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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以杜甫诗文本身为第一文本，辅以相关历史文献典籍及近现代中外杜甫研究成果，重构我们最熟悉、同时也可能是最陌生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见证过盛世的辉煌也经历过乱世苦难的杜甫，其坎坷不安的生活与不朽的“诗史“写作，将汉语之美、之幽深和力量推向极致的天才写作，磨炼出一面光鉴纤毫，朗映万象的神奇镜子，使千载之下的世人，得以窥见一个风云时代的侧影：光芒的侧影，灰暗的侧影；繁华的侧影，凋零的侧影；欢乐的侧影，悲伤的侧影；历史的侧影，诗歌的侧影！全书近四十四万字，既有严肃的文献支撑，又有生动晓畅的现代表达，在众多杜甫研究著述中，堪称独辟蹊径的力作。
篇章选读
缘空一镜升
（代跋）向以鲜
一个诗人在他一生中，一定会和另一个诗人，尤其是历史上的某个诗人发生神秘的联系——要么成为异代的兄弟，是么成为精神上的父亲——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密缘分。
聂家岩 向以桦的钢笔画插图
漫卷诗书的聂家岩少年
1979年秋天，我从大巴山腹地一个名叫聂家岩的小村庄考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年甫十六岁，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大约是在入学的次年，也就是1980年下半年，中文系的杜诗研究专家曹慕樊先生（先生系目录学泰斗刘国钧、哲学家熊十力高足）给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杜诗选读。就我有限的见闻来看，这可能是全国高校首次开设关于杜甫研究的专题课。
上曹先生这门选修课的学生，以七七级、七八级高年级的学生为主，学生平均年龄估计都在二十五岁以上。我作为低年级的少年学生，去旁听曹先生这门颇显高深的课程，坐在一群成熟男人之中，显得特别刺眼。一次课闲时间，曹先生走到我的面前，随手拿起放在书桌上的《杜诗选读》——那是曹先生亲自编选的铅印本内部参考教材，迄今我认为仍是中国最好的杜诗选本之一，亦是我的案头必备——曹先生看见书页中，凡有空隙处均密密麻麻写满了读书笔记，并且粘贴着各种读书札记纸条，目光中露出几分欣喜和讶异之色。这本书随我走南闯北一直没有舍得丢，迄今仍在摆在我的书桌上。书的扉页上手写着“浣花水西”和“浣花野民”等字样，现在想来有点好笑，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就成了“野民”，再野又能野到哪儿去！估计是由于杜甫在诗中经常写及“野人”或“野老”之类的诗，才会想到这么一样苍凉的雅号。
曹先生低声问我：你这么小，为什么要来听学长们的课？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报考先生的杜诗研究生。曹先生微微停顿了一下，郑重地说道：你要考我的研究生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得把杜甫诗歌全部背诵下来，我就收你做学生。我的兴奋神经一下子被刺激起来，不无挑衅地问道：先生，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人能把杜甫留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全部背诵下来呢？曹先生摘下厚厚的镜片，呵了一口气热气，撩起衣角轻轻地擦拭着：有，当然有。他是谁？曹先生重新戴好眼镜，笑眯眯地拍了一下我的头：康南海。说真的，当时我还真不知道康南海是谁。曹先生看出了我的疑惑，接着补充道：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我庄严地站起来，对曹先生说：好，先生等我两年。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一次美与记忆力的历险：用清人杨伦的《杜诗镜铨》为底本，我以平均每天背诵两首诗的速度（律绝可能会多至五六首），开始了一个人的杜诗苦旅。在美丽的西南师大校园诸多角落，都留下了我背诵杜甫诗歌的身影。杜诗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啊，我成了颠簸其上的一叶小舟。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差不多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大三开始着手撰写毕业论文，我当然选择了杜甫，最终确定的题目是：杜甫诗学研究。由刘健芬教授作指导，通过一年的努力，最终撰成三万字的论文。据称，这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写得最长的一篇学士论文。
