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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家中辞世，享年85岁。

1966年以来，史景迁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前朝梦忆》和《王氏之死》等。他的这些作品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程。在中国，他的书也风靡一时，影响深远。

郑培凯是原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也是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他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

郑培凯与史景迁相交近50年，我们请郑培凯来聊了聊他眼中的史景迁。

他讲述了史景迁的晚年生活，在他眼里，史景迁到生命的最后，是一个热爱做园子，热爱生活的老人。他生活平静，但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人的关切。他是一个成人之美，温文尔雅的老师，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切的好奇和真实理解的历史研究者。史景迁是一个「很英国的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这一辈子就投入在对中国人的历史处境的关怀里」。

郑培凯最喜欢史景迁写张岱的《前朝梦忆》。他觉得史景迁也最喜欢这本书。2019年，师徒之间本来约定了一场江南之行。在花开的时候，去杭州、苏州，去看看那个张岱曾经写过的西湖。但在起飞前三天，史景迁晕倒了。旅行取消了。

真是遗憾。他没有机会在此生下江南。但就像郑培凯所说的，「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这句话让人想起他在《前朝梦忆》里写到的张岱，有的段落像是他的自况，「他既嗜历史，也是史家……他就像我们一样，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

文｜

戴敏洁

编辑｜

金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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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我接到了师母金安平的电话，她告诉我，史景迁在下午晚些时候过世了。此前大概有半天左右，人已经迷迷糊糊了，半睡眠中就过去了。师母跟我说，她觉得他走得比较平静。我也跟她说，到最后他没有痛苦还是比较好。她虽然很难过，但她也知道他已经有两个半星期很不好了。

之前史先生从家里园子散步回来，上楼梯一脚没有踩好，人就摔了下去。他摔的这一下还蛮厉害，在那边昏迷了。好在家里有一条狗，叫来叫去。金安平就回去看，才把他扶回来。他清醒了以后说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在家休息，还吃了饭。

第二天不行了，叫痛，赶快送到医院去，发现他肋骨摔伤了。再来就不是很好了，住院，住了加急病房。年纪大了，因为长期的病患，身体弱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休息。差不多两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这么比较平静地走了。

他晚年的生活也比较平静。我以前每年都去他家，他房子后面有一片很大的园子。史景迁很有意思，他喜欢做园子，喜欢种花，不种菜，从春天开始就戴一个草帽，好像农夫一样，到园子里剪树莳花。我也会笑他，我说你是在美国的陶渊明了，他也笑。园子很大，他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树。园子下面有一个斜坡，下去本来是一片沼泽地，在一条小河流旁边，他居然把那个沼泽的地方搞成了一个，他自己称作的，「秘密花园」。

其实他有英国人比较内向的一面。他做园子很快乐，就跟他写书一样。

在外面人家看到的就是他演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他讲课非常活泼，在公众场合讲学术、教学，好像很善于跟人来往。可是他平常都躲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内向、很内敛的人，喜欢躲在自己的天地里面，不是做研究，就是做园子。他太太喜欢做菜，俩人享受这种私人的空间，朋友来了，他也不太开大的party。他不像费正清，费正清算是我师祖辈，每个星期四下午就把客厅打开了，就有沙龙了。这两代的汉学的领头人物，个性不同。

我因为算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很好，所以我们关系也比较密切。有的时候我会去他家里头，他人很温和，很谦逊，很像中国传统儒家讲的是一个君子。跟他熟了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很平和。他穿着打扮都很平常，最舒服的那种。他用词很婉转，可是他要表达、要告诉你的意思很直接，他不会让你听不懂，像中国古代读书人讲话。

温文尔雅这四个字，是我们讲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但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培养，还是他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所以他自己有这个倾向。

他喜欢中国的人物，他也很能够体谅中国，特别是近现代的、大的变化当中的一些处境。因为他总是设身处地在想历史的环境，所以他写历史很有意思，经常把他的感情代入到当时的历史人物。他不是说一个历史客观的大趋势，在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情况和整个大的文化环境之外，他实际上要讲的是当时的人怎么活着，当时的人面临的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

