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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8 12:22:45 15阅读 0评论

在入世的过程中，中国与37个成员展开了双边谈判。其中中美双边谈判是最复杂、最曲折、最艰难的部分。有西方经济学家评价，这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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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隽朱东君

20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

将时间倒数31天，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灯火通明，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国人第一次在世贸组织会议中坐在了第一排。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题的审议是当天的焦点。

18时39分，大会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宣布本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并敲响木槌。

从会议审议中国入世议题到木槌落定，仅用了几分钟，而这几分钟却凝聚了中国15年复关、入世谈判的艰苦努力。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前排右一）、副团长龙永图（前排右二）及其他成员鼓掌庆贺。

“走，我们给他们

‘上课’去！”

“最开始我们谁也没料到，从复关到入世，这件事情要花15年去推进。”原对外经济贸易部（1993年改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贸处副处长、后来成为高朋律所高级合伙人的王磊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中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当局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递交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席位的申请书。同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启动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国作为全面参加方参与其中，复关和多边贸易谈判同时启动。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递交的英文版复关申请。

这一年7月，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王磊来到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关系司负责关贸总协定事务的二处工作，参与起草《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

“这相当于一个自我介绍。”王磊说，“这份备忘录从1985年开始起草，包含了当时中国经济贸易制度的方方面面。备忘录用A4纸打印出来只有二十来页，但从起草到定稿提交，七易其稿，耗时两年。”

1987年2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提交了备忘录。3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成立。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后有37个国家加入工作组。

接下来，中国要面临的是审议和答疑环节。

首任谈判代表、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沈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讲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名词人家听不懂。实在没办法，我私底下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们说懂了。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我们代表团里有人跟我讲，你胆子真大，敢用‘市场经济’这个词。”

从1986年到1991年，沈觉人担任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王磊说，“去答疑前，沈部长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走，我们给他们‘上课’去！’”

关贸总协定对中国贸易制度的审议一直持续到1992年。中国复关谈判开始进入多双边谈判阶段。

“美国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

早期美国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对中国复关谈判的态度相对积极，中美双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边谈判陷入停顿，后虽逐步恢复，但美国基本立场改变，态度消极，致使谈判徘徊不前，波折不断。

对于谈判桌上的美国，复关谈判代表、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佟志广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美国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就像一个小孩到理发馆里剃头，他不老老实实坐着，老动。你得用很大的力量把他按住。”王磊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美谈判是最费力气的。”

1992年，复关谈判代表、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佟志广（右）与美国达成市场准入协议。

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过，他被选中参与谈判，源于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发现他英文很好，“李岚清当时讲过，我们需要一些能够用英文跟人吵架的人。因为当时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谈判中，美国人常常态度强硬，气势汹汹。但中方并不买账，而是坚决打“态度战”，要把美方的盛气压下去。“谈判是有国家尊严在里头的。”龙永图说。

在一次关于肉类检疫的谈判中，龙永图将美方代表直接赶出了办公室。当时中方要求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肉类进行严格检查。美国代表认为，他们的肉安全得很，不必进行检查。“后来他还说，你们国家的肉都是注水肉之类的，不要说人不吃，就连狗都不会吃。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我说你谈判可以谈，但别侮辱我们。我很严厉地跟他说：今天我不想跟你谈，你最好离开我的办公室！”龙永图说。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也对美国人拍过桌子。那是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对中国谈判代表团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这个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加入不了世贸组织！”他连说了6个“永远”。石广生一听就火了，“啪”的一声拍了桌子：“你记住，你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过去受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入世谈判中最艰巨的是中美双边谈判。1996年6月，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前，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右一）与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左二）等人讨论。

在谈判桌上，美国的要求经常是“滚动式要价”。当中国就美方提出的条件展开谈判并即将取得进展之际，美方又会提出新的条件，甚至出尔反尔，随时推翻已经签署的文件。

1999年11月9日，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团抵达北京。10日上午10点半，石广生、龙永图与美方代表见面，开始中美双边市场准入协议谈判的最后谈判。

到了这个阶段，都是“硬骨头”问题：电信、保险、汽车、音像……11月14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到了晚上，美国人离开谈判桌后开始“玩消失”。不管是通过外交部联系美驻华使馆，还是石广生把电话打到美方下榻的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

