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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红阁的古旧城楼,赤底墨字的“顺德府”牌匾,风里雨里仍高瞻远瞩的领袖像,暖阳下聚在城墙根下棋、打牌、乘凉、理发、唠嗑或卖货、遛狗、带孩子学步的老年人;稍远处,有人吊嗓子拉胡琴唱河北梆子,有人伴着配器简陋的乡土迪斯科跳广场舞,从总是踩不上点的动作看,就知道跳舞的人都不年轻。老城人穿衣的调子都跟这座屹立五百多年的城楼很协调,几乎所有人都不分性别地穿黑灰蓝,偶露暖色,必是暗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素称“五朝古都、十朝雄郡”的邢台,确有感受到它的深厚古朴,像一座时光倒流的民俗城。
我在广场上拍了两张照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又认真地环顾了一圈,心里不禁一震:平时新闻里总说“中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但在我听来感觉更像是社会学概念,即便自己也跟随母亲衰老的脚步而年过半百,但仍觉得衰老是一个人生命的自然过程,并未将镜头拉远放大到社会。然而此刻,站在清风楼广场,我看到一场残酷的彩排。聚在这里消闲的市民,三分之二是老年人,这直观的视觉冲击实在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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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开始关注老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母亲老了,不得不面对。去年夏天我回国陪母亲住了三个月多月,她虽然记性不好,但还没不好到不认识我的地步,今年春天再回京探望,她衰老的速度令人心痛。有一天,我陪她围着小区遛弯,边走边聊,她突然笑眯眯地问我:“你的父母在哪儿呢?”
我一时惊愕得无言以对,反问她:“您仔细看看,我是谁啊?”
她停下脚,显出一副被问住的样子,而后试探地反问:“你跟我是什么关系,你对我还挺好的啊?”
那一刻我心里真哭了,但脸上还是努力地笑,用故作轻松的语调说:“我当然对您好了,我是您儿子呀!”
母亲听了咯咯笑出声来:“你别逗我了,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大的儿子。”
“您想象,您自己多大了?”
她想了想说:“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我今年多大?”
于是,我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帮她恢复记忆,翻出家里的老照片,并在一张大纸上画了个家谱树,从她的父母开始……看到照片上的我,她自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唉声叹气,每天都会翻相册,看家谱,用笔在相片背后记下两行帮助自己回忆的信息。每天我在房间里跟她碰到的第一面我都会问:“您今天能记得我是谁吗?”她也会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要求我:“你再考考我,看我说得对不对。”
临回布达佩斯前,终于让母亲又记住了我,分手时她一再叮嘱:“夏天你一定回来,别让我再忘了你,我的脑子实在太坏了……可以,忘什么都行,别让我忘了家里人啊!”车开之后,我透过窗玻璃望了她一眼,忍了一个多月的眼泪终于涌了出来。
我关注养老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当年我在北医读书时的辅导员李鹰老师从副校长位置上退下来后,一个猛子扎进了“医养结合”领域,在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旗下成立了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并担任会长,利用北医的丰厚资源,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由名医、教授们参与的专家班子,既研究政策,也推动践行,在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跑,去日本出席论坛,参观取经,俨然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无论见面或微信里,养老成了常谈的话题。这次,我借回国讲课的空档随李老师一起到邢台,就因为在这里有她的一个调研点。我曾听她多次提过,河北爱晚红枫集团旗下的“幸福家养老公寓”我应该抽空走访一下,用她的话讲,“在国内四线城市中,那是属于办得很像样、很踏实的一家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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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穿城而过,既看到破旧的老区,也看到摩天的楼宇,视觉上虽然对比强烈,不甚协调,但也恰恰因此,让人感受到她蓬勃发展的速度和雄心,而达活泉公园的开阔、秀美、整洁和空气清新,锻炼的年轻人和遛弯的中老年人形成一道健康的风景,很容易让从大都市来的人迅速产生健康、惬意的“宜居感”。
“幸福家养老公寓”就设在达活泉公园的隔壁,有一座占地一万多平米的大“四合院”,院子里有一座掩映翠竹、带灰砖影壁的中式门楼,那是“无功能”的纯装饰性建筑,然而“无功能”就是功能,它为四周那几栋由旧楼翻修、朴素实用的五层楼建筑平添了几分家居的氛围。
在老年公寓楼正面的墙上,在喷泉两侧的墙柱上挂着四块雕字木牌,上面分别刻有:“孝身,孝心,孝志,孝慈”,强调了中华孝文化的四个层次。我想,主人把它们挂在这里,既为了明服务者之志,也为暖老年人之心。对于操劳了一辈子、身体急速走下坡路的老人们来讲,这个“孝”字是他们最大的安慰。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对中国人来讲,无论遭受多少历史的劫难,“孝”,总是最没有争议的道德制高点。