有的人说他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虚构性很强。其实他没有，学历史的人是把所有的资料统统都找来，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他会推想，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想什么，可能性是什么，他没有100%地告诉你洪秀全这一天就是在想这个事情。他告诉你了一个可能性。等于说是，当他把这个人物呈现给你的时候，他把具体的人间处境也呈现给你了，把历史环境也呈现给你了。

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系列讲座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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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关心人，关心每一个个体的人面临的真实处境。他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即使是高如康熙皇帝，低如犯了淫荡罪、红杏出墙的农村妇女，他都会想，到底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他把一切状况都会想得很周到，这可能跟他这种的历史研究有关。比如他也会特别考虑我的处境。70年代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面临着很多大的变化，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情况。史景迁好像很理解我的处境，包括我面临的一些挫折，根本跟学术研究无关的挫折，只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挫折，他帮我各种各样的忙，想方法让我比较安心地读书。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穷，穷得很，他跟我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带我去学校附近吃个披萨。有的时候带我去耶鲁的神学院餐厅里吃大牛排，给我补一补。

他那么有名了，会抽出时间来看我，有一些事情是很感动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得了盲肠炎，被送到学校的疗养院，住了十天。史景迁看我住院住了那么久，来看我，说觉得你这个学生是比较不同，是好像很杰出的样子（笑），这些往事其实还蛮好笑的。

原来在耶鲁大学教中国古代史的是芮沃寿，他是史景迁的老师，也参与指导我的博士论文。1976年，我正要进行博士论文的大纲进行口试，芮沃寿突然心脏病发了，就过去了。史景迁觉得他一个人教我不太恰当，因为我研究的东西是比他专研的时代稍微早一点。那他就找了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挖过来，余先生就进入我的博士论文的审核程序。现在就很难过，因为余先生是8月过世的，四个月当中两个老师都走了，想想都很难过。

史先生对学生是很温馨地在照顾，可是他照顾的方法又跟中国老师的那种照顾方法不一样。他有一点放任，让我自己去发展，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比如我好久没去看他，他就会来找我。

他对我真的很好，我得了耶鲁四年的奖学金，可是我读书他不太管，我到底要读什么，他说你自己去找。我最后确定了题目，但已经是在第四年了，论文还没有写呢。他就说你这个题目很有意思，题目是很大，但你反正可以做一辈子。我说论文不能写一辈子。他说我再帮你找个奖学金。他帮我找了耶鲁大学最高额的、只有一个名额的奖学金。后来我又多拿了两年全额奖学金，一切研究经费都是学校报销，包括我到国内两次做考察、收集资料，这个机会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

过了很久，我已经教书一段时间，哈佛大学的研究中日关系的一位教授跟我说，史景迁和他说，说我是个天才啊。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从来没有这样随便乱夸奖，可是我猜想他大概要帮我，所以跟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把我抬得很高。

他做所有这些事情，考虑到你的事情，照顾你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你，都是他自己做了。成人之美从来不居功，这个是我认得的史景迁。

郑培凯（右）和史景迁在「秘密花园」里散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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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先并不是研究中国史的，他并没有想到要研究中国史。我听另外一个国际关系史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说，史景迁当年美国史是他们班上最好的。

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就说是，好不好，一方面是你对于某一个题材的熟悉，另外是你对这个题材的把握是否有引发对人类历史处境关怀和更深层次的思考的能力。

许多人以为他研究中国史，那他中国史料掌握得怎么样。他中国史料掌握得是不错，可是有没有达到中国国内的史学大家的地步，像钱穆啊、陈寅恪啊，当然没有。可他关怀的这个层次，有没有跟他们达到同样的层次，我觉得是有的。

陈寅恪是我们公认最了不起的史学大家，到晚年，他写的是《柳如是别传》，这是他最大的成就，写了晚明的一个名妓，这算是哪门子史学，他写的就是人类的关怀。他写钱谦益，他写柳如是，他写整个晚明时候，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情况之下，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已经超越我们一般讲的所谓职业性的史学。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祖宗司马迁，难道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堆砌排比历史资料的人吗？当然不是了。他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家最高的一个向往。

