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男人自控力差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有的男人自控力好男人自控力差的性格

按：近年来，农村家庭领域的一些现象在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中广受关注，包括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光棍问题、天价彩礼等等。究其根本，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些现象大多是由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转变导致的。社会学家、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永萍在新书《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中探讨了转型期农村家庭领域的许多问题，包括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之延伸至市场等场域，剖析了这些问题之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

在《流变的家庭》一书中，李永萍谈到，在当前适婚人群面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背景下，3000万光棍的出现是必然的，每个区域的农村都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光棍。至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偏远山区农村，女性大量外流，更容易出现“光棍成窝”的现象。那么，又是哪些农村男性更容易成为光棍呢？

学者发现，虽然过去很多父母愿意女儿找一个老实的人谈婚论嫁，认为这样的人更适合过日子，但如今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在自由恋爱成为主导性婚姻缔结方式的今天，很多农村光棍都是曾经吃香的“老实人”。在下面节选的这篇文章中，李永萍站在学者的角度为读者剖析了“老实人”成为光棍的原因。

《老实人为何更容易成为光棍》

文 | 李永萍

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研时都会关注农民的婚姻问题，发现“老实人”光棍成了一种新的光棍类型。当问及村民为何一些男性没有正常结婚时，其回答是“太老实了”“不会和女孩交往”。“老实人”光棍主要出生于1980年之后，在此之前出生的，很少是因为人老实而成为光棍的。“老实人”光棍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老实，不会与女孩子交往，甚至与女孩子说话都会脸红。

“老实人”光棍并不是无所事事，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工作，工作完之后通常宅在家里，很少出门与人交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老实人”光棍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差，有些甚至在村庄里处于中上层，但他们就是找不到媳妇。当问及其家人以及周边村民时，大家都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似乎老实就是他们最大的缺点，也是其打光棍的最主要原因。在传统社会里，老实是对一个人的褒义评价，说明这个人做事踏实、有责任心、值得交往，女孩的父母往往会刻意给女儿找一个老实的人谈婚论嫁，认为这样的人适合过日子。那么，为何老实在当前会成为部分男性打光棍的主要原因？这还得回到对婚姻本身的理解。

一

俗话说，“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婚姻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说了算，而是需要综合考虑两个家庭的意见；其二，单独依靠青年男女两个人很难顺利谈婚论嫁，婚姻需要双方家庭的共同支持。其中，前者涉及婚配权力的问题，后者则涉及婚配能力的问题。可见，一桩姻缘的顺利达成，必然要涉及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这两个要素。实际上，正是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在转型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两者的主体分离，并最终塑造出“老实人”光棍这个群体。

婚配权力是指谁在主导婚姻的达成，分为青年男女自己做主和父母做主两种类型。婚配能力是指影响婚姻达成的多重要素，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禀赋，包括个体的相貌、择偶能力和交往能力；二是家庭支持，包括经济支持以及父母对子代婚姻的介入程度。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在传统时期和现代时期有很大不同，转变的结点大约在2000年，即打工经济普遍兴起前后。

在2000年之前，农民的婚姻达成形式主要以父母包办型和介绍型为主，婚配权力由父母主导。婚配权力是当家权的一部分，父母代表家庭行使这一权力。大集体及其之前的时期，婚姻主要由父母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句话很好地描述了那一时期婚姻达成的状态。如今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在回忆他们结婚的情景时，一般都会提到，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大多从来没有见过面，只要父母觉得可以，这对青年男女就会结为夫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办型婚姻已经极少，以介绍型婚姻为主，一般是父母托亲戚朋友帮子女介绍对象，这一时期的婚配权力仍然倾向于父母一边。虽然在介绍和相亲之后，青年男女如果觉得不合适，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大多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

在婚配能力方面，传统时期更加注重家庭的整体情况，包括经济状况、父母的为人等，其中，父母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个人的特质反而最不重要。在这一时期，婚姻是“结两姓之好”，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是为了完成两个家庭的目标，个人的特质、想法在婚姻中通常是被遮蔽的，婚姻更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而非为了个体的情感体验或情感寄托。因此，只要家庭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就不存在娶不到媳妇的情况。即使个体在身体或者智力上有一定缺陷，父母也可以为之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考察如今农村年纪较大的光棍群体可以发现，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光棍，很多都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或者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真正由于个人因素找不到对象的极少。

