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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舒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生。
内容提要：《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方有《易经》之称。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汉代《周易》称“经”以前的历史，因而称之为“《易经》前史”。本文的观点是：“伏羲画八卦”无从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也属不实，孔子作“十翼”同样不确。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构拟的《周易》演生史并不能为先秦史料所证实。在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乃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关键词：别《易》/《十翼》/《周易》演生史
经学始于汉代，五经之名也始于汉代，《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方有《易经》之称。本文将以先秦各时期关于筮占与筮占书，以及《周易》的相关记载为依据，来分析《周易》文本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时的地位。
三十年前，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是现代关于《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后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蒐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分属商、周两个时代。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商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八卦、重卦符号起源的重视。但是，由于今人对这些符号的解释还带有假说的性质，故本文不对数字卦的内容做过多的介绍。
——丰铭按：数字卦的主要意义是颠覆了六十四卦源于八卦相重这个传统易学观。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易学者不愿面对的。
众所周知，早期的《周易》文本是不含“十翼”在内的。今人对其成书年代，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顾颉刚、张岱年、李学勤等先生皆持此一观点。他们判断的方法，是一种“内证法”，即认为《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典故没有晚于西周初年的。二是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史善刚、董延寿等人持此一观点。他们同样用的是“内证法”，发现《周易》卦爻辞中实际涉及西周晚期的典故。(见史善刚、董延寿)在笔者看来，既然大家都是用“内证法”，以《周易》卦爻辞中所涉及的典故来作为判断成书年代的依据，那后一种说法应该是对前一种说法的合理修正，应该是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所以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笔者同时认为，考察《周易》成书年代，只用“内证法”是不够的，还应该考察和分析当时时代所有文献记载的情况。
——丰铭按：第一种正确，《周易》涉及典故没有晚于西周初期的。
“十翼”或称《易传》，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传统意见认为是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叶适，清代崔述等人质疑其说，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至今已成定论。今人关于“十翼”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如张岱年先生即持此一意见；一是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甚至秦汉之间。笔者持后一种意见，认为“十翼”成书于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的大约150年之间。主要理由是：第一，《孟子》一书全然不提《周易》，荀子虽然倡导“诵经”，却将《周易》排斥在外。如其时《周易》已经包含“十翼”的内容，像孟子、荀子这样明敏的思想家不应对《周易》的思想资料如此漠视。第二，在荀子之前有确定年代的子、史文献(如先秦诸子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基本没有引用“十翼”内容的情况，即使偶有与“十翼”相近的内容，也应该是“十翼”化用子、史文献，而不是子、史文献袭用“十翼”(如《礼记·乐记》等)。第三，凡是明确引用“十翼”内容的文献都不在荀子之前或不能确定在荀子之前(如《礼记·深衣》)。第四、直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文献中才首次见到“十翼”各篇的具体名称(缺《杂卦》)。
——丰铭按：此处作者判断准确。十翼晚于荀子，但这不包括《象传》。《象传》之事后面作者也有论及。
下面将按时代讨论筮占与筮占书，以及《周易》演生的具体状况。
一、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我们说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尚书·洪范》篇。此篇记载殷商旧臣箕子为周武王言“洪范九畴”，即从九个方面讲治国的大经大法，其第七个方面：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是说，殷商之人在作重大决策时，除了王者、卿士、庶民参与意见外，还通过龟卜和筮占的方法来帮助作出决策。有筮占，就应该有解释筮占吉凶的文本。箕子之时用于筮占的文本是怎样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推测那时已经有了相应的文本，但不是《周易》是可以肯定的。
——丰铭按：商代已有筮占，但龟卜是主流，六爻筮占成熟于商朝中晚期，属于非主流占法。