大四上半年，我叩开曹先生的家门。曹先生第一句话就是：全背了？我说，全背了。曹先生说，那你把《秋兴八首》背给我听。我说，这个太简单了，来点儿难的，我给你背《北征》吧，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我只背了几句，曹先生面有得色，摆了摆手说，不用背了。我略觉沮丧，先生还是笑咪咪地盯着我：既然你那么喜欢这首《北征》，那你说说杜甫写女儿模仿母亲画妆的样子，“狼籍画眉阔”是怎么回事儿？我想也没有想就说，杜甫女儿那时还小，依样画葫芦吧，结果画成了一个花猫脸。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又问：照你这么说，杜甫为什么不说“狼籍画眉乱”而要说“狼籍画眉阔”呢？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令曹先生意外的是，我告诉先生，我不准备报考他的研究生。我对先生说，现在我喜欢闻一多，特别喜欢闻一多，我要去读闻一多弟子的研究生。曹先生绝对的大家风范，很快恢复了平静，立即告诉我，南充师院的郑临川先生，就是闻先生的弟子，如果你愿意，他可以代为推荐。
那时的我，真是心高气傲啊，婉谢了曹先生的好意，我没有告诉曹先生不去郑先生门下的原因：那时的我还有很多虚荣心，眼中根本瞧不上南充师院呀。后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王达津教授的研究生。王先生乃名家之后，其祖父王铁珊系蔡元培、许寿裳好友，王先生先后师从刘永济、唐兰、高亨、朱东润、闻一多、朱光潜、冯沅君等名师，闻一多还是王先生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座上师。
背诵杜甫诗歌的事情，在我们那一届的中文系上还是小有点儿影响的。1981年夏天，南充发洪水，我在故乡聂家岩平生第一次给异性同学写了一封书信，那位名叫可可的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给我回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向小先生，听说你特别喜欢杜诗，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一定会成为研究杜诗的大先生的。”这句话好像是在鼓励我，实际上是深深伤害了我那颗不可一世的自尊心。我在后来的诗作《我的两地书》中还提及此事：唉！我能把1400多首杜甫诗歌
脱口背诵出来又如何？聂家岩的少年维特独自躲到香樟树下漫卷诗书大三暑假期间，我曾专程来成都礼拜杜甫生活过的草堂。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锦江边的四川大学。到成都来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想离杜甫热爱的成都和草堂更近一些，更近一些。
关于唐代眉毛的回答
为了很好回答曹慕樊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写成《杜甫“狼籍画眉阔”琐议——诗歌中的社会风俗剪影》一文，算是给曹先生和自己一个交待。那时我刚满十八岁，正狂热地喜欢着杜甫。
以白描手法勾勒人物情态栩栩如生者，在唐代首推杜甫。《北征》中写小女儿仿效母亲画妆，廖廖三十字，便将一幅乱世里苦中作乐的天伦图跃然纸上：“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
有学者指出杜甫《北征》诗意可能受到左思《娇女诗》的影响：“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髻，黄吻澜漫赤。”仔细比较，发现二诗的确有颇多异曲同工之处：诗人均以自己钟爱的小女儿为摹写对象，都写到小女儿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学习画妆。她们化妆时皆因年纪太小而弄巧成拙：杜甫的“痴女”用“朱铅”把眉毛画得一片“狼籍”，左思的“娇女”则用“浓朱”把嘴角弄得鲜红“澜漫”。不同之处在于，杜甫的女儿是画眉毛，左思的女儿则画的是口红。虽然两个小女儿各有其侧重点，但总算是抓住了女性画妆的要害：眉毛和嘴唇。
对于杜甫此处看似直白的“狼籍画眉阔”一语，在释读过程却有不同的说法，造成分岐的原因在于对开天之际的女性化妆时尚有不同的认识。落实到诗中就是对于“阔”的不同理解：是因为画得狼籍而变阔呢，还是画眉本来就要阔，只是画得狼籍而已？还是因为本来画得又好又阔，只是后来不小心弄得狼籍了？
盛唐开天之际倒底有没有阔叶眉的风尚呢？回答是肯定的。
盛唐诗人中有不少写到阔叶眉习俗的，如景龙中登进士第后从岐王李范游的张谔，在《岐王席上咏美人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半额画双蛾，盈盈烛下歌。”而更为直接的是遗存下来的盛唐绘画作品，如敦煌壁画乐廷瓌夫妇行雪图中之女子，其眉毛皆阔而短，乐廷瓌正是在开元天宝时出任太原都督的。武后之后不久的李重润墓石椁刻宫装妇女，其眉毛亦十分宽阔如有桂叶。传为中唐时代周昉所画之《簪花仕女图》，图中仕女之眉为“浓晕蛾翅眉”，宽大如同飞蛾的翅膀（而不是飞蛾的触须）。此图经沈从文先生考证，盖为宋人据唐人旧稿增饰而成，并非周昉原作。图中妇女眉式为开元天宝之际所有：浓晕蛾翅眉和蓬松大髻加步摇钗，成熟于天元天宝之际。
