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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都是小问题。在根本上，三纲五常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它给出了正确的社会秩序基本原理，告诉人们，真正稳定而良性的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人性的基石之上。偏离和忽视人性，都所建立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真正良性的。

事实上，现代人只知三纲五常是封建糟粕，但对其内容和内涵基本是无知的。

何谓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三纲”的实质是什么？是三组人际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三纲”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在这三组人际关系中，前者是后者之主导、纲领。“三纲”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这里，把这种主导、从属关系机械化了、固定化了，混入了专制因素。

第二层含义是，这三组关系是人类社会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此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和纲领。人类关系可以有无数种，譬如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生产中的雇佣关系等等，但是这三组才是最基石的，这要把这三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将社会秩序等同于人际关系。也可以说，是以人际关系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秩序的，认为社会秩序的要义和基础在人际关系。把人际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自然呈现良好的秩序。社会秩序就是人际关系，稳定而良性的社会秩序建立的过程，就是稳定而良性的人际关系实现的过程。

“三纲”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的三个代表，代表着所有的人际关系，也代表着社会秩序。或者可以直接地说，“三纲”就是社会秩序。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稳定而良性的人际关系？答案是基于人性的相互尊重，即让自己的人性成分发挥，也要让别人的人性充分发挥。这就是《中庸》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中庸》的这句话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人心，与让别人的人性也充分发挥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性中存在关系基因、秩序基因，天然地存在着尊重别人人性的因素，天然存在维护良好秩序的因素。

孟子对这一点做了更详细而精到的论述，概括为两个字：“性善”。

“性善”不仅是说人性是善的，而且，人性是完全的、完美的。所谓人性的完全、完美，就是指人性中包含完全的人际关系因素、社会秩序因素，天然地具备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能力。只要充分遵循和发挥人性，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就会自然出现。

“性”其实是“心”之性，而“心”则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这个器官是逻辑上的、职能上的，因而也是虚拟的。所谓虚拟的，是说“心”的存在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是对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概括总结，并非说人在生理上真的存在一个具体化的“心”。既然存在思考认知活动，那么就应该存在一个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主体。

也就是说“心”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在人类所谓的概念中，是最抽象的。一般所说的抽象都是针对思考认知对象的，都是对“物的抽象”。而心则是直接针对思考认知活动本身的，是“心的抽象”。

“性”就是“心”的基本结构，也是心在进行思考认知活动时，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也就是说，人心是具备相同的基本结构的，基本相同的人性，正是因为如此，在判断和选择上，存在共识。这个相同的人性就是“理”、“义”，也可以称之为：义理、道、道理、道义等。

“义”、“理”是人心的基本结构，也是人性，是内置于人心之中的，人天生具备的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义”、“理”都是内在的，内在与人心，而非外在的，不是外在的规则条款。

同时，“义”“理”也是高度抽象的，并非物理上实际存在的，而只能通过人的判断和选择来呈现，即通过人的外在行为来呈现，通过做事、事来呈现。

“义”、“理”表现在外在的事件之中，就是“仁、义、礼、智”。但是外在的“仁、义、礼、智”，不过是内在的人性的呈现、外化，内在的义理的呈现、外化。

为了说明这一点，孟子提出了“心之四端”说。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既然，“仁、义、礼、智”根植于人心人性，由人心所发端，因此，也可以将“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于人性。

到了西汉，董仲舒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信”字，将其称之为“五常”，成为“五常之性”。

因此，“五常”的实质是人性，也是作为社会秩序的“三纲”的基石。“三纲五常”是对孟子“四端”说的发展，继承和保留了孟子心性观、秩序观的内核。

但是，在孟子学说里，外在的“仁、义、礼、智”仅仅是“心”进行思考和判断和选择的效果、结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思考，在判断和选择，而非对教条的机械遵守。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不得”；“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就判断和选择，“执一”机械固守外在条款。

因此，孟子也不重视“信”，反对机械的“信”， “执一”就是机械的信。 他还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董仲舒却加了一个“信”，与“仁义礼智”并列，这不是加了一个字的问题，还代表着基本理念的变化。整个两汉，都是迷信之风盛行。董仲舒本人就迷信灾异和天人感应。这导致，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教条化、机械化了。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都成了要求人们去信仰和服从的教条。

董仲舒将“阴阳学”混入了儒学，以及机械的阴阳思想，强解人际关系和人性。并且要求人们去“信”，其实就是迷信。

迷信很容易和暴力专制结合在一起，最后发展成“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悲惨局面。

大家一定要清楚，将秩序根植于心性之上，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两汉之后，将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三纲五常”。因此，“三纲五常”包含了中国文化的秩序基本原理，但是也混入了迷信和专制因素。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存在四类秩序类型，但是唯有中国的秩序是稳定和良性的。

中国的秩序可以称之为“心性秩序”、“道义秩序”。道义即义理，发端与人心，也是人性。

现代之前，西方秩序是宗教秩序，其基础是人对神的信仰、迷信。

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存在过“法家秩序”，国王的意志通过成文法来体现，然后以暴力专制对法律进行贯彻。这种法家秩序在古波斯、古希腊等地都曾短暂广泛存在。

现代西方秩序，则是一种“制度秩序”，“民主秩序”。这种秩序与“法家秩序”非常接近，只不过，法律不在是国王意志的体现，而是公民利益和权力的体现。“民主秩序”的基石是个人经济利益、权力。实际上是保障个人在利益争夺上保持平衡、妥协，让利益争夺不那么混乱。因此，不可能真正稳定和良性，无论是曾经的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当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生的社会分化分裂已经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因此，在已经充分全球化的今天，唯有中国文明能够为全球提供一个真正稳定而良性的秩序，就是根植于心性和道义的“心性秩序”、“道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