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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晚，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奥运代表团步入会场，旗手是女子排球运动员朱婷和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占坤/摄

8月8日，因全球疫情推迟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终于落下帷幕。在这届“不完美”的奥运会上，“性别平等”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

早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就发表联合声明，鼓励各代表团在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入场时，同时有男、女两名旗手。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男子跆拳道选手赵帅和女排选手朱婷共同举起中国国旗。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中出现女运动员的身影，尚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首次——此前，中国女运动员只担任过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旗手。

在项目设置上，东京奥运会在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等项目上增设了男女混合项目。此外，本届奥运会女性参赛运动员的比例接近49%，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届。

在奥运会上，无论是项目设置的不同，还是竞技成绩的差异，性别的界限显而易见。然而，对于体育而言，性别的差异或许不仅仅局限于竞技场内，也折射在与体育有关的文化形式上，比如摄影

1900年，法国巴黎，女性在巴黎奥运会上进行高尔夫比赛。当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法国打破了奥运会只有男选手才能参加的局面，首次出现了11名女选手。尽管女运动员的参赛没能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认可，但其开创了女子迈向世界体坛的先河。图片来源：国际奥委会官网

被观看的女性运动员

体育摄影是记录每一次体育盛会经典瞬间的重要手段，有时也在不经意间也蕴含着差异化性别呈现。

对体育摄影中性别差异与不平等的反思，最早来自女性主义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声势浩大。一些学者批评道，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研究和阐释，都忽略了女性的视角。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性别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评论中，其中也不乏摄影影像。

女性主义对摄影的关注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方面，女性主义认为摄影可以将社会差异具象化，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形象地展现出来，并暗示这些弱势与不平等的合理性，以实现“性别权力的规训”；此外，摄影也可以将人不知不觉地转化为被观看的“物”，将女性展现为男性欲望的凝视对象。正如英国摄影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男人观看女人，女人看自己被看，她把自己变为一个对象——并且是一种特别的视觉对象，一道风景。”

1990年，美国研究者玛格丽特·邓肯（Margaret Carlisle Duncan）在《时代》《生活》《体育画报》《新闻周报》等媒体上，选取了186幅体育摄影作品用于研究分析，这些作品拍摄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及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通过对这些照片的研究，邓肯认为，在体育摄影中，女性的身体特征总是吸引人的，许多体育摄影的焦点集中在女运动员的身体和身体性别差异上。

一类典型的案例是那些关注性别特征的摄影作品。邓肯在她的研究中举了一个例子：在《体育画报》和《新闻周报》为美国短跑运动员格里菲斯·乔伊娜（Florence Griffith-Joyner）拍摄的照片中，着重展示了她的长发、饰品、妆容与长指甲，这些外观，无不在表现她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与性吸引力。相比于外貌引人注目的乔伊娜，那些竞技水准同样高超，但在外表上缺乏魅力的女运动员，却并不会得到媒体过多的青睐。

1988年，《新闻周报》杂志封面上的格里菲斯·乔伊娜（Florence Griffith-Joyner）。图片来源：Newsweek杂志

对性别特征差异的关注，也表现在运动员的身体姿态上。一些体育摄影作品以“软色情”的姿态呈现女性运动员，透过相机的镜头，一种“偷窥”的欲望便得以满足。在1988年的《体育画报》夏季奥林匹克评论专刊上，刊载了一幅罗马尼亚游泳运动员塔玛拉·科斯塔切（Tamara Costache）的近景照片，画面中，她正在调整自己隐私部位的泳衣。

即使在影响力颇大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也称“荷赛”）上，也能见到类似的作品。在2012年“荷赛”体育组照类二等奖作品《上海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中，一张照片整齐划一地展示了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大腿和臀部。2014年“荷赛”体育特写类组照一等奖《内衣橄榄球联赛》，则拍摄了身着内衣参加橄榄球赛的女性。内衣橄榄球联赛（LFL）在收视率上对标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后者是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联盟之一，以男性球员的阳刚著称。这些照片中，性感的身体展示不言而喻。