宽如蛾翅的阔叶眉之风盛行开元天宝之际，至元和之时时风一变，由浓晕蛾翅眉转变为八字式低颦细眉，与阔叶眉相较，别有一种纤柔的病态之美。白居易新乐府中有《元和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时尚往往是一面神奇的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影子，仅就女性眉毛式样的变化而言，与盛唐阔大、健康的气象相比，中唐已显出几分萧索和悲凉。
盛唐时代是一个开放且自由的时代，就眉妆式样而言，亦是多种多样，修阔并举。唐张泌《妆楼记》：“明皇幸蜀，令画工作十眉图，横云、斜月皆其名。”这十种眉式是哪十种，张泌并没有说明，后来明代的蜀人杨慎在其《丹铅续录》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十种眉式中，有数种当属阔眉，如横云眉、倒晕眉（当即浓晕蛾翅眉）等即是。宋苏轼《眉子砚歌赠胡誾》诗：“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这种对眉式的新奇追求之风至宋代仍有延缓，陶谷在《清异录》中有一则记载：一个叫莹姐的平康妓，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
杜甫之诗，旨在写乱世中的天伦之乐，小女儿之行为，既可看做实写亦可看做虚写。诗人更可能描写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为了迎接父亲回家，小女儿早晨起来很认真地向母亲学习画妆，刻意画出了甚为浓重和庄重的桂叶阔眉，或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而弄脏或弄乱了自己精心描画的眉样（随手抹）。诗中不仅传达了小女儿的活泼与可爱，更通过母女浓妆画眉的细节，表达了离乱中的家人重逢是如此珍罕。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在盛唐开元天宝之际，柳叶修眉是一种日常普通的妆，而桂叶阔眉可能是一种较为隆重的表达敬意或喜庆的盛妆。
仰止堂对白
2016年正月15日下午，天气异常好，一扫前几日的凄风苦雨。我以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诗人”的身份参加了由《成都商报》社、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星星》诗刊联合举办的元宵诗歌分享会。这一天是圆满的日子，爱的日子，也是诗人的日子。大约有两百名诗人及诗歌爱好者，一起来到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仰止堂，诵读了我的二十首现代诗作。仰止堂这个名字，与当时的情景非常契合：我们来到这儿，是向诗圣杜甫仰望和致敬的。
正月十六日晚上，在微信朋友圈，一位我素来尊敬的老教授发来短信，对我在杜甫草堂的仰止堂朗诵新诗这一举动表达了看法。在此，我要感谢老教授的真诚与坦率——为了还原当时的情景，我把那段对白略加整理转录于此。
老教授：新诗是舶来品，杜子美听勿懂。
向：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新体诗。杜甫的律诗（近体诗），不就是唐代的新诗吗？他的拗体律诗，更是唐代新诗中的新诗，是唐代的先锋诗、探索诗、实验诗。至于说到舶来品，唐代的舶来品可谓琳琅满目。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为此撰写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是很开放的时代，很多诗人都与异域文化相关。比如李杜与西域文化，包括波斯、粟特、突厥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甫诗中写过不少与西域乃至更为遥远的人和事，著名者如《天育骠骑歌》、《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等。来自中亚的歌谣是否影响过大唐诗歌，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任二北、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中也应该有所触及。再则，说到新诗或自由诗，唐代的歌行体，无论是形式（自由多变的句式）、结构（浪漫恢宏）还是气质（鲜活、充满生命张力），都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诗。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唐代诗人，都写过这样的歌行体，杜甫更是自创歌行体的大家。
老教授：即使有外来的影响，也是一个吸取消化的过程，而不是被同化的过程，所谓新诗是被同化的，与传统诗歌无多大关系。诗体包括：古风、乐府、律诗、词、曲，至元代诸体大备，至今未再出现新体。至于所谓新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体，王力称作白话诗或欧化诗，不是从传统诗词发展来的，故我说杜甫听不懂。词汇系统都不同，他如何听得懂呢?
