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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的公子

1851年（咸丰元年），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正值弱冠之年，参加了南昌乡试，金榜题名，高中举人。给三世祈盼的陈家带来了久违的惊喜。

陈宝箴

然而，当此之时，一家之欢快，终难掩举国之动荡——存在了两百年的满清帝国已鲜有倾听晨钟暮鼓的从容与和气了。

就在陈宝箴中举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大他十八岁的落第秀才洪秀全金田起义，拉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幕。霎时，一场“上帝教”的梦魇迅速在大清的朝野弥漫开来。

官兵无能，“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陈宝箴也随同陈伟琳帮办了义宁州团练。“陈宝箴的仕途生涯，始于军旅，而他初涉军旅，是从办团练开始的”。

作战期间，他多谋善断，英勇善战，因此屡建奇功。经郭嵩焘举荐，陈宝箴被年长自己二十岁的曾国藩接见，入湘乡之幕，被礼为上宾，目以奇士。

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在其保荐下，陈宝箴入京面圣，被授以知府发湖南候补。

至此，涉足军旅十数载的陈宝箴真正踏上了官仕之途，迁居义宁的陈氏家族正式走上了显达之路。

1874年，年仅4岁的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继位，是即德宗。第二年改元光绪。

这一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辰沅永靖道官职。主政永靖期间，陈宝箴扎扎实实地做出了一番“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的大实事。

1882年（光绪八年），陈宝箴升任浙江按察使。同年，长子陈三立（散原）参加乡试。答卷时，因深恶“八股文”， 陈三立不按规矩地答上了平素擅长的古散文体，因此导致考卷被摈弃。

陈三立

但命运之神却额外关照了他，当主考官陈宝琛翻检落第考生答卷时，翻及他的卷子，立即被他的才华横溢所折服，破例划他入了子举子之列。

1886年，陈宝箴经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调往广州，甚受河督李鸿藻重用。同年，陈三立赴京会试，中。但是，因为他书法不合规矩——“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不得不“退而学书”，于三年后补殿试而成进士。

陈家终于出了进士！陈家三世的夙愿至此实现。

陈三立中进士后第二年，因湖南巡抚王文韶的奏疏——“陈宝箴可大用”， 陈宝箴出任湖北布政使。陈三立辞官侍父。

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正着力推进洋务实业，义宁父子戮力其中。

1895年，宦海浮沉二十年的陈宝箴，先后出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正式成长为一名国所倚重的封疆大吏——湖南巡抚。

作为个人，我们确能从陈宝箴身上感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但是当个人融入了历史大背景，这样的快意难免有些许沉重。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这“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每个清醒的中国人心头”。

新任巡抚陈宝箴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走马上任的。

其任职期间，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了。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场肤浅的、短命的政治变革”，那么地方层面的湖南新政，无疑是“扎实而又深刻的”。

新政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等人开办时务学堂，开展矿业开发，设立近代工厂，架设湘省电线，创办小轮公司，创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维新派的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而其中，陈三立功不可没。

如开办时务学堂后，陈宝箴原本打算请康有为担任中文总教习，但陈三立认为请师莫若邀徒，因为梁启超的思想已超越其师康有为。陈宝箴听从了儿子的意见，改聘梁启超。

此外，陈三立还举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俊杰为湖南新政献智献勇，为轰轰烈烈的湘乡自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梁启超赞曰：

“陈伯严史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因为才学能力突出，又作为官宦子弟，陈三立很快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并称

“清末四公子”

；又与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世家子弟陶菊存并称

“维新四公子”

。

义宁父子饱含着“营一隅为天下倡”的决心，以湖南新政为国家社稷勾勒出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但是，戊戌政变如六月午后的暴风雨突如其来，立时将这一场红红火火浇了个透彻。

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绪在康有为的辅助下进行百日维新，变法雷声大震，诏书如雨下发。但是这点小雨除了在已有基础的湖南引起一点响应外，在别地“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反倒在顽固派的心里激起了惊涛骇浪，连日跪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1898年（光绪二十年）9月21日，慈禧怒发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

10月6日，惩处义宁父子的上谕降下：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义宁父子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而受到牵连，因为“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同时革职的还有江标、熊希龄和黄遵宪，罪名“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对于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则责令张之洞“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眼见自己的心血——“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 义宁父子焉能不痛心疾首！

这年冬天，被罢免的义宁父子举家迁往江西老家。

但是，戊戌政变的阴魂却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散去。

1900年，慈禧再颁密旨，赐陈宝箴自尽。

临死之时，心寒如冰的陈宝箴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

‘不治产，不问政

。’”