二、西周的太卜之法虽然箕子向周武王贡献了殷人“洪范九畴”，包括筮占之法，但在29篇今文《尚书》中，却很少看到有关筮占之事的记载。当周成王在《大诰》中向世人讲述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时，他拿出通过“大宝龟”卜问的结果来增加其权威性，而没有提筮占。《大诰》说：“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而当周公到洛阳建成周时，也是用龟卜方法来选址的。《洛诰》述周公之言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在29篇今文《尚书》中，仅《君奭》篇提到一次“若卜、筮，罔不是孚”。“卜、筮”二者连提，应该如何解释呢？《礼记·表记》所载孔子之语可以作为解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这是说，在周代，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子至尊，无论大事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诸侯有守国之筮，则大事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怕僭越于天子。天子也有用筮的时候，如巡狩、征伐，出而在道途之中，有事则用筮，表示比在朝中降了一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周王朝档案的《尚书·周书》中很少记录筮占之事的原因。
虽然《尚书·周书》中很少记录筮占之事，但我们应该承认，西周王朝是有筮占制度的。《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是说，西周王朝的太卜之官同时掌握三种筮占方法。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种解释应该说是一种推测。虽然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使我们发生误解，以为《连山》易是夏代实行的，《归藏》易是商代实行的，《周易》是周代实行的。而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在西周这三种《易》是同时并行的；这三种《易》都有六十四卦的卦画，甚至有基本相同的卦名，只是卦序和卦爻辞各自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左传》《国语》中经常会出现不同于《周易》的卦爻辞。
——丰铭按：作者委婉地否定了夏《连山》商《归藏》周《周易》之三代易的旧说。《连山》《归藏》应是西周时期各国不同版本筮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笔者认为即前说诸侯之守筮，而非夏商之筮书。
我们在《尚书》和《逸周书》中并没有见到三种《易》的卦爻辞的记载，但在晋代太康二年于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中见到这样一条资料：
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阙)，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阙)。”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纻三十箧。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阙)。
如上文所述，天子在巡狩期间是可以用筮的。逢公是什么人，书中没有交代，应该是一位高明的筮者，逢公之外还有一位筮史狐，这应该是王朝专门的筮占官员了，他也一同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赐。文中所说的讼卦的爻辞与今本《周易》不同。如果《穆天子传》这条资料有其可信度，那至少说明在西周穆王时期曾用《周易》之外的筮占方法。
——丰铭按：“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筮得某卦，占某事则如何，占某事则如何。所引爻辞明显为卜筮专用书，《周易》爻词无此类筮占用语。这是筮占专用书与《周易》的本质区别。
换句话说，其实《周易》不是筮占工具书。这一点，孔子以后很少有易学者敢于承认了。
三、春秋时期的筮占活动及以《周易》说理《左传》《国语》关于筮占之事共有二十二条资料，所记基本是春秋时期的事。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别《易》”的存在
在春秋时期，有《周易》以外的卦爻辞体系存在。这种卦爻辞体系有可能是《连山》易或《归藏》易，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卦爻辞体系的可能，我们可以笼统称之为“别《易》”。在春秋时期，有当一次筮占结果出来之后，同时用“别《易》”与《周易》解释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是先用“别《易》”解释，当解释为“不吉”时，方用《周易》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平常人们更习惯于用“别《易》”进行筮占，《周易》是后起之秀。比如：
(1)《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图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卜徒父解释为“吉”。这句蛊卦爻辞不属于《周易》内容，而是“别《易》”内容。
(2)《国语·晋语》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楚国，秦穆公召之赴秦国。公子重耳亲自筮占此行能否助他得返晋国，“得贞屯图片悔豫图片，皆八”。筮史之官都说此卦“不吉”，司空季子却说：“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司空季子此处特别强调《周易》，则筮史之官所根据的显然是“别《易》”。
——丰铭按：作者所谓的“别易”，其实就是诸侯守筮。先秦书不同文，各国筮法也不同。而《周易》为周室正宗，裁判员的角色，非后起晚出者也。
2.筮占者脱离文本的解释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季友是鲁桓公的儿子，将生之时，鲁桓公使人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鲁国的政权后来长期控制在季友的后代(史称“季氏”)手中，季友将生时的筮占在后世似乎“应验”了。关于“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一句，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是《连山》易或《归藏》易的内容，如宋程迥《周易古占法》说：“《连山》《归藏》，宜与《周易》数同，而其辞异。……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此固二易(即《连山》易或《归藏》易)辞也。”二是认为系筮占者之辞，如清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七谓：“筮者之辞也。乾为君父，离变为乾，故曰‘同复于父，见敬与君同’。”两相比较，以后者之说为是。因为大有卦乾下离上，唯上卦离之中爻为阴爻，筮占之时正逢此爻为变爻，于是得“之卦”为纯乾之卦。乾代表君父，离变为乾，有了同君主一样受尊敬的地位。这种解释显然是筮者根据卦象的意义发挥出来的，我们应该把它看作筮占者脱离文本的解释，而不应看作任何卦爻辞体系的内容。