史景迁从来没有说他能够达到这个，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可他这个名字呢，意图在那里。他的中国历史老师房兆楹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他有这个期望，而房兆楹这个期望也没有落空。史景迁这一辈子真的就是景仰司马迁，他要像司马迁那样子的，写历史的时候，对整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和处境，他有他的一个思考跟关怀。

《追寻现代中国》是他很受欢迎的一本书，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search反映他写作的时候，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那寻找，是对人类处境的一个寻找，他对于知识有很浓厚的好奇。

他说过转而研究中国史是一个复杂的决定，我觉得也是一个寻求知识的人的好奇。

他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博览，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物、器物，他觉得很特别，这是他心里很深的一个好奇。他过去大概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他到耶鲁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教中国文学的教授，叫Hans Frankel，是德国人。

Hans Frankel的太太是张充和，教昆曲跟书法的。史景迁很欣赏，很崇拜张充和。当然他没有学过书法，也没有学过昆曲，这两方面他是不行的。可是书法跟昆曲带来的审美的境界，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体会，有一些很奥妙的、很美的、他琢磨不太清楚的某些东西很吸引他。

我觉得中国文化吸引他的有一个很深沉的东西，好像是在茫茫大海里头有个灯塔，灯塔放的光一直在召唤。他为什么后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康熙，研究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研究整个中国近四百年来的一些变化。后来他都进入晚明了，对张岱发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张岱喜欢的就是传统中国审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吸引他，这不单是他学术研究的东西，不是他研究的一个方法，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审美的感召。

他其实是很英国的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这一辈子就投入在对中国人的历史处境的关怀里。

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学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就是学了一套客观的历史，经常讲到历史的潮流，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

但史景迁对欧洲的整个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他对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人多。我觉得史景迁有一个历史家应该有的、最应该有的、可是很多历史家是没有的，这种历史的同情，历史对人类的关怀。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门》。他认为天安门很重要，从清朝就重要，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书中主要讲三个人：康有为，鲁迅，丁玲。史景迁借助由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人物性格，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历史环境的大变动。他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所以从这里发现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动，又回到对每一个人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展现活生生的历史。

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响，他的影响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国大，在中国主要还是看一个西方人怎么讨论中国历史。在西方，人家通过他的著作，比较了解中国整个历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么。其实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的摸索方向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状况，中国人会怎么样。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虑它种种的面临的情况，有一些困境，怎么突破这个困境，希望达到什么，希望什么是比较美好的。

史景迁(右) 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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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专业的角度来讲，我喜欢他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可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张岱这本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因为我自己研究晚明，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基本上抓到了晚明的心态和感觉。当然了，我看张岱，我就直接看张岱了，他这是写给西方的，但我觉得他掌握得非常好。

比如他讲到张岱的诗酒生活，他能够想象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在追寻生活的美妙。比如张岱他去西湖上玩，下了雪，这么美的西湖落了雪，完全的安静的，就是一叶孤舟。到了湖心亭上，居然还有人在点着火烧茶，还请他们去喝茶，这简直是「天地间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啊」。很特别的一种追寻，一种纯净的美感。你要有很优美的文笔把它表达出来呢，就好像一幅中国画，让西方的读者看到，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种的表达蛮好，整个写作里头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当然这本书不只是讲张岱追寻这种审美的境界，他也讲到张岱国破家亡，所遭遇的变乱和沧桑感觉。

我觉得他可能最喜欢的也是张岱这本书。2019年春天，我本来给他安排了一趟来中国的旅行，跟我去杭州和苏州。其实我「引诱」他主要是说，暮春时节我们去杭州，我们要逛西湖，我们要去绍兴，张岱的故乡，还有很多保存得比较好的明清的老房子和环境。我说得高兴，还背诵了白居易写的《江南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像这个是最打动他的。

他很想要到中国来，他内心是非常想去看苏州、杭州，江南、浙江的，那是他心中的江南，那是文化的中国。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样能够下江南。他这一辈子，康熙嘛，后来当然稍微离开一点，可是康熙这个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康熙下江南的风光，或许在他心里是鲜活明媚的。

