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阶段中的第三个时期，从爱情理论的角度分析爱情的发展爱情阶段论的第三个时期是

作者：握中悬璧（公号同名），授权读史发布。点击此处可查看上篇文章

邓艾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三国人物，他的凄惨结局令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就对他的悲剧命运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传统观点认为，邓艾由于居功自傲引起当权者司马昭的猜忌，再加上与其关系不睦的钟会从中作梗，最终死于非命。　

但其实，邓艾的结局，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他在灭蜀后一系列居功自傲的行为，只是一个直接的诱因，给了钟会下黑手的理由，但根本原因却是更深层次的。

灭蜀之战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其背后潜藏着权力的斗争，这些斗争源自于钟会的野心，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不止一个人对司马昭发出过警示，但司马昭却置若罔闻。

我想要么是他太信任钟会，要么就是想下一盘大旗，来个二桃杀三士。

当邓艾立下灭蜀头功的时候，他和钟会就已经彻底决裂了。

不过这也不是说邓艾就要倒霉了，因为如果没有司马昭的命令，邓艾手里有兵有将，钟会还真不一定动得了他。

当时司马昭下决心拿下邓艾后，因为担心邓艾抗命，所以写了手谕让钟会拿着去成都，这样才能瓦解邓艾手下士卒的军心，令其屈服。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司马昭点头，钟会想除掉邓艾的话，就只能和他兵戎相见了。

邓艾在立下旷世奇功后，如果立刻急流勇退，那么他基本是可保无虞的，毕竟钟会巴不得他赶紧走，但可惜邓艾太膨胀了。

首先，邓艾自作主张封刘禅为骠骑将军，然后又对自己的手下师纂、牵弘等人大肆册封，美其名曰是依照“邓禹”的故事。

然而，并不是说都是南阳人，而且都姓邓，就能学得了邓禹的（邓艾是邓禹后人这种说法没有确凿证据）。

当初邓禹为迅速平定关中的赤眉军，对占据陇右的隗嚣进行拉拢，未经请示就任命他为西州大将军。后来隗嚣果然成为平定关中的一大助力。

当时刘秀还没有平定中原，所以邓禹虽然私自封赏隗嚣，但毕竟情况紧急，而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确实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因此也没有引起刘秀的猜忌。

但是邓艾面临的情况显然不同于邓禹，现在蜀汉已经灭亡，益州的财富和军队都已经收入囊中，刘禅等人除了做吉祥物，已经没什么拉拢的价值了。

还有，人家邓禹和刘秀是什么关系，你邓艾比得了吗？他这么做就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在司马昭看来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司马昭应该就对邓艾有些厌恶了——显然，赦免刘禅，奖励兵士这样收买人心的事，应该由他做才对。

之后，邓艾更是对司马昭提出了灭吴的计划。平心而论，邓艾所说的在益州造船、囤积盐铁以备军需等等都是非常正确的策略，但问题是，这话依旧轮不到他来说。

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并不是有什么天下大同的愿望，而是要以此功勋为自己篡位造势，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何必再节外生枝？

况且，你邓艾只不过是一个方面军的统帅，有什么资格对军国大事指手画脚呢。

不过，邓艾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紧接着他又建议要厚待刘禅，封他为王，这样东吴很可能会望风而降。

从这里就能看出，邓艾是个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首先，他这个提议就不怎么样，因为这太低估东吴决策者的水平了。

刘禅被善待是因为蜀国灭亡后就只剩下吴国，需要给他们树立榜样。那么如果东吴也投降了，他们作为最后一家灭亡的势力，则不可能像刘禅一样具有被作为榜样的意义，因此厚待刘禅就能吸引东吴归降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况且，当时司马昭才是晋公而已，刘禅却做了扶风王，这叫司马昭情何以堪呢？

司马昭这时已经非常不满了，于是命卫瓘回复邓艾说：这事得上报朝廷，不能草率行事。

其实，司马昭就是朝廷，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拒绝了，这也是他给邓艾的最后一次机会。

不过，邓艾却依旧没有醒悟，继续在作死的路上一去不回，终于让司马昭对其失去了耐心。

钟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自己善于模仿他人笔迹的天赋，对邓艾的上书进行修改，将其言辞改得颇为傲慢无礼，这就彻底激怒了司马昭，邓艾的命运就此注定。

司马昭是否知道邓艾的冤屈呢？

他当然知道。邓艾被杀后杜预就公开指责过卫瓘有违风度。因此可以看出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另外，在邓艾死后，司马昭生怕邓艾的死讯会让陇右生变，于是立刻派唐彬去探查。

如果邓艾真是罪有应得，朝廷杀他有理有据，何必要担心呢？

司马昭真正担心的，是邓艾在陇右地区的威望。

初，邓艾之诛也，文帝以艾久在陇右，素得士心，一旦夷灭，恐边情搔动，使彬密察之。（晋书唐彬传）

除了邓艾自身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之外，他个人本身和司马昭集团高层们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谨言慎行，当然没人会动他，一旦他犯了错误，则必然会招致祸端。

