁不开。有人就索性蹲在树杈上，等待雨停。到了家里的人，纷纷拿了伞反身回来，给没回来的人送遮挡。玲扭着身子，顶着一个锅盖冲出来，她老公张昆林还在一块岩石顶上的歪脖树上。张昆林个头儿高，树又细又直，树干上一排排漆茧，漆汁汪汪地流，怎么也下不来。雨水顺着树干流成了线，他浑身湿得没一处干的。玲喊：“快抱住树往下溜，管它漆茧不漆茧！”张昆林抱住树干没抱紧，石头一样砸了下来。

张昆林被七手八脚抬到工棚里时，天上的雨也停了，雨来得急，去得也急。太阳重新从云层里冒出头，依然金光灿灿，那么有力，仿佛刚才只是打了个小盹儿。张昆林疼得直咧嘴，但一直没有出一声。他的小腿上，插着一根竹茬，这是扎扫帚的人砍过留下的，快刀砍毛竹，留下的是斜茬，锋利无比。竹茬顺着小腿一直插上来，有大半尺长，外面只剩了一点点梢头。梢头上却没有一滴血流出来，张昆林的小腿精瘦，几乎不见肉，皮把竹茬包裹得太紧了，像剑鞘里多插了一柄剑。

大家七嘴八舌说怎么办，有说往山下送，有说快去请医生。玲在灶台上给老公煮鸡蛋，她煮了八个荷包蛋端上来，碗里放了两把糖。她说：“快吃了，不管咋样先补一把力气。”张昆林一口一个，吞铁球一样吞下去。有人在外面用竹子绑担架。地下的树叶枯草因浸了水，暄腾得很。

老黄手里拿了一把虎头钳走过来，把一根点着的烟插在张昆林嘴上，说：“张兄弟，你怕不怕疼？”张昆林说：“格老子的，不怕！”老黄对红喊：“去给我用盐水煮一块棉布来！”红应一声奔去了灶房。

老黄把张昆林的腿拉过来，放在自己怀里，让两个壮力抱住对方的身子，他一寸一下按张昆林的腿，末了，用虎头钳夹住竹茬露头的部分，喊一声：“都给老子闭上眼睛！”闪电一样，长长的竹茬被从张昆林的小腿里拔了出来。张昆林“妈呀”一声。所有人都睁开了眼。大拇指粗的竹茬上带着血丝，却不带血渍。我躲在后边一阵战栗。

红把一块折叠过的白布闪电一样捂在了张昆林的伤口上。那是一件带着小碎花点的女人内衣。血慢慢洇了出来，在雪白的布上，像一枚山丹花瓣绽开。老黄拿过来一瓶白酒，拧开盖子，隔着碎花白内衣细细长长浇下去，白酒和血水在地上延伸出一股小溪流，开始是鲜红，渐渐变淡红，最后恢复了纯酒色。一瓶酒倒过一半，老黄说：“行了。”

小沟离我家隔着一道岭，翻过岭头，下一段坡，就是我家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鞋子和衣服太久没有换洗过了，有一股臭味，裤裆早磨破了口子，变成了开裆裤，我用几片构树皮扯缀着。我有些想家了，自告奋勇要求去卫生院给张昆林买消炎药。

上了岭头，余晖从西边打过来，清晰地画出岭头绵延的分界轮廓。雨后的世界更加鲜亮、驯静。天空蓝湛湛的，像被抹布才抹过一样。山腰上的村子稀稀落落，鸡鸭们轻步慢摆地享受一天里最后的时光。峡河在山脚闪着黄光，流向十五岁的我还无力知道的远方。

五

不知不觉，天渐渐凉了。

开始时，大家都在平缓些的、树木茁壮稠密的地方割，慢慢地，向着陡坡、岩坎的地方转移，那些苍老的、稚幼的漆树也都刀口加身了，再慢慢地，漆口由“柳眉”变为了“牛眼”，不能再加刀了，漆口太大，漆汁流尽了，抗不住冬寒，来年漆树会成片死掉，这是犯大忌的。

整个夏天，风调雨顺，一点儿都没耽误干活儿，每天漆汪汪流出来，茧哗哗收回来，老黄三天两头忙着往西安送货，福建人的钱都不够用了，说欠着，但价格还是高价。欠着就欠着，多少年的老客户了，大家都不怕。

风刮得紧起来，也有力起来了，经常有漆茧从树干上被吹落下来，漆汁洒落了一树一地。漆落在草上、叶上，草和叶子用不了半天就会变黑变枯，好奇的野蜂、野蝶也死在上面。山顶上的野杨树渐渐变黄了叶梢，这是发芽最早也是落叶最早的树种，也实在是因为它长得太高了，树高招风。树们和草们由翠绿变为苍绿。天上的云，不再是成块成团，变得碎裂和稀薄。

因为被欠了款，大家吃饭，高粱酒就变成了红薯酒，打花牌时，两毛钱的局也变成了一毛钱的。

那是一个清早。头天下午，天快擦黑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冰雹，按说这个季节是不会下冰雹的，不知为什么，就下起来了。开始时，东一颗西一颗，稀稀疏疏，米粒大，豆子大，指头大，下着下着，密集起来了，变成了栗子大，乒乓球大。冰雹也变得奇形怪状，有的边缘长着齿，有的带着把儿。冰雹从高高的天空上投下来，精准地砸在工棚上，有几颗穿透了塑料布，叮叮咣咣砸在锅碗上，落在床被上……清早的饭，因为冰雹造成的损失都吃得没精打采，在大家都低着头无声扒饭时，红突然呕起来。那一声呕吐太突然了，太响亮了，像突然一个炸雷带着闪电。大家都愣住了，又看着红哇的一声冲进了她的小屋子。

两天后，红独自悄悄走了。她那一身红色的外衣，挂在棚前的松树枝上，虽然漆花斑驳，但依然无比好看。那套衣服就那样一直挂着，直到曲终人散，最后变成了树枝的一部分，也没有人取下来。红回了家，还是去了别处？那一阵呕吐是病了，还是别的原因？对少年的我来说，像一个谜。我唯一听说的，红十九岁。唯一记得的，那一双细细的眼睛，有时含着露，有时含着雾。

又一天，老黄也突然消失了，大家从山头喊到坡底，从早上喊到日落，也没找到他。后来，大家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张纸。纸的一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是卖漆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另一面是一页信。我是所有人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我一句句读给大家听：

“对不起兄弟姐妹！我走了，福建人跑了，我去找他了，哪怕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我要是回不来了，这个秘方，我祖上传了五代，治腰疼很管用，老了，也许能用得上：老鼠蛋两颗，鸽子头两颗，瓦片上焙干，研末，黄酒冲服。”

福建人为什么要跑路，跑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一个人要跑路，一定有跑路的原因。也许，福建人早已设好了局，也许他也被人算计了。

十几天后，我去了一所苦寒的山区中学，在那里开始了高中生活，一读三年。走的时候，我妈向邻居家借了十元钱，给我做学费。地里玉米未老，山上药材正嫩，收入是遥远的两个月后的事情。

也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割漆人。古老的手艺，命上悬刀的人，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

现在，峡河两岸的山林，依然以青杠树、橡树、栎树为主打，其次是松树，再其次是白桦、麻栎，漆树反倒越来越稀少，正渐渐绝迹，和那些我们渐渐看不见的事物一起，曲终场散。

原作者｜陈年喜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