3.《周易》文本已然存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内容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记载，当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敬仲)奔齐，齐桓公让他做“工正”之官。《左传》于此处倒叙陈敬仲年少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如果《左传》所说无误，周太史曾以《周易》见陈厉公，那说明此时周王室已有《周易》文本，而陈国此时还没有《周易》文本。
——丰铭按：公元前671年，这个时间点，不应看做《周易》产生不远，而应是《周易》早已存在，因周室日衰而开始外流的时点。
又《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记载：“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今本《周易·归妹》上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爻辞小有不同，可视为版本的差异。
又《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记载：晋国的知庄子引《周易》论先縠之败，说：“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所引《周易》与今本同。
4.以《周易》说理
(1)《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载：郑国国君派正卿游吉出使楚国，到达楚国边境时，楚康王下令将他挡回，提出他不配来与楚国国君谈结盟之事，意思是要郑国国君前来。游吉回郑国复命，对子展说：楚国的国君快要死了，“不修其德政，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这是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辞的思想批评楚康王的傲慢无礼。
(2)《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赵简子问史墨：鲁国的季平子把鲁昭公赶出去，自己掌握了鲁国政权，而人民愿意服从他，各国诸侯愿意与他结交，鲁昭公死在外面，无人声讨季氏之罪，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回答：“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史墨用《周易·大壮》卦的卦象和义理来作解释，大壮的卦象是乾下震上，乾为天、为君，震为雷、为臣。雷在天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天之道”，那么“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君下降为臣，臣上升为君，也就符合自然之理，不足为怪了。
——丰铭按：《周易》流传日广也。
5.鲁国太史氏所藏《易象》
春秋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来说。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这两部书一直被鲁国视为国宝。韩宣子看后，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究竟是两部什么书呢？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认为这是文王、周公所作的“宝典”：“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文王、周公之书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易象》是一部什么书？杜预注说：“《易象》，上、下经之《象辞》。”以我们的理解，它有可能是《周易·大象传》的原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认为，《周易》中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圣人精义的就是《大象传》。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则此书可以视为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它实际上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在我们看来，鲁太史所藏《易象》可能是唯一与文王、周公有联系的《易》书，那么，它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全部遗佚了呢？我们并不这样看。它可能与今本《大象传》有某种内在联系。今本《大象传》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比较通俗易懂，可能是后世学人在传述过程中加以修饰和润色过。而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令和挟书律时，《易象》被附于《周易》中，作为《周易》的一个《传》被保存下来。这样说来，《大象传》的渊源可能甚远。
——丰铭按：此《易象》，笔者认为包括今之《大象传》《小象传》，是离《周易》创作时代不远的研习者所作，其中大小象传作者又不同。赞成作者关于通行本《象传》有所修饰润色的判断。总之，《象传》是有别于易传其他诸篇的。
如上所述，在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内容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记载。在《左传》后面的记载中，《周易》比较频繁地出现了。它的出现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各国的筮占活动中出现，此时的筮占兼用“别《易》”与《周易》，往往是先用“别《易》”解释，当解释为“不吉”时，方用《周易》，说明此时《周易》还没有优先的地位。二是被当时有识见的卿大夫(如游吉、史墨等)作为“说理”工具使用。这说明《周易》在其甫一问世时，便以“筮占”和“说理”两种面目出现。此时，还没有文献记述《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如果《周易》果真为文王、周公所作，那不应在春秋时期的筮占活动中地位这么低，孔子甚至说：“不占而已矣。”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筮占活动。孔子不赞成筮占的态度，又见于近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要》篇，该篇记载：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是一位秉持道德理性的思想家，他怕“后世之士”怀疑自己，诟病自己，因而特别澄清自己学习《周易》的目的是要学习《周易》中所呈现的道德义理，而不是学习史巫的“筮占”之术，他把祝巫的卜筮放在《易》学末节的地位。而孔子之所以重视《周易》中的“德义”，或许与他有可能看到鲁太史所藏《易象》有关。因为孔子既然能根据鲁太史所藏之《鲁春秋》来修《春秋》，他也自然能从鲁太史那里看到《易象》。
——丰铭按：作者所说的《周易》不优先，是因为所处为诸侯国，习惯使然。如果所处为周王室，再看如何?