陈宝箴之后，陈家再无一人涉足宦场。

犹记戎马半生的曾国藩，在弥留之际对子辈说的最后一番话：

“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

这一年，陈寅恪十一岁。

这一年，是陈三立人生的分水岭。无意仕进的他甘心于成为一个诗人，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

读书种子

陈三立不要求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1902年陈寅恪13岁那年，就把他和哥哥陈衡恪送去了日本求学。

陈衡恪

鲁迅也在同一年里到达日本，并且和陈氏兄弟一同求学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关系颇为密切。但是，当鲁迅成为文学大师后，陈寅恪却缄口不向外人提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不得不回国疗养。

青年陈寅恪

在家调养一年以后，陈寅恪于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同班同学中有竺可桢和徐子明。

复旦公学期间，陈寅恪成绩优异，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为留学欧美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毕业后，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往德国的轮船。

1910年，陈寅恪考进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一年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寅恪从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了德文原版《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

陈寅恪成为了“域内阅读原文《资本论》的第一人”（不过这第一的名额却有马一浮在与他争着）。

1913年，陈寅恪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初步形成了从政经文各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为日后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取得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巴黎大学期间，陈寅恪偶然翻看国内报纸，看到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恰逢巴黎举办选花魁之会，便作诗讽喻：

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啼鳺guī，杜鹃鸟）

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

一战爆发后，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先行回国。

此时，处于秘密潜回云南，领导护国运动前夕的蔡锷，正在北京中央政府担任经界局局长一职。由于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时务学堂学习，因此对陈三立感恩戴德，于是将留学归来空闲在家的陈寅恪聘为了自己的秘书，从事翻译东西方图书资料的工作。

蔡锷

工作后没多久，陈寅恪就因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而便辞了职。

这是他唯一一次与政治有过接触，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或参加政治活动。

1915年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的邀请，开始了批阅江西省留德学生试卷的工作，为期三年。在此期间，他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

1918年，陈寅恪再度出国，因为欧洲战乱未平，而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进入哈佛大学后，陈寅恪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当时一同跟随兰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和汤用彤等人。

除此之外，陈寅恪还研习中古文学和佛学，并常与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探讨佛理，深得赏识。

后来，陈寅恪与师从白璧德教授的留学生吴宓相识，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50年的友谊。两人认识后不久，吴宓便对陈寅恪下了定义——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

吴宓

当时的留美学生，非常关心20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

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再造中华文化；

另一派则以陈寅恪和吴宓、梅光迪为代表，主张保存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认为儒家文化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风气的重要武器。

一派在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派创办《学衡》杂志（陈寅恪未参与），对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予以批评。

在哈佛攻读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重新进入柏林大学，受业于著名的印度学家路德施教授，攻读梵文及多种东方文字。

此次在德留学，本是公费资助，但因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常常停寄，况且弟弟陈登恪也赴巴黎留学，家中无力给予经济支持，所以陈寅恪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

“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即使偶尔进一顿餐，也往往只点上一盘炒腰花。

一此，赵元任夫妇游经柏林大学，作为东道主的陈寅恪和俞大维请他们看歌剧。但把夫妇俩送到剧院门口时便停步准备离开，夫妇不解，陈寅恪解释：“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

后来回国后，有一天赵元任夫妇请客，他们特地为陈寅恪点了一盘炒腰花，并摆在他面前。但自始至终，陈寅恪没夹一块。夫妇俩好奇，陈寅恪腼腆地答道：“因为在外国，炒腰花是最便宜的。”原来德国人不喜欢吃猪内脏，所以腰花卖得特别便宜。

赵元任夫妇

生活虽然艰苦，但陈寅恪对于学业丝毫不敢有懈怠。

赵元任夫妇忆及当年，说，当时在德的学生们多疯玩得不得了，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而1923年毛子水到柏林后，傅斯年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此话非虚，其用功之勤，学问之深，单从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就可见一斑——笔记共达64本之多。

而且这些笔记，“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

而季羡林教授断言：“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佚失了一些。”

同为留学生的罗家伦评价道，陈寅恪“博学多能，泛滥无涯”，“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

陈寅恪对于学业丝毫不敢有懈怠，但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没有追求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是真正的“只求学问，不受学位”。

而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正如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掌门人就职演讲时所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担任导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亟待解决的事。

曹云祥担任校长后，曾想请胡适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被胡适婉拒（后由吴宓担任）。不过，胡适推荐了三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

1925年秋，曹校长敦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担任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这些人中除章太炎因跟梁启超不合而未就任外，其余人都先后应聘。

最后到校的导师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一个。

陈寅恪虽然长期游学欧美，学问精深，但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而能够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为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

