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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云南大理洱海湖区的白族渔民，一直在和一种经过驯化的野生鸟类打交道，那就是洱海鱼鹰。

2009年，这项独特的洱海鱼鹰驯化技能，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渔业法》将鱼鹰列为非法捕捞工具，但在大理，它们因与渔民关系紧密，122只鱼鹰被当地政府造册保留。

2016年，这最后的一批鱼鹰面临离开洱海。

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24只鱼鹰赴日进行技能大赛，在前三日的训练中，洱海鱼鹰竟然将当地河道的鱼类抓光，洱海鱼鹰不战而胜。

波折/

鱼鹰们真正的灾难是，90年代后期，更先进的捕捞渔具涌现，洱海水质开始污染，鱼鹰们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和竹制渔具的死亡陷阱……

铁笼/

自去年7月起，鱼鹰养殖基地日渐萧条。

叱咤洱海数千年的鱼鹰，如今全部关在铁笼里。

前途/

目前杨玉藩在与腾冲、西双版纳的两个景点接洽，为谋求鱼鹰生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们在我手上死去。”

洱海鱼鹰的出路，让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玉藩操心不少。

怀念/

“鱼鹰就是我们的亲人”

参加技能大赛不战而胜

洱海鱼鹰的双脚是自由的，它们和主人之间的交流，有的借助眼神，有的借助古老的语言。

上世纪90年代初，大理喜洲镇沙村赵志新等三户鱼鹰户，曾带领24只鱼鹰赶赴日本名古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鱼鹰进行技能大赛，在前三日的训练中，洱海鱼鹰竟将当地河道的鱼类抓光，洱海鱼鹰不战而胜。

大理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曾出土了两件鱼鹰手杖，证实了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洱海区域的鱼鹰就与人类存在密切联系。

如今，洱海鱼鹰驯化技艺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喜洲镇沙村老渔民杨亮珠之子杨玉藩，则被选为这项技能的省级传承人。杨玉藩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洱海湖区，但凡上了点年纪的，都吃过洱海鱼鹰捕的鱼，“鱼鹰就是我们的亲人。”

55岁老渔民赵志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渔民们烧水做饭用的都是洱海水，他曾一个猛子扎进水底找到了自己遗落的手表，那水真叫一个清。

不同的鱼鹰户驯养鱼鹰时，用的是不尽相同的白族语言。主人喊“驻驻驻”，是叫它们把鱼叼起来，喊“打卡、打卡”，是叫它们要把鱼交给主人，切莫私吞。

杨玉藩说，有的口令短促，有的依附于动作，有的是一个抑扬顿挫的长音，听着就像一首歌。

改变/

鱼鹰们在水里奋力追击

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

鱼鹰的孵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大理州市级非物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月岗，用70枚卵才孵出了一只小鱼鹰。

赵志新说，最凶狠的鱼鹰，会把鱼咬死后弃之水面，再钻入深海中追击下一条鱼。杀手级鱼鹰可入水30米深，5分钟内不露头，持续奋战两小时。

鱼鹰是鱼的致命天敌。冬季水温低，鱼类行动迟缓，雌鱼腹内常携带大量鱼卵，而鱼鹰，则进入一年中的最佳捕鱼期。

1986年颁布的《渔业法》将鱼鹰列为非法捕捞工具。

“这部法律出台之后，洱海鱼鹰该不该灭，怎么灭，大家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讨论。”杨玉藩说。

彼时洱海湖区尚存1700余只鱼鹰，他们最终得以幸运保留。杨玉藩介绍，不彻底取缔的理由有两条，首先，洱海鱼鹰曾在日本争得荣誉，其次，洱海鱼鹰事关上百家庭经济来源。

鱼鹰们真正的灾难在后头。90年代后期，更先进的捕捞渔具涌现，电、药等非法手段频繁使用，洱海水质开始污染，鱼鹰们在水里奋力追击，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和竹制渔具的死亡陷阱。此外，湖区毒杀候鸟之风盛行，鱼鹰也常常遭殃。

鱼鹰没了用武之地，杨玉藩和父亲不得不用笨拙的动作，学其他渔民用丝网打鱼了。不久，父亲就将家里的10余只鱼鹰，送给了一位堂爷爷当宠物饲养，杨玉藩登陆上岸，转身成为一名建筑商。

2000年，作为商人的杨玉藩，曾抽空与村委会干部李福华，对洱海湖区开朗村、大观邑村的鱼鹰户进行摸底排查，他们发现，整个洱海湖区，仅有13户鱼鹰户。

2004年2月，沙村渔业社的三名社长开始牵头，呼吁拯救大理鱼鹰文化。据他们记载，上世纪80年代，沙村鱼鹰社有72户人家从事鱼鹰捕捞，鱼鹰数量为1574只，但2003年，这一数字降为10户、180只。