四、战国及汉初的《周易》文本1.战国时期的《周易》卦爻辞文本
说到战国时期的《周易》文本，我们首先要提到晋代在汲县旧冢中所发现的竹简《周易》文本。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晋人认为，汲郡那位叫“不准”的盗墓者所盗发的是魏王之墓，但不能确定到底是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相差53年。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载《晋太公碑》：“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根据此条材料印证，汲郡人不准所盗掘的正是魏襄王墓。在这个墓中发现的“《周易》上下篇”与晋代的文本相同，从而也与流传至今的《易经》上下篇文本相同。这种出土的竹简文本因为难于保管，估计不久后便毁坏了。
晋武帝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时隔一千七百年，即本世纪初，又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周易》文本，即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本《周易》，总共58支简，涉及34卦，与今本内容大体一致，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与魏襄王的时代略同。这再次证明，在魏襄王时代，《周易》(不包括《易传》部分)已经有了与今本一致的完整文本。
——丰铭按：公元前761年引用的爻辞，不就跟今本一致么。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对此笔者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彖》《象》《文言》《系辞》等文献在当时有的还没有写成，有的或作为另一个传统在传承，而不与用于筮占的卦、爻辞并传。
魏襄王的时代正是孟子的时代，《孟子·梁惠王上》称：“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这里的梁襄王就是魏襄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孟子的时代已经有了《周易》完整的文本，可是《孟子》一书论《诗》、论《书》、论礼、论乐、论《春秋》，却于《周易》只字不提，为什么？大概此时《周易》只有卦爻辞部分，而无《易传》部分，他把《周易》当作筮占之书，而不愿齿及。
——丰铭按：孔子读《易》已是确证，何况孟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家，他曾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荀子主张“诵经”，曾列举《诗》《书》《礼》《乐》和《春秋》，并将之列为“经”。他虽然读《易》却不以《易》为经。从《荀子》一书中，可见他是读《易》的，如他在书中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荀子·非相》)这是引《周易·坤》卦六四的爻辞。六四是近君之位，“伴君如伴虎”，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要谨言慎行，要像扎皮囊口那样把嘴巴扎起来。然而在荀子看来，君子既然处于近君之位，就应做“兼济天下”之事，因为怕犯错误而不说话，是腐儒的处世态度。这当然是在批判《周易》作者的观点。他又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这是把流行的《周易》当作了筮占之书。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至少荀子一系在先秦时还不很重视《周易》。
2.《周易》“十翼”文本的形成
如上所述，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的完整文本，但此时是否已经有了“十翼”各篇文本呢？《战国策》中有这样两条资料：
(1)《战国策·秦策四》载楚人黄歇游说秦昭王，引“《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这与今本《周易·未济》的卦辞略同。
(2)《战国策·齐策四》载：颜斶见齐宣王，引《易传》以申告诫说：“《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颜斶所引《易传》之文，并不见于今本“十翼”。
《荀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条材料，学者用来论证荀子之时是有“十翼”文本的。《荀子·大略》篇说：“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这段话前半段近似《序卦》：“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然而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礼记》诸篇中，如《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即使荀子没有读过《序卦》也可以写出“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的话。后半段近似《周易·彖传》中的这样一段话：“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两段话的立意有所不同。《周易·彖传》是讲“二气感应以相与”，荀子是讲亲迎之礼的根据。荀子即使不看《彖传》，也是可以从《周易·咸》卦的卦爻辞中体会出来的。况且荀子凡引文献必说明出处，此处无“《易》曰”一类字样，应当不是袭用《彖传》的。《荀子》中所引《周易》不过数条，且无足轻重。在我们看来，《周易》“十翼”中有很多精湛的思想，若此时已有“十翼”文本，荀子一定不会如此冷漠对待的。