向：汉语的白话传统一直存在着，它不是胡适等人发明的，和汉语的书面语相辅相存，相互滋益、吸收和分享，是一枚分币的两面。
老教授：鄙人认为，到草堂念些杜甫听不懂的诗，怕是有些亵渎。中国诗歌的基本词汇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文言，故今人大体可懂古代诗文。新诗用白话且杂用翻译名词，今人看得懂，古人就看不懂了。且白话变化甚快，可以预言再过百年，只有专家才读得懂所谓新诗。
向：关于诗歌与书面语、口语、俗语、外来语之复杂关系，不是新题而是旧话。屈原、李杜、莎士比亚、里尔克等人的写作均与之相关。只要汉字还在，汉语不灭，今天的新诗尤其是那些可以称之卓越的现代诗或先锋诗歌，百年后千年后的人们一定能听得懂，并且能从中倾听到诗人们的心跳。自语言史或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分——所有的书面语都来源于口语；反过来，几乎所有的口语，都有书面语的根源。
老教授：诗歌应该是在传统的形式上发展来的（世界各民族的诗歌无不如此），而所谓新诗，却不是这样的，是些没有传统的欧化诗。
向：真正好的新诗现代诗，并非像你所说，全是欧化的样子（勿容讳言今日新诗中确有大量的翻译体存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体现着纯正的汉风：在自由、解放的形式下，奔涌着汉语的血液。其实，传统与现代，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从来就是孪生的兄弟姐妹。就说借鉴外来诗歌形式吧，那也是可以写出杰出诗篇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并没有用日本传统诗歌形式（和歌俳句），而是用自由诗成就了日本国民诗人！印度泰戈尔，也没有使用印度古老的史诗形式（如《薄伽梵歌》），而是借鉴英语诗歌写下了不朽的《飞鸟集》。百年前就有保守者预言：胡适这样的新诗，必定是短命的。但是，百年过去了，新诗不仅没有短命，反而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梁宗岱、戴望舒、徐志摩、冯至、穆旦、陈敬容、郑敏、何其芳、北岛、食指等等。倒是墨守成规的旧体诗，已经日渐衰落。
老教授：所谓新诗出名诗人不少，但他们的诗句有几句为人们所传诵呢?传统诗歌近几十年不振，是教育缺位，报刊极少刊载。现在，传统诗歌的禁区才打破，几乎全国所有县市都有诗词学会，作者人数激增，作品水平也不断提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何来日渐衰落?我见你在草堂朗诵新诗，地点不对，应去天府广场朗诵才好，那里听得懂的人多。在草堂朗诵，杜甫听不懂，未免唐突前贤。其实我不反对舶来的新诗，它有存在的理由。
向：杜甫一定不会认可你这个看法。杜甫之所以伟大，甚至比李白还要伟大，就在于他是人民的诗人，他一直在苦难生活的现场。其实，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的，自己也写过不少古体诗，但是后全部烧掉了。去年冬天，在回复“天铎诗歌奖”发起人萧乾父的采访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我放弃写古体诗，原因很简单，我觉得今天的人再去写古体诗，连清代的人都写不过，遑论唐宋。因此，我是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告别旧体诗的写作的。别人还要继续写旧体诗，那是别人的自由，我也期待他们能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汉语的旧体诗——但是，请允许我放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好诗歌，一定是接通汉语血脉、打通中西隔膜的现代汉语诗歌。
杜甫说过：“千秋万岁名，寂莫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千秋也好万岁也罢，都太久了，生命多么短暂啊！还是读杜诗吧，杜甫绝对可以抵消部分生命的幻灭感。杜诗读得多了，会对杜诗的口吻越来越熟悉。有时候，仅凭直觉就可以对杜诗异文做出判断。比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部分版本将“白日”写作“白首”，我熟悉杜甫的口吻，我知道他会怎么说。杜甫在这儿绝对不会以“白首”去对“青春”，杜甫一定会以“白日放歌”去与“青春作伴”。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诗人杜甫，他有他的腔调，他有他特别喜欢的词语。“白日”和“青春”这四个字就是杜甫所喜欢的，与年龄没有关系。杜甫的口吻具有顽强的生命感召力，甚至会以近乎下意识的状态潜入我的写作之中。