2011年7月18日，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团体预赛。Adam Pretty/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13年4月14日，内衣橄榄球联赛的参赛选手在换衣间。她们渴望摆脱只穿内衣比赛的限制和束缚，用真正的比赛展示体育的本质之美。Alyssa Schukar/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有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了改变。7月25日，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项目的赛场上，德国队多名女运动员身着长及脚踝的连体体操服，而非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比基尼”式下半身设计。德国体操协会表示，这一服装选择旨在反对体操运动的“性化”，目的在于展示美的同时不必令运动员感到不适。

被镜头偏爱的“女性气质”

另一类案例是那些展露女性运动员“柔弱气质”的影像。性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性别可以被理解为表演或操演，尽管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但“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却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文化期待。

在体育领域，女性气质常常被理解为体操、游泳、花样滑冰等身体规律运动、体态优美与平衡感的结合。上海体育学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的统计显示，在“荷赛”1955年至2020年的体育类获奖作品中，拍摄女性的作品集中在体操、田径、游泳等项目，而在体现绝对力量与对抗的拳击、摔跤等项目中，则少有女性的身影。

2013年7月27日，第15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俄罗斯队的一名女运动员在花样游泳自由组合决赛中。Quinn Rooney/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12年8月9日，伦敦奥运会上，一名女运动员在艺术体操比赛现场。Chris McGrath/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女性的“柔弱气质”也展现在表情神态中。邓肯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她选取的体育摄影照片里，少有直接展示男性哭泣的影像，而女性运动员挥洒泪水的场景却俯拾皆是。

在“荷赛”体育类获奖作品中，对女性运动员消极神态的呈现不在少数，哭泣的画面便是典型。著名体育摄影师大卫·博耐特（David Burnett）1985年的“荷赛”一等奖作品，拍摄的便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玛丽·德克尔（Mary Decker）在1984年奥运会3000米比赛中跌倒在地，痛苦流泪的场景。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美国田径运动员Mary Decker在比赛中被撞倒在地，痛苦流泪。David Burnett/摄 图片来源:David Burnett个人网站

在展现身体被压抑、被规训的体育影像中，女性也是主要的客体。“身体规训”经常被理解为现实世界带给身体的压力、限制或义务，而年幼、柔弱的青少年女性运动员，更容易成为体育摄影镜头下被“规训”的对象。

1991年，“荷赛”体育类组照三等奖作品《奥林匹克体操学校》记录了青少年女性体操运动员的牺牲与痛苦。画面中，小运动员们的腿部往往是聚焦的重心，压腿、拉伸等伴随着疼痛的动作是最主要的视觉元素。此类题材的摄影作品在“荷赛”的历史上并非个例，反而形成了某种创作的定式。2001年的《北京什刹海体校》、1994年的《北京特殊体操学校》等，这些获奖组图中均有影像展示了承受痛苦的女性身体，在其中，女性弱势、被动的性别气质隐晦地表露着。近年，仍有类似的作品获得荷赛青睐。

1990年1月1日，一所奥林匹克体操学校内，5到10岁的体操运动员们正在压腿、拉伸。Vincent Leloup/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00年5月31日，北京什刹海体育学校，一个7岁的孩子在翻滚练习后做拉伸。Greg Baker/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男性也在受“窥探”

体育摄影何以执着于差异化的性别呈现？在一些评论家的观点中，对身体的欲望窥视、对女性柔弱瞬间的捕捉，以及对男性力量与激情的记录，或许正是体育摄影对“奇观”的一种追求。

尽管女性主义的反思影响很广，但体育摄影的性别差异化呈现，并不局限在女性身上，“男性气质”也能得到刻板化与合理化。

视觉文化研究学者史蒂夫·尼尔（Steve Neale）曾在《作为奇观的男性气概》一文中认为，男性气概在影像上也是被迷恋的，男性也可能成为被凝视的对象。随着女性群体在社会中话语权提升，对男性运动员的“窥探”也并不罕见。