——丰铭按：诸多迹象都说明荀子之时尚无《易 传》之名及定稿。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其后的宋玉，约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22年。相传为宋玉所作的《小言赋》中有这样几句：“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谦)道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其中有些话与《周易·系辞》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话近似。学者或认为此语套袭《系辞》，由此证明此前《系辞》已经存在。然而，明冯惟讷撰《古诗纪》引明谢榛《诗家直说》的话说：《大言赋》和《小言赋》“二赋出于《列子》，皆有托寓”，历史上不可能有这种“君臣赓和，以文为戏”的情况，所以此条材料还不能作为《周易·系辞》在宋玉之前已经存在的证据。
在《礼记》中有两条材料与《周易》“十翼”中的文句雷同，这两条材料可以分别对待：
(1)《礼记·深衣》：“《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而《周易·坤》卦六二《象辞》说：“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礼记·深衣》这条材料明确表明是引《周易》的，问题是《深衣》的年代是怎样的？《深衣》收于《礼记》之中，《礼记》原本不是一部书，而是若干种文献的杂凑拼合。史称，《礼记》的组成大体来源于下列文献：《记》131篇，《明堂阴阳》33篇，《王史氏记》21篇，《乐记》23篇，《孔子三朝记》7篇。上述5种书，共计215篇。西汉时戴圣对这些书加以辑录，编定为49篇。这些文献大约是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所作。至于《深衣》一篇，我们不能确考其成于何时，可以阙疑。
(2)《礼记·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条材料颇与《周易·系辞》雷同。《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两条材料究竟谁在先，谁在后，谁抄袭谁呢？张岱年先生认为：“《系辞》在这里是讲天地和万物的秩序和变化，写得比较自然。《乐记》此段从天地讲到礼乐，讲得比较牵强，看来是《乐记》引用《系辞》的文句而稍加改变。”(张岱年)
笔者以为，所谓“写得自然”，首先应该是“合理”，“合理”才会自然。相比之下，《乐记》写得更为合理，例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不同类的物有不同的“性命”，这样说既合理又自然。而《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为什么不同类的物一经分类，就一定会产生吉凶呢？这就不很合理和自然。又如：《乐记》说：“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由“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等等所导致的“百化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系辞》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为什么“八卦相荡”云云，会导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呢？这就既不合理又不自然。看来是《系辞》为了解释八卦体系以及筮占的吉凶观念，而生硬套改《乐记》这段话而写成的。
其实，总体上说，“十翼”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礼记》以及《大戴礼记》等书中的不少营养(论见后)。相比之下，那些在先的文本所讲的道理更为质朴合理。例如《礼记·郊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这话就没有什么语病。而《周易·系辞下》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话便有语病。又如，《大戴礼记·本命》说：“一阴一阳，然后成道。”而《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两相比较，前者语意比较显豁。又如《大戴礼记·小辩》说：“道小不通，通道必简。”《墨子·非儒下》：“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其言皆质朴有味。而《周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却给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觉。如此等等。也正因为《周易·系辞》有种种的语病瑕疵，所以欧阳修断定它不是大圣人的手笔。
在笔者看来，《十翼》各篇，可能除了《象传》外，基本形成于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的大约150年之间，即大致从公元前240年算起到公元前90年。这期间，特别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设“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共有23年时间，学人只有卜筮等书可读。我们推想，这是《周易》学理论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恶劣的政治形势，使得原本不喜《周易》筮占之术的儒家学者主动以不同的形式与方术之士结合，通过对《周易》的阐释来创造儒家的天人之学，于是便有了“十翼”中的若干文本。①在荀子之前，很少有人引录“十翼”各篇的内容，然而入汉以后，文献中引录“十翼”各篇内容的情况突然多了起来。例如：