没想到到了这一刻，美方还能上演一出“掀桌子甩脸子”的戏码。

后来，中方通过美驻华使馆与美代表团交涉，指出美方不辞而别是错误的。11月15日凌晨4点，美方再次回到谈判桌。会谈开始后，美方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500多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

龙永图决定打一个重要电话。早上6点和7点，他两次致电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办公室，希望向最高决策层传递一个重要信息——美方真的想签约了。

8点，中美大范围会谈开始了，双方各三四十个人做最后的会面。9点多，朱镕基回了电话，向龙永图确认美方有签字意愿后说：“你和美国打了那么多年交道，我相信你的判断，我再向中央请示。”

11月15日当天，朱镕基原本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是会议中途他和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吴仪来到谈判第一线，做最后的决断。

与美方代表见面之后，朱镕基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辞而别，这是很不礼貌的！”“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因为这是必要的！……不说达得成，也不说达不成，忽然就消失了，这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吗？因此，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接下来的谈判中，朱镕基亲自和巴尔舍夫斯基谈。最终双方都亮出了底牌。1999年11月15日下午4点，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入世路上最艰难的谈判终于尘埃落定。两年后，中国正式加入WTO，结束了15年的谈判长跑。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图为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前排右一）与巴尔舍夫斯基等举杯祝贺。

回顾谈判历程，王磊认为，中美谈判最大的难点是最惠国待遇。“没有最惠国待遇，出口到美国的东西要交百分之几百的税，相当于无法出口。反之，有了最惠国待遇，税率就是百分之几。中美建交后，美国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但需要一年一审，这给企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加入WTO，基本的一条就是成员国间须无条件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一提出这事，美国马上就说做不到，有困难，这涉及修改法律，美国法律规定，和‘共产党国家’做生意是要进行限制的。”

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改为永久性。“尽管如此，这么多年美国还是不断制造各种杂音骚扰你，国会里整天嚷嚷，弄得我们的企业经常七上八下的。”王磊说，“美国历来的贸易政策，所谓的开放市场和贸易优惠，无不夹杂着他们的政治考量，或者叫意识形态考量，自始至终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我的心一直在那里，

没有离开过”

回顾复关、入世的15年谈判，王磊对四任谈判代表都有着深刻的印象，认为他们是中国经贸人、外交人的缩影——站在对外开放一线，在谈判中为国家利益竭尽全力。

“第一任谈判代表是沈觉人。沈部长是个老经贸，很精干的一个人，是杰出的谈判家。”王磊说。从1986年起，沈觉人主持了最初5年的谈判，迈出了复关第一步。

1991年，佟志广接任谈判代表，当时正是复关谈判最艰难复杂的时期。“中国工作组陷入停顿，台湾地区入世问题纠缠胶着，佟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像一股强劲的清风。在谈判的艰难岁月里，他乐观风趣地给我们年轻人描绘了中国上班族未来的一个早晨：以后早上出门上班，你先打开抽屉，在几只手表中选一个戴上，出了门还要想想今天开哪辆车上班。那是1992年，他描述的场景我们觉得遥不可及，如今都成为现实。”王磊说。

1993年，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谷永江接替佟志广，率团进入复关谈判攻坚阶段。从1997年起，龙永图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级），在第一线领导中国入世谈判。王磊回忆说：“龙部长的特点是非常有担当，他身上有几任代表的共同点，做事稳当，但同时他会设置具体的目标，那种把事情往前推进的劲头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78岁的龙永图谈起入世时，我们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这种劲头。在参加入世20年相关研讨会时，他侃侃而谈：“入世对改革开放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在承诺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在承诺开放市场时，坚持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从来就没有丢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承诺，从来没有丢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我们并没有把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承诺作为对外开放的终点，而只是作为一个起点。”

几代人的征程仍在延续。作为谈判接力长跑中的无数亲历者之一，王磊感慨万千。他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1988年他在中国常驻日内瓦使团工作时，于使团门前的留影，一脸朝气蓬勃。另一张是2018年他重访旧址时，站在同样位置，微笑望向镜头。他说：“我不仅是怀念那段岁月，我的心一直在那里，没有离开过。今年是中国入世20年，我有幸见证开放的历史时刻，有幸为此来过、奋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