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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语出《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宋代的朱熹解释这句话说：“物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它的意思是我们认识事物，先了解它的局部，然后推知它的整体，后人拿这一成语比喻在学习中举出一事就可以进行类推，从而知道其他许多同类的事理。

到了现代，叶圣陶先生把它引入语文教育领域：“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这句话被誉为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精髓中的至理名言之一，现在许多论者的文章对它的引用率还相当高，“举一反三”思想成了“五四”以来中国语文教育在操作上的总体思路，它影响着百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整整几代语文教师的语文教育观和教学实践。

“举一”就能“反三”，从懂得一点就能类推知道其余，掌握了一些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解决许多其他问题，这样的高效率无疑是十分诱人的。因此，现在的许多人对其依然深信不疑，并进一步把它理解为语文教学的目标，如在一些文章中总会有诸如“达到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的说法，还有一些人把它与当前极力提倡的“变通思维”、“创新精神”之类等同起来。但就是这么一个被奉为至理的思想，现在却有人对它提出了质疑甚至是否定。其中以清华附中的特级教师韩军为代表，他认为“这种‘举一反三’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这种总体思路，有成效，但不大，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大有关系”，他指出“语言的学习规律，决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这一说法犹如一石激开水中波，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深表赞成，有人坚决反对。如有人就提出异议，他认为“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学生在校学习的主渠道在课堂教学”，“反对‘举一反三’，反对‘例子’说，有淡化课内学习之嫌”，因此“不能否定‘例子’说和‘举一反三’说，不能忽视‘例子’ ‘举一’的教学”，“应该认认真真地研究如何指导学生学好课文，掌握科学的方法和‘举一’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再去大量阅读课外书”。

其实，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语文教学应该主要凭借什么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是‘课文这个例子’还是大量的课外阅读？这确实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问题。不妨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吧。

叶圣陶先生提出“举一反三”说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当时新旧学制的变革。中国古代学制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科举为目的，不讲时间的安排和确定，人们可以皓首穷经，能读多少年就读多少年，各人有各人的时间，没有统一标准，他们只求结果，不讲效率。而新学制，尤其是1922年以后的学制，安排了多种课程，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以便快出人才，还压缩了教学时间。这样语文学习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而质量不能下降，就必然需要“挖潜”，必须在提高教学效率上做文章。而提高效率的办法，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举一反三”了。叶老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利用课文这个“例子”来达到“举一反三”，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确有其合理、科学的一面。但其中也不能不明显地带着那特定历史背景留下的烙印。

1、 科学化

“五四”时期，民主志士们以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作为武器向顽固的封建传统宣战，这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追求科学化成为时尚。表现在学科设置方面，除了语文之外，还从西方引来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等自然学科，这些科学性很强的学科给语文的教学以很大的影响。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主张“意会性”思想，认为语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熟读和模仿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效率低。而那些自然学科，尤其是数理化，都是先从例子入手，然后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知识，从而举一反三，解决相类似的问题，效率非常高。这给那些语文教育家启发，他们认为语文学科应该抛弃传统语文教学的模糊观念，鲜明地提出国文教学“科学化”的建议，如《国文百八课》编者在“编辑大意”中说：“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和其他科学对列，不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于是有意识地向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靠拢。其具体做法是，以单元组织教学，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文话内容为“一般文章理法”，即写作方法，以文话为纲组织单元。文话就是公式、定理；文选是用来印证文话的，是例题；习问是用来检验和巩固文话及文法或修辞知识的，是习题。叶圣陶先生主张的以课文作为“例子”，“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正是对这种“科学化”建议的最积极的响应。

2、功利性

清末民初，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经世致用的人才，因此当时在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实用主义的思潮，倡导学以致用，学习掌握实际社会和生活中所需的知识技能，培养实际生活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到了“五四”时期，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这股思潮更加盛行。反映在语文教育中，就是把语文教学看作为实用服务，要求掌握现实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把语文科的任务看作是培养一种基本的生活能力，把语文教育看作仅仅是维持物质生活的一种技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还希望教育能尽快达到实用的目的，正如刘半农所说的：“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应作之文。”“举一反三”的提出就是希望以少胜多，立竿见影，提高效率，以尽量短的时间培养人的技能，以适应新旧社会转轨时期新型的经世致用人才短缺的需要，与功利性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

由于叶圣陶先生在语文界的“权威”地位的影响，再加上由于历史、现实以及教师个人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人们在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理解和领悟上，出现了种种误解和偏差，致使几十年的中国语文教育一直走在一条科学化、功利化的道路上。在语文课上我们的教师总是把“双基”教学作为中心，一方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地给学生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字词句语修逻，一应俱全，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基础训练，以便加强巩固，要求严格遵循知识规则，牢固掌握，务求精通，能举一反三地运用；课文教学重分析，因为课文是“举一反三”的根本，学生非要理解透彻不可，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就必须把这个“例子”分析透彻，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色等，总要归纳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知识或阅读方法，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和方法，以使他们“举一反三”，自能地去阅读其他文章；写作教学重模仿，根据“举一反三”的思想，提高写作水平的捷径莫过于模仿，举一篇课文的写法，学生就应该模仿着写一篇类似的文章，因此，学了《背影》老师常常要求学生照着写一篇表现父爱的散文，学了《始得西山宴游记》，又要求写一篇游记，以为学生的写作能力就是这样通过不断的模仿而形成的。另外，套模式也是一种模仿，写记叙文有六要素，写议论文有“引—议—联—结”，有了模式，写作时只要把要写的东西往里一套，就可宣告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写成。

在这样的教学形式之下，我们的语文教学现状又是如何呢？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不能不失望地看到，“举一反三”并没有显示出我们想象的高效率。我们只能看到通过“举一反三”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患有“语文营养不良症”；他们空有一套套阅读方法和知识，却鉴赏能力低下，许多学生面对美文妙文却毫无感觉；他们在正式场合张不了口，拿不起笔，用模式套出来的文章空洞苍白……以致在上个世纪末遭到了来自整个社会的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是高中语文老师轻上红楼，欢迎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