癸巳年冬，我写下组诗《唐诗弥撒曲》，这组诗，如果没有杜甫的侧影闪现，将是不能成立的。这也再一次证明：新诗或现代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并没有鸿沟，不仅没有鸿沟，很多时候，古典诗歌本身就是现代诗歌的精神源泉。那组诗中的《剑舞》，当然是献给杜甫的。还有，最后的《空山》，亦即全诗最后几句，借用的就是杜甫的诗句——这是我们的秘密，只有极少数真正了解的人才能洞悉。这时候，杜甫的口吻，也是我的口吻：
哦万嶂之中那儿万象吐纳万籁交响一只蝼蚁跋涉向枯萎的梨子而苍穹之上依然日升月沉
缘空一镜升
杜甫是从瘟疫中活过来的人，如果没有敬爱的洛阳姑姑的仁爱，人类将会失去一个不可复睹的诗人。他在《回棹》诗中再次写及瘟疫：“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2019夏天，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舒星女史的主持下，我与出版社签订了写作《杜甫评传》的合同。一直想写一写心中的杜甫，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这下好了，终于有机会来写一写我的杜甫。正当我着手写作的时候，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灾难悄然降临这颗本已满目疮痍的星球上：新冠病毒闪电般席卷了人类，我的写作亦因这场意想不到的病毒风暴而猝然停止。无可奈何又无所适从，只好蛰居丈人山下，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度疫期间我写过一首小诗，《安静也是一种磅礴力量》，我试图从被迫的安静中吸取一种心灵力量。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途又经历严重的目疾，真的很绝望。我完全理解杜甫所说的那种“老年花似雾中看”的痛苦，很担心这本《杜甫评传》可能会中途而废。还好，后来得到了较好的医治，国内疫情也控制下来，使我在仲夏时节可以重新投入激情的写作之中。这期间，不断得到舒星女史的问候和鼓励，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有这部《杜甫评传》的问世。写作之中，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是我在写作其他著述时从未有过的。原因在于我太喜欢杜甫，生怕写不好对不起自己的喜欢。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我面前，横亘着几座大山：冯至的《杜甫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洪业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还有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吉川幸次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叶嘉莹等人的杜甫研究。在这些大师面前，晚生还要去置上一喙，实在有些自不量力啊！说起来，上面这些大师级人物，其中好几位多多少少还与我有点儿关联。闻一多和朱东润是我研究生导师王达津教授的授业恩师之一。有一次在网上与朱东润高足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谈及这一渊源时，陈尚君开玩笑说，他算得上是我的师叔，论辈份也确实如此。在西南师大上大三时，洪业的侄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洪范到西师来做了一场访美的学术报告，报告在西师的大操场上举行，人山人海，简直像是在举行盛大的典礼一样。在那场报告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哈佛燕京学社，第一次知道了“引得”这种先进的文献典籍整理方式，第一次知道了洪业（煨莲）的名字，并且立即从图书馆借回“杜诗引得”。