洱海鱼鹰濒临灭绝。

保护/

来自大城市的人没见过这场景

“我们就决定，大力开发旅游”

渔民的不断呼吁终于引起了大理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起，湖区的122只鱼鹰成了低保户，政府每天给予1.7元（封海期每天2.7元）的补助。

这些鱼鹰有了户口并登记在册，每只鱼鹰都有自己的编号，它们的生死都要上报洱海保护管理局。

杨玉藩说，那一段时间是鱼鹰户和政府之间的蜜月期，可谓上下同心。“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可能面临灭绝，政府也很着急，政策上也愿意保护。”

这项政策没能阻止鱼鹰的持续消失。一只鱼鹰每天吃鱼一斤，而市场上最便宜的鱼也要五六元一斤，化身为宠物的鱼鹰，给主人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

2008年底，鱼鹰的低保被取消，政府提出成立鱼鹰养殖基地，对湖区的所有鱼鹰集中驯养。

基地最终选址在沙村，2008年4月20日，全部鱼鹰户携带61只鱼鹰聚集到了养殖基地，一年后，鱼鹰数量增加到131只。

鱼鹰户们各出资一万，成为基地的启动资金。杨玉藩说，基地成立初期，只是靠一些摄影家协会的拍照活动，获取少量资金以维持运营。

2009年7月26日，基地接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团，旅游团一行47人，为接待好他们，基地开会到深夜三点，临时在外租借了几条船。

当时基地设施简陋，但游客很兴奋，他们接触到了洱海水，和渔民一起吆喝，近距离观察了鱼鹰如何捕鱼，最后吃鱼鹰捕的鱼，“来自大城市的人，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从那以后我们就决定，大力开发旅游。”杨玉藩说。

这一年年底，大理市政府发出《关于规范洱海鱼鹰养殖的通告》，提出要联系洱海保护管理实际，在控制洱海鱼鹰数量的同时，为传承洱海鱼鹰文化，可适当保留部分鱼鹰作为观赏及民俗展演使用。

2012年，大理市政府又作出同意洱海鱼鹰驯化及表演基地正式运行的批复。

离开？

接洽景点谋求生路

“不能死在我手上”

2012年前后，是基地最繁华的时期。另一方面，基地的表演模式不但在洱海湖区各码头被复制，在全国不少地方，鱼鹰表演也成为旅游景点的噱头，洱海“黑鱼鹰”的报道，常常见诸云南当地媒体。

2012年，洱海湖区的鱼鹰表演点陆陆续续冒出七八家，部分表演点管理混乱，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整个市场逐渐失控。”杨玉藩说。

2015年6月15日，大理市政府颁发通告，要求自7月10日起，湖区所有的鱼鹰表演旅游经营项目全部迁出洱海湖区。洱海保护管理局法制宣传科科长赵育峰称，2014年6月1日新颁布实施的《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中，将之前很多禁止性的规定加以明确，其中就明文规定湖区禁止鱼鹰表演。

他解释，鱼鹰表演侵占滩地，而滩地是洱海湖区的保护带，其夹带的水生物质会遭到破坏，基地可能擅自割取水草，破坏了良性的生态系统，此外，大量游客涌入湖区，乱丢垃圾现象时有发生。他认为，鱼鹰驯化是一种可以传承的技艺，不一定非要在湖区上进行，“文化传承当然重要，但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实行。”

自去年7月起，鱼鹰养殖基地就日渐萧条。9月13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基地看到，基地广场被村民的渔网占据，曾经波光粼粼的港湾，被杂乱无序的浮萍吞噬。

叱咤洱海数千年的鱼鹰，如今全部关在铁笼里。去年7月停业前，它们的数量是132只，一年多来，这一数字锐减到99只。因长期休息，它们喙变得尖利，趾蹼变得厚而肥。

“鱼鹰离开水，就像人在坐牢。一旦离开了洱海，它们还能不能叫洱海鱼鹰？”杨玉藩说，洱海湖水分上中下三层，水流有轻重缓急，水草分布不尽相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对鱼鹰驯化的可能。

让杨玉藩这个省级传承人尴尬的是，过去一年来，尽管他不断呼吁，他最近得到的回复是，可让鱼鹰在基地水域“沾沾水”。他说，那是叫鱼鹰去送死，“里面全是非法渔具。”

目前杨玉藩在与腾冲、西双版纳的两个景点接洽，为谋求鱼鹰生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们在我手上死去。”他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大理 编辑 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