因为这是他最开始研究的中国。当时老一辈的学者像房兆楹啊，都跟胡适、跟蒋复璁很熟，他们管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所以史景迁最早能够利用台北故宫档案看康熙亲自批的东西。那个东西根本不开放的，可是他到了台湾，库房就打开给他去看。假如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他这个博士论文很重要，因为他用了故宫的没有人研究过的康熙的御批的档案，他同时利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资料，讲到曹寅的。一个皇帝，跟一个包衣，他最亲密的战友，他家的奴才，从中央到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江南，等于他有一个心腹在江南，告诉他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显示了康熙如何掌握当时的大清帝国，特别是对南方的掌握。因为清兵入关以后，北方没怎么抵抗，南方抵抗得很厉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写出这个掌握，是很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

后来他还用康熙所有的这些材料，假想康熙做了皇帝，他会怎么想这个世界，他会怎么想他的生活。康熙是皇帝，他也是个人啊，七情六欲都有啊，他有他的生活啊。他也有他的烦恼，宫廷斗争很激烈，勾心斗角的。所以他就写了《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那本书非常轰动。

我们安排2019年5月游玩江南。5月初花季还没有过。我们都很兴奋。杭州的朋友包了一艘龙舟，在西湖上面。他的护照和签证统统都办好了。但是起飞前三天，他突然晕倒，生病了。

后来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不行，不给他旅行。其实他得了早期的帕金森病，所以他身体的协调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会晕倒。旅行全部都取消了。

这是一个遗憾啊。但我也觉得，他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的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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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史景迁会被记住的原因是，他开拓了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而不是从政治上来讨论的。现在西方跟中国的一些冲突都是因为政治，冲突的背后就是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敌视你，非我族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上慢慢地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知道中国历史文化到底怎么发展的，中国近代经历了多少苦难，你得有个关怀，它是这样这样的。对历史文化深刻的理解跟沟通，长远还是很重要。他自己想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一些，人真正经历过的东西告诉西方，这个我觉得是他最大的贡献。

他人生后来的阶段，对当前的政治没什么兴趣，他会关怀，可是他不会去研究，他觉得不是他的领域。他只有在《追寻现代中国》第三版的时候，延续了一下子，写到2000年。

他跟我说，他最后要做的一个题目是孔子在西方的影响。他在那里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预备写一个这种东西。可是没写完，他就生病了。

他太太金安平翻译了《论语》。我自己也做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翻译，我太太鄢秀也是做经典翻译的。他最后要做的东西，等于说我们四个人都有兴趣的，而他能够深刻了解的是在西方的整个文献当中，怎么阐释《论语》，怎么阐释孔子的说法。而他这个兴趣其实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对于知识的追寻啊。

他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中国给他的一个感性的认识，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希望写一个这样的东西。他至少也收集资料四五年不止了，后来因为生病了，人就迟钝嘛。我觉得身体的迟钝会影响他精神上的。有的时候我们聊天，他就会说，他又想怎么样，他还没有组织完呢，这个很可惜。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告诉别人。他很谦和的，他没有做好的事情，他不告诉别人。

2019年年底了，我们本来也打算再去看他们，结果就新冠疫情了，就再也没看着。有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络联络。可是后来就发现他越来越沉默，我觉得就是跟发病有一定的关系。他的脑筋还算比较活络，可是慢，一切都慢，体力也比较差了。他还有一些写作计划的，基本上停顿了。

他后来这两年基本上就是读读小说，读诗，他很喜欢诗。他其实内心是一个诗人，他不写诗，可你看他的文笔那么优美，他是喜欢诗的。他一个很老的朋友叫John Hollander，他跟我说这个人出了新的诗集，问我的感想。

他们写诗有很多也都跟日常生活来反映人类的处境有关的，他对诗的爱好跟他写历史能够连得起来，都是去思考普遍性的人类的处境，内涵是很深沉的。

我觉得在精神追求上，他度过了一个很美满的人生。日常生活上我觉得他也很满足了，因为他最主要的就是写作，教书，培养学生。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关怀着人类，关怀着人类的历史，关怀着遥远的中国，关怀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累积到最后这四五百年。他也关心中国人的未来，希望他们生活得比较幸福。

史景迁和北大学生在一起 图源视觉中国

（实习生徐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郑培凯谈史景迁和美国汉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