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年)《新语》卷上《辨惑》引“《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今本《周易·系辞上》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其间只有一字之差。又：《新语》卷下《明诫》引“《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本《周易·系辞上》作：“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句有同有异。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在《淮南子·缪称训》引“《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今本《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文意相同，文句不甚相同。
司马谈(？—前110年)《论六家要旨》说：“《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今本《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意相同，文句颠倒。
以上数例说明，《周易》“十翼”中的《系辞传》《序卦传》《彖传》至少在汉初已经形成。加上前面所录《礼记·深衣》引《象传》之文“《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的例子，《礼记·深衣》最晚也当于此时完成，所以至少在汉初，《象传》也已完成。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汉初学者凡引录“十翼”之文，文句并不尽同，有时文句出入还比较大，这说明此时“十翼”各篇可能尚未定型。第二、汉初学者凡引录“十翼”之文，皆笼统称之为“《易》曰”或“《易大传》曰”，而不称具体篇名，推想此时或尚未有具体篇名。
——丰铭按：黄金23年之说或可取，今本十翼为汉初学者的文献汇编整理之作当无疑。
到了司马迁作《史记》时，“十翼”各篇的具体名称首次见于文献之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对文中的“序”字，从文气上看，似应作为动词。然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说：“序，《易·序卦》也。……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这就明确表明，在司马迁之前，《序卦》《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已经存在了，只缺《杂卦》一种。
——丰铭按：笔者这样断句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所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指孔子作彖传、象传 ，给弟子讲解易卦，阐述《周易》的思想。
五、马、班建构的《周易》演生史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的《史记》建构了从上古黄帝到西汉武帝的历史，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周易》的形成在这部通史中也因而有了位置。《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是《系辞》作者以探询的口吻说的话，到了《史记·周本纪》那里则向前进了一步。《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里，司马迁用了两个“盖”字，都是疑问之辞，即他也不能确定其事的真实程度，尤不敢肯定周文王确曾重卦。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
然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关于孔子作《彖》《象》诸篇之事，却又说得很肯定。然而经过后世欧阳修等人的考订，此事也属空穴来风。
按照中国上古传说体系，黄帝之前有神农氏，神农氏之前有伏羲氏。因为司马迁《史记》从黄帝写起，而未谈及伏羲，因而也就未说“伏羲画八卦”之事。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则根据《周易·系辞》的说法，为《周易》演生史加上了“伏羲画八卦”一段。《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班固不仅坐实“文王重卦”之说，并且踵事增华，谓文王更作“上、下篇”。强调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文末尤着意点明《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不寻常特点。于是，一部由“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的完整《周易》演生史就这样写入正史了。
——丰铭按：后世易学史观之乱，始于班固也。
综上所述，“伏羲画八卦”无从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也属不实，孔子作“十翼”同样不确。所以，司马迁、班固关于《周易》演生史的建构便不能成立。在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乃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丰铭按：结论的前半部分正确，后半部分读者可忽略。
①王葆玹曾著文说：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为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
【原文参考文献】
[1]古籍：《国语》《汉书》《淮南子》《晋书》《礼记》《孟子》《穆天子传》《尚书》《史记》《新语》《荀子》《周易》《左传》等。
[2]史善刚、董延寿，2009年：《易经成书时代考》，载《中州学刊》第2期。
[3]王葆玹，1996年：《儒家学院派的〈易〉学的起源和演变》，载《哲学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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