二

打工经济兴起以来，自由恋爱成为主导性的婚姻缔结方式。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在城市的打工生活中，交往圈子得以扩大，他们在朋友、同学的介绍下，可广泛交友，其中也包括异性朋友，这为自由恋爱提供了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没有找到对象，因此仍然要回到家乡通过父母托人介绍或相亲的方式来结交异性。但即使是这种方式，父母或媒人也只是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最终这门婚事能否成功，关键是看两个人是否谈得来。在此过程中，婚姻的意义或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婚姻从“结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随之而来的是婚配权力的转移和对婚配能力要求的变化。

首先，婚配权力由父母转移到年轻人，婚姻更多是年轻人自己说了算。青年男女要经过谈恋爱的阶段，并在此过程中来观察对方是否适合自己，如果有一方觉得不合适，就可以提出分手。父母此时能够干预的空间很小，并且年轻人通常也不会听父母的意见，他们认为婚姻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满意才行。当然，父母并非完全不管子代的婚姻大事，事实上，他们的介入主要是以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些婚姻成本较高的地区（如华北农村），父母必须要为子代提前准备好婚姻所需的费用。

其次，对婚配能力的要求也与传统时期有所不同。传统时期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不仅要看这个人怎么样，更关键的是要看对方家庭整体情况如何，因此是重视家庭而湮没个体的。然而，在当前，婚配权力更多转移到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对婚配能力的理解与父母完全不一样。年轻人虽然也看对方家庭情况如何，尤其是看经济条件如何，经济条件太差也不行，但他们更加重视婚姻中的情感共鸣，很关注对方是否和自己聊得来，因此个人禀赋（如长相、交往能力等）成为婚配能力中的关键要素。可见，这一时期婚配能力中的个人禀赋和家庭支持都很重要。其中，家庭支持（尤其是经济支持）是基础，经济条件太差的家庭很难娶到媳妇；而个人禀赋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如果家庭条件很好，但长得太丑，或者是交际能力不强、不会与女孩子聊天，这样的男性也很难找到对象。

因此，在此背景下，婚姻的顺利达成就不能仅仅依靠父母，而是需要父代和子代共同努力才行，两者在婚姻达成中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其中，父代是负责“娶媳妇”，即从经济上对子代结婚提供支持；而儿子是负责“找对象”，要自己会谈，会与女孩子相处，只有谈到了对象，父母的经济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在经济上做再多的准备也没用。根据父代是否“娶得起”和子代是否“找得到”，可以将有儿子的家庭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父母“娶得起”、儿子“找得到”，即父母在经济上做好了准备，儿子的个人禀赋也很强，这样的家庭是最容易娶到媳妇的；二是父母“娶不起”、儿子“找不到”，即父母在经济上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儿子的个人禀赋也很差，这样的家庭最难娶到媳妇，儿子最容易成为光棍；三是父母“娶得起”、儿子“找不到”，即父母在经济上已经做好准备，但儿子就是谈不到对象，其原因很多就是“太老实”“不会与女孩子聊天”，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老实人”光棍；四是父母“娶不起”、儿子“找得到”，即父母在经济上不能提供多少支持，但儿子的个人禀赋很强，长得帅，且会与女孩子交往，很讨女孩子欢心，这样的男性找对象不难，但在谈婚论嫁的阶段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

三

综上所述，在传统时期，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都集中于父代，年轻人的个体性和个人意见在婚姻中是隐藏的或被遮蔽的。而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在婚姻达成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一方面，婚配权力由父代转移到子代，婚姻更多是由年轻人自己说了算，年轻人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婚配能力中，年轻人的个人禀赋也变得更加重要。可见，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的主体在家庭内部发生了分化，婚配权力由父代转移到子代，而婚配能力中，虽然越来越重视子代的个人禀赋，但父代的经济支持仍然非常重要，因此婚配能力是由父代和子代合力构成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父母对子代婚姻的介入从前台的全方位主导转变为在后台提供经济保障，并且，父母能够做的只是提供经济支持，能不能谈到对象得看儿子的本事。

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因为村庄社会对老实人的评价与之前有所不同，更本质的原因其实在于随着打工经济、自由恋爱以及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婚配权力的主体和婚配能力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婚姻的达成由主要是父母的责任转变为需要父母和子女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可能会导致儿子娶不上媳妇。并且，随着婚姻的意义由“结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婚姻中的个体性因素变得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婚配机会和婚配资源是影响男性找对象的结构性原因，如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区域经济状况（是否处于经济“低洼地带”）等，这些结构性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区域性的结婚难度问题。例如，在男女性别比失衡非常严重的地区，男性娶媳妇的难度显然更高；在经济条件总体较差的婚姻“低洼地带”，男性也更难娶到媳妇。但具体到一个区域内部，为什么有的家庭娶媳妇容易，有的家庭娶媳妇困难，则要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去分析。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流变的家庭 : 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第一部分，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