司马家在高平陵之变后逐渐取得权力，到了司马昭这一代，为了篡逆之事，开始对魏国的高层人物进行拉拢，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

当时曹魏一代高层人物大多已经离世，司马昭拉拢的这些功臣子弟大多都是一些二代三代，这些士族子弟与曹魏前期不同，他们与朝中的寒门逐步走上了对立面，也就是说当时司马昭集团内部是一个割裂的状态。

这一时期，士族豪门子弟普遍好清谈、喜奢华，这一阶层人物中的佼佼者会受到广泛的推崇。

钟会作为名士群体中的一员就是如此，他对投降的姜维说，以你的风采，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比不过你。

会与维出则同轝，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要知道，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已经被定性的叛逆，但钟会却丝毫不忌讳，公开表达了对此二人的认可。

而姜维是郑学的拥戴者，当时的士族都是要修习儒学经典的，因此可以认为姜维是和钟会有着同等气质的一类人，因此才会被引为心腹。

而邓艾则大有不同，他出身低微，而且算是一个实干派，再加上因为口吃不善言辞，自身又性格刚直，容易得罪人，所以和名士群体格格不入，自然也不会被那个圈子所接纳。

另一方面，邓艾是司马懿时代提拔起来的，司马昭为了打造自己的班底，肯定要重用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对司马懿时代元老的使用则会慎之又慎。

因此，司马昭虽然依仗邓艾为军事上的柱石，但却不可能让他进入核心的圈子。

这从邓艾平反一事中也能看出一二，265年，朝廷诏书中仍然称邓艾有罪，只不过他没有反抗就伏法了，所以强过那些死硬分子。

而且这段诏书将邓艾和王凌放在一起说也有些奇怪，王凌和邓艾性质完全不一样，王凌密谋另立新君，是洗不白的。但是因为王凌要反的皇帝曹芳，后来被司马师废黜，所以阴差阳错成了正确的行为。

但用这样牵强的理由洗白王凌，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王凌这种板上钉钉的叛逆，都能想办法去洗白，这清楚地表明司马氏集团要拉拢太原王氏。

而邓艾这样莫须有的罪过却得不到平反，则说明为他平反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统治集团不愿去做。

两年后267年，晋武帝司马炎已经成功代魏两年了，段灼又提出邓艾平反一事。他明确说出邓艾是因为性格原因不被主流所容，并不是真正的谋反，而且他根本没有谋反的动机。

不过仍然被朝廷无视了。

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锺传第二十）

其实有一说一，快七十了就不会造反，这个理由还真说不通，毕竟王凌造反的时候都快八十岁了。

又过了六年到273年，樊建再一次提出为邓艾平反。这次终于得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认可。

朝廷赦免了邓氏一族，任命邓艾的嫡孙邓朗为郎中。

但很可惜，诏书中仍然认为邓艾有罪，他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反。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为邓艾平反的两个人里，段灼是邓艾的部下，而樊建是蜀汉降臣，这也说明当时朝中真正的利益阶层对这件事完全不感冒，原因很简单，他们毫无理由做这种费力不讨好且会打自己脸的事情。

总之，邓艾之死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他在灭蜀之战后居功自傲的行为是蒙冤的直接原因，在开罪了钟会后又对其没有防备，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而根本原因则是他的出身和言行等与主流士族格格不入，再加上性格缺陷等因素，终于成为众人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早在邓艾出征之前，不详的预兆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山上，而旁边有流水。于是他请爰邵为自己解梦。

爰邵说山上有水按照易经来看是蹇卦，孔子在关于易经的著作彖传中对蹇卦做了解析：

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蜀国在西南，此去必然建功，但魏国在东北。按照孔子的解析，恐怕就回不来了。

邓艾听后，倍感失望，闷闷不乐。

这段记载在邓艾的传记中并不是按照时间线出现的，而是放在邓艾之死以后，作为一个补充。

那么，陈寿为何要加上这段玄之又玄的记录呢？

其实，孔子对于蹇卦的解析，前面还有一句话：

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只不过这些话爰邵没说出来。

圣人就是有大智慧啊，风险总是和机遇并存的，只看到机会却看不到风险，或者看不到隐藏在背后的风险，这都是不理智的。

孔子说遇到危险要停住，并不是说见到困难就退缩，而是说要权衡，规避那种极大的风险。

爰邵已经指出了风险，但邓艾却没有引起重视，终于一去不归。

我想陈寿加入这段解梦的描写，应该是因为他对邓艾的遭遇表示惋惜，借此说明邓艾其实有机会得到善终，如果他能够多加权衡，趋利避害，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偷渡阴平的壮举，他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也不可能有这么高了。

邓艾在治军方面是一流的，可惜在政治权谋方面有很大不足，若是他能及时功成身退，我想司马昭也没有必要去加害他了。这一点，灭吴第一功的王濬的做法要比他明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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