进入主楼大门,是宽敞明亮的阳光房,窗明几净,阳光充足;可以想象,即使冬日坐在这里,也会感到温馨、舒适如同暖房。门堂内又见一块锃亮的黄铜匾,上写“扇枕温席,定省晨昏”八字,让人联想到杨炯的碑文和黄庭坚的诗句,古风古韵,光看这几个字的优雅组合,就折射出古汉语卓绝的诗性之美。一楼除了评估室外,还设有装饰考究的阅览室、书法室和一间庄重素雅的公共佛堂,在那里,深色的红木供台上玉佛披光,插花养目,墙上的画框里镶有一幅笔线禅意的扇面书法:“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打动我的是这“多情”二字,无形中拉近了宗教与凡尘的神秘距离。
楼上几层,是分别针对不同状况、不同需求的老人设计的康复公寓,分成自理区、半自理区、失能区、失智区和餐饮区。这里的电梯也有特色,电梯内的侧壁上贴满了老人们做的剪纸手工,瓜果动物,五颜六色,恍然回到孩提的幼儿园。失能区的活动厅里,七八位坐轮椅的老人在看电视里的音乐节目,一位白衣美女在蓝天白云下唱“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我注意到,其中有位老汉的双肩挎了两条布带,布带拴在轮椅靠背上,显然是为了帮他坐定,怕他向前滑下。见到我们过来,老人们都热情地扭过头来打招呼,嗓门很大,像在田垄上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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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兴趣的是“记忆训练厅”,这里有两位康复师在指导几位老人做记忆训练。长桌旁,一位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下来的老奶奶一手握笔,一手捏着诗词卡片,正在认认真真地抄古诗,复印纸上已经抄完了“日照香炉生紫烟”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正在口中默念、一笔一划地抄写“红豆生南国”;坐在她旁边的那位老汉则在用红圆珠笔画鲤鱼,鱼须飘,鱼尾摆,鱼鳞也画得细密形象,从娴熟的笔法看,显然已画过不知多少遍。这时,老汉看到养老院的主人张福伟先生陪着我们几位客人出现,立即得意地把正在画的作品递给我们看,并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夸奖下腼腆地笑了,兴奋地紧攥着张总的手,像一个被老师奖励得了“小红花”的乖孩子。
离长桌较远的墙根有一排椅子,那里只坐着一位看报的女士,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着得体,布鞋崭新,翘着二郎腿阅读的姿势露出一股书卷气。张福伟小声地告诉我说,这位老人可不一般,她曾任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大内科主任,现在记忆力虽然衰退了,许多事情都已经记不得,但一辈子养成的职业习惯却没有改,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一丝不苟地抄写药方,要么就是读书看报,喜欢安静。看着她,我自然想到我的母亲,她以前曾是业内有名的妇产科主任,还曾当过医院的副院长。现在虽然老了,没有了逻辑,但每次吃药都要认认真真地把说明书看一遍,并用笔划上细密的横线,即使刚看完就忘,但“活到老学到老”的习惯仍很顽强。
若不是母亲突然认不出我了,我可能还不愿真正地正视这个现实:母亲老了,已变成了孩子,现在应该担负起父母职责的换成了我们。意识到并接受这个现实,理论上讲谁都明白,但在日常中明白却不容易,因为世上的儿女都有一个惯性的概念,觉得自己的父母永远是天下最能、最强、最独立的人,他们除了操心,似乎从来不需要儿女的帮助;而现在,母子间这种角色置换,让我切实感受到什么是“人到中年”。接受老人在记忆的时空中逆行,在帮他们挽救记忆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遗忘。我感动于母亲终又能够认出我时的高兴,同时也理解,无论记忆或失忆都该被尊重,即尊重衰老的尊严。对老人来讲,失去的等于不存在,痛苦的只是我们,我们任何的不耐烦和埋怨都只会增添他们的不幸。实际上,学着对老人理解、接受、尊重和陪伴,这个过程很折磨人,但也是种幸福,是那种父母式的爱和操心的幸福。母亲越是衰老,我越怕母亲离去,怕一旦没有母亲挡在中间,自己不得不直面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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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里有一面墙上挂了几幅风格独特的中国画,一看就知是大漫画家李滨声创作的戏剧人物作品。张福伟指着照片上腰板挺直、风度儒雅的老画家不无自豪地介绍,年过九旬的李老曾来这里体验过两个月生活,并且非常满意,临走时不仅留下几幅画,还特意题写了一幅“幸福家·老年公寓”的楷书牌匾。
张福伟既是这家当地知名养老院的主人,更是河北爱晚红枫集团的董事长,他慈眉善目,温和内敛,看上去丝毫没有典型企业家那种风风火火或志得意满,即便生意做得很大,即便 “幸福家”对他来讲,更像是在生意之外做的一桩善事,但他做得全心全意,细致深入,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提高。他带我们来到开阔、舒适的楼顶花园,这里实木铺地,有凉亭和摇椅,爱动的老人们还可以在这空中小花园里种花养草,散步远眺。张总指着对面的楼顶说,下一步要把那个楼顶也改建成花园。
我们等电梯下楼,这时候从电梯间里有说有笑地出来四五位老汉,一见到我们,他们立即憨笑着跟我们握手,李鹰老师指着其中一位老汉向介绍说:“这是张总的父亲。”我这才知道,原来张福伟自己的父母也住在这里!一来是图这里热闹,能交很多朋友,不会像在家里那么生活单调;二来能够身体力行地支持儿子,用他们朴素善良、乐于助人的性格感染其他的老人,让他们从心里把这里当做家;三来张福伟作为儿子也感到放心,毕竟自己从早到晚奔忙在外,父母在这里能够得到专业的看护。