2011年7月28日，上海，第14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美国选手埃里克·尚托 (Eric Shanteau) 在男子 200 米蛙泳半决赛中。Adam Pretty/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体育摄影的更多可能

著名摄影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反思了摄影中的“视域的英雄主义”：“自照相机发明以来，世界上便盛行一种特别的英雄主义：视域的英雄主义。摄影允许每个人展示某种独特、热忱的感受力。”

“视域的英雄主义”驱使着摄影师们寻找那些不同寻常的瞬间，寻找那些“眼睛完全看不到，或通常不能孤立起来看的物质世界的一角”。归根结底，摄影被理解成了“日常生活的神化”，摄影需要建构“奇观”。

而体育或许正是最容易获取“奇观”的摄影题材之一：激动人心的瞬间、突破身体极限的动感、性别气质与欲望凝视，在照相机的高速快门与特写捕捉下，便可以成为“奇观”的一种。

2007年5月18日，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一场大雨过后，张宏伟参加男子三级跳远比赛。费茂华/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07年7月1日，第15届泛美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自由式摔跤决赛，裁判宣布雅克林娜·伦特里亚（左）是冠军，她和对手马西·范杜森都哭了。费茂华/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著名体育摄影师费茂华曾坦言，随着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在体育赛场上拍摄到绝无仅有的瞬间已经不再是难如登天的事情，专业摄影师的不可替代性正逐渐消退，体育摄影师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与“凛冬”。不过，仍有一些“非典型”的体育摄影，不止步于对奇观瞬间的追寻，向我们展示了体育摄影的另一个向度。

在单纯的视觉冲击外，体育摄影同样可以叙述个体命运，介入社会议题。彼得·霍格森（Peter Holgersson）的作品《七项全能与癌症》获得了2014年“荷赛”体育类组图一等奖。他拍摄了七项全能运动员纳迪亚·卡萨帝（Nadja Casadei）与淋巴癌抗争并延续运动生涯的过程。在运动员身上，脆弱与伟大、抗争与和谐并存着。

2012年9月2日，七项全能运动员Nadja Casadei在赛场上。七项全能是一项艰苦的为期两天的赛事，包括跨栏、跳高、跳远、铅球、标枪以及 200 米和 800 米跑步。Peter Holgersson/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13年12月19日，瑞典利丁厄，为参加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Casadei 在化疗期间进行训练。Peter Holgersson/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19年，伊朗摄影师福楼·阿莱（Forough Alaei）的作品《为自由哭泣》获得了“荷赛”体育类组图一等奖。她将镜头对准足球场边的女性观众，记录了伊朗近40年来首次有女性进入足球场观赛的历史时刻。

2018年11月10日，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的一个看台上的隔离区，妇女们在观看亚冠杯比赛。Forough Alaei /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18年11月10日，伊朗德黑兰，波斯波利斯足球俱乐部的两名女球迷已经在围栏后面等了5个小时，希望能进入阿扎迪体育场。Forough Alaei/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摄影师米利亚姆·达尔加德（Miriam K.S.Dalsgaard ）则把镜头对准了印度女子拳击学院，在这里，以激烈对抗为特色的拳击运动吸引来了一群年轻的女性，她们大多来自拥有宗教信仰的贫困家庭，对她们来说，拳击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摆脱贫困、寻找未来的希望。

2004年3月17日，在拳击学院训练的Saraswathi和Jenny姐妹，她们每天早上通勤一个半小时去训练。Miriam K.S. Dalsgaard/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2004年3月17日，Jenny在训练，她是印度 500 名业余女子拳击手之一。Miriam K.S. Dalsgaard/摄 图片来源：荷赛官网

从更广的视角看，体育不仅是运动员身体极限的比拼，更承载着社会的道德与文化。如同最新的奥林匹克格言，除了“更高、更快、更强”（Faster, Higher, Stronger），还有“更团结”（Together）。

体育摄影介入社会议题的能力早已得到验证，在赛场上的惊鸿一瞥外，体育摄影或许还有更多的可能。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