知道吉川幸次郎的事是后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次年，中文系请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做短期学术交流，兴膳宏是吉川幸次郎的爱徒，自然会常常提及他的导师吉川幸次郎。在大师林立的杜甫研究面前，我还得硬着头皮写下去，慢慢地，总算找到了一点儿自信心。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这种自信心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让我产生了几分傲视的幻觉。回过头来看，这些前辈大师的学问当然比我好，但不一定有我这么喜欢杜甫；就算有我这样喜欢，他们也没有我这样幸运，因为我能站在他们的肩头之上，我能从他们的杜甫研究中汲取精华和能量，从而淬炼出属于我的杜甫之血与火。 杜甫在《偶题》中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于我而言有没有“声名”并不重要，只要不“浪垂”即足慰我心。秋色如佳酿，丈人峰下佳气渐浓。我再一次想到了当年杜甫登临时的情景，如果能顺着丈人峰的云朵不断向上攀升，那该有多好！杜甫在《江边星月二首》其一中说：“天河元自白，江浦向来澄。映物连珠断，缘空一镜升。”本以为我与杜甫早已结下前世今生的缘分，突然觉得一片空茫和苍白。银河本来就是洁白的，江水本来就是透明的，倒映其间的星辰像一些断了线的珍珠散落开来，明月却像一面空空荡荡的镜子，越升越高，越升越远。“缘空一镜升”：我与杜甫的缘分，真的空了吗？那缘，是攀缘，也是缘分；那空，是苍穹，也是没有止境的虚无。我要特别感谢西南民族大学王玮教授，在她温婉的引领和努力下，一百零七岁的蜀中人瑞作家马识途老先生，封笔一年之后，毅然为本书惠赐墨宝，真正稀罕的茶年墨宝——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文书籍中最高龄者的一次题名——我知道，这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好，而是全拜诗圣杜甫之赐！——向以鲜志于辛丑秋青城丈人峰下名家推荐
当代诗人抒写古典诗人杜甫评传，展露的不仅仅是“盛世的侧影”，也是汉语诗学最激动人心的侧影。——诗人、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杜甫诗歌一向有“诗史”之称，历代文人学者凭借知人论世的原则及方法，从中发掘唐代历史文化的多方内容。本书将焦点移向杜甫本人，通过对杜甫诗歌的解析，映照出这位诗圣一生坎坷经历的侧影。向以鲜教授身兼学者与诗人，这一双重身份使得本书既有传统的学术功底，又充溢着深切的个人感受，在唐诗研究中独辟蹊径。——美国犹他大学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终身教授吴伏生 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以诗解诗的成功尝试。《盛世的侧影》——一部21世纪的“读杜心解”，一位千年学府教授诗人的“诗教心传”。——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舒大刚 给“中国诗歌的珠穆朗玛峰”杜甫立传， 需要一览众山小的广阔视野，还要有读书破万卷的深厚学养。本书作者当之无愧，他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背诵杜甫现存的所有诗篇，令我望尘莫及。这本书主要的脉络是杜甫的诗歌，而伟大诗人最好的告白就是他的诗歌本身，其背景是破碎的山河。盛极而衰的开元、天宝，辉煌和苦难早已尘埃落定，唯有杜甫的诗歌，江河万古流。来读这本书吧，看看我们曾经有多么伟大的祖先！——诗人、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国民谣音乐人周云蓬福利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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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向以鲜将从评论中选2位读者，赠《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
截止时间 2月14日 周一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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