不久前,张总的母亲在这里安详地去世,现在老父亲更不会离开这里,因为只有待在这里,老人每天的日子感到充实。看着这对父子,我真的很感动,也为其他的老人们感到幸运,我理解了张福伟先生为什么做这事如此尽心,想来这里真的也是他的家。他把自己的小家,放大成了一个大家;把一个人的孝心,放大给了一群人。
在一条过道里,我们碰到一位慈善老妇人,正在女儿的陪伴下扶着推车散步,她一看到张福伟就立即满脸笑褶地拦住他唠嗑,并紧紧握住他的手一遍遍抚摸,夸他有副菩萨心肠,并说很想他的老母亲。老人的女儿说,母亲经常认不出她,但绝对不会认不出张总。张福伟说,这位老人虚岁已经百岁,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一辈子经历了无数磨难,能够在这里颐享天年是他的安慰,他确实从感情上把这些老人当做亲人。
楼道里还遇到一位性格开朗、热忱的年迈女士,她不厌其烦地跟我们一遍遍地握手,亲热得像是老相识,招呼我们下次一定要去她家吃饭,她会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们的手握了松开,松开再握,几分钟里握了五六次。原来她是老市长的夫人,特殊的身份养成特殊的习惯,除了喜欢握手,也把平素待人的热情也带到了这里,很爱笑,擅攀谈,喜欢热闹,无虑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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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是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幸福家”作为民营企业办的养老机构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进入医养结合试点单位,设有156间公寓房和50张康复病床,能够解决300多人的养老和康复需求,在当地相当令人瞩目。更不要说,这里还特别重视医养结合。幸福家注重医养结合,为老人们提供一周七天的24小时医疗保障,并与当地的三甲医院——人民医院建立了绿色就诊通道;同时,在与幸福家相邻的另一栋楼开办职业培训学校,大量培养护理员和职业家政人员,既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也积蓄了足够的人员储备,而与北京大学医院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的项目合作,以及与本地医疗机构的合作,均为“幸福家”未来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总之,麻雀小,脏腑全,“幸福家”把养老、康护和职业培训有机地合在一起,在既相隔又相通的空间内形成了合情合理的“三位一体”。
还有一件事很打动我,在“幸福家”的五层开辟了一个“安宁疗护中心”,这是河北省第一家开办的安宁疗护中心,同时也进入到国家卫健委推广的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在这里,专业人员悉心护理危重老人,给他们以生命最后的尊严。亲人离别,无疑是很难受的,但是,将要离去者的难受与亲人的难受是不同的。通常,人们往往更注意病危者身体的病痛,而疏忽他们精神上的恐惧和感情上的难受,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有时候比治疗更重要的是精神疗护。国际上的“临终关怀”运动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英国,虽然在80年代末就传到中国,但由于中国文化对死亡的忌讳,使得公众至今对此都缺乏认知,真正开展这项服务的机构很少,即便这些年养老逐渐变成了产业,但能切实做到这一步的仍属于“前卫”,凤毛麟角。
离开“幸福家”,张福伟先生又带我们去了一个工地,说是工地,主体工程已近尾声。一幢幢现代感很强的红砖高楼,内部正在紧张地装修,院子里已树绿花开,藤蔓发芽,这将是他开辟的另一项事业,再过半年,一家现代化的康复医院将会开张。“这里是接诊台,这里是咖啡区,这里将要放一架钢琴……”张福伟详细地介绍着,从他平和的语调里,可以看到他心里有张更大的蓝图。
说起钢琴,我又想到母亲。不久前,我刚把家中闲置二十年的钢琴又调好了音,让母亲每天弹唱一会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音乐的记忆力量是那么强大,许多的老歌,像《浏阳河》、《南泥湾》、《绣金匾》、《难忘今宵》或《送别》,只要给她提醒一句,她就可以从头唱到尾,甚至弹几遍就能背五六首歌的简谱,边弹边唱。有一次,她突然哼起一首我从没有听过的老歌,歌词很复杂,我上网查后,才知是她少女时唱过的《苏武牧羊》。我夸她记忆太好了,她很得意。我感激自然,让她忘掉了什么,又想起了什么,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在陪她衰老的同时,也是陪她年轻。
作者介绍
余泽民,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课教授,匈牙利罗兰大学翻译学院和鲍罗什学院文学翻译课程专业导师。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赴匈工作,现居布达佩斯,从事翻译、写作、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著作和译著四十多部,曾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21世纪文学之星”、“中山文学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翻译奖”、台湾“开卷好书奖翻译奖”、“年度好书奖”、“京东图书奖”及深圳读书月“致敬译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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