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男人因为对情人愧疚对她好，已婚男越是愧疚情人越是放不下吗已婚男对情人有愧疚感

作为中西文化兼通、又对近代科学技术有深刻了解的文化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钱穆和吴宓等人自然不是封建迷信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但饶有兴味的是他们却对占卜算命一事很感兴趣，吴宓甚至相当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对此也许不仅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要从这些大师的个性和心理方面寻找解释。

(本文摘自《民国学风》，刘克敌著，九州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至于掉下马来，才能驾驭马之飞驰。吴宓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吴宓的解释很有道理，与他到美国后对西方文化了解加深有关，也与他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关。为此吴宓还以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

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有如此修养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应当说，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在其一生中更多采取了此种人生态度，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了。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于吴宓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以及学业上的指教很多，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

至于陈寅恪，居然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七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又打电话给吴宓，看来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为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也同时为的是能够鼓励自己。因此像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不科学，但哪怕是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都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概吴宓对此卦是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隐秘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此不妨再以钱穆所经历的一次占卜为一佐证。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曾记录了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任教时的一次占卜经历，不过占卜者并非钱穆而是沈有鼎，沈有鼎是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居然也擅长占卜，不知这占卜和逻辑是否有密切联系。当时钱穆和吴宓、沈有鼎等人借居在蒙自的一家已经废弃的法国医院，这医院距离空军基地不远。不久听说日军可能空袭该基地，则医院即成为危险地带。正当众人为是否离开犹豫不决时，沈有鼎说他可以占卜预测一下吉凶。于是某日晚上众人请沈有鼎占卜，得卦为“节之九二”，其爻辞解为“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意思是即便闭门不出也有凶险，因已坐失良机，错误之极。众人见此卦象大惊失色，当即决定每天早上即外出躲避空袭，至傍晚才返回住处。众人推举吴宓为总指挥，每天由他通知大家集体外出躲避空袭，大家也乐得听他指挥。数日后敌机果然来轰炸，却误炸城中市区，空军基地和医院都安然无恙。不过众人还是认为此次占卜确实灵验，因为如果坚持不外出的话，危险毕竟很大。从常识而言，既然医院距离空军基地很近，已经属于危险地带，则白天外出躲避空袭就是必然的安全措施。至于日军飞机是否误炸，则属于偶然事件，其实不好预测，但只要事先有所防范，则无论是否误炸，都可以保证个人安全——从这个角度再说占卜准确与否已经意义不大。

再看王国维和罗振玉曾经有过的一次算命经历。

王国维终其一生，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他最大者。在日本治学四年间，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大部分经济来源也都是罗氏提供。尽管对罗氏始终心怀感激，然而王国维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与现实生活碰撞，往往就造成他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已过四十不惑之年早已是著名大学者的王国维，竟然不得不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其内心的屈辱和悲凉感可想而知。除了经济状况外，王国维身体很差也是性情忧郁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王国维写有详细谈及自己及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且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康复，看来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确有根据。

正是经济上一直窘迫加上身体欠佳，致使王国维有时对占卜之事寄予希望。那是在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却也是相当准确，以致他不免“思之令人悚然”几分。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

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之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让他交给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这样说道：“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显然不准，因为十年未到已是形骸消亡。“惟命中刑克稍重”一句，恰恰吻合了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是不能大富大贵，只是他一直不愿认命，才有了他之后的反抗以及反抗失败后的自杀结局。（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