这有力人物便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和陈家的旧识、素知陈寅恪的家学渊源的梁启超。据说其中还有一段梁启超与清华校长曹云祥的舌战。

曹云祥

年底，梁先生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由于梁启超的一番努力，此刻正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梁启超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了清华园。

和清华园里那些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陈寅恪通常“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这样一个“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前来送书的老板。

上课第一天，陈寅恪就送学生们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因为四大导师中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而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意指在座的学生们既然是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生，也就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溥仪的同学。

一副对联润物细无声地把学生们赞美得如坐春风，使他们在潜意识里对他敞开了心门。

接着，陈寅恪申明了他的“三不讲”讲课原则：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学生们大为惊异，但多抱有怀疑。直到陈寅恪动口开课，学生们才如坠云雾地对他的才纵古今、学贯中西而叹为观止。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纷纷对其抱以推崇之心：陈先生“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讲课“字字精金美玉”，而且“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

许多学生只有望尘莫及地感叹“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

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时人服膺其倾世之才，所以陈寅恪的课堂座无虚席，听者甚多，周边名校师生有如过江之鲫，甚至连当时的知名教授如朱自清、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也风雨无阻前来旁听，个个“慕名而来，满载而归”。

当时的哲学大家冯友兰的学问可谓不小，在清华也是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友兰毕恭毕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离开。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就连自视甚高的刘文典后来也承认，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

从此，陈寅恪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与此同时，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的说法也广泛流传开来。

看似安宁的清华园终没能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暗流的汹涌打破了它表面的平静。陈寅恪在度过两年最平静的生活后，终于被卷入了外面世界的风起云涌中。

1927年春节刚过，国学研究院内平静的学术氛围便被北伐军北上的轰隆枪炮声遣散。

1927年6月2日，“感于事变”的帝师王国维举身自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如此消息震惊海内外，一时之间，众说纷纭，纷纷揣测原因。

陈寅恪不得不撰文拨冗驱雾，廓清“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陈寅恪出人意料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并赋长篇挽词以寄哀思：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在王国维辞世二周年之际，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

从其事件中提炼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他及所有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

6月7日，梁启超因肾病加剧，不得不长期静养，随后辞去一切职务。但终究是在劫难逃，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任公之殇，山河同悲！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这年暑假陈寅恪回上海省亲，并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

婚后不到一个月，便因开学在即而匆匆回京。

因为，此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寅恪一人大厦独擎，在勉力支撑着。

静安、任公相继而殁，赵元任因课少而长期在外考察方言，李济也在外主持田野考古工作。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国学研究院举步维艰。

陈寅恪原本打算增聘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但无奈章太炎不愿屈人之后，罗振玉推辞，陈垣则自谦难以胜任。

陈寅恪只得以一己弱躯事无巨细地勉力承担着，虽殚精竭虑，却也回天乏力。

终于，1929年11月，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奏响了广陵散曲。这个走出了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诸多大家的人才摇篮至此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

1981年，年近九十的赵元任清华访旧，徘徊故径，流连故居，一时百感交集。

他以吴语长吟一阕老歌，即六十年前其亲自谱曲，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所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前尘隔海的感怀：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清华国学院停办后，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合聘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

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梦游清华园记”的命题作文外，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对子的上联仅三个字：孙行者。结果这次考试竟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

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而一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获得满分。

此联化用苏轼“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的诗句。“韩卢”为犬名，“行”与“退”为步履行进之动词，“者”与“之”为虚字。

而周祖谟联中，“胡孙”即“猢狲”，为猿猴，且合陈寅恪对佛学的研究心得，“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而且用的是当时最时髦人物胡适的名字，颇为贴切，因得满分。

而这个周祖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但当时正值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

对此，陈寅恪提出四条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其名望颇能服众。

当时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学者。

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认为，本土派太过迂腐，眼光太狭，不懂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是，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且认他乡作故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爆了抗日战争。下旬，日军发动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天津、北平相继沦陷。

当日军进入北平后，此时已85岁高龄的陈三立，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义愤绝食，于5天后溘然长逝。

临终之时，他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外传我军在马厂得胜，不知确否？”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

晚年陈三立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

从父亲的绝食抗日中，他承受的是悲壮无言的痛苦，及至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之时，他才表露了心迹：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时的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用眼过度，又因父亲的死悲恸过度，导致右眼视网膜严重剥离，几近失明。

医生诊断须立即手术，但手术后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休养，陈寅恪为了尽早离开沦陷区，不得不放弃手术，也从此放弃了复明的希望。此后，陈寅恪长期依赖左眼。

在料理完父亲丧事，守孝满“七七”后，陈寅恪携带家眷，踏上了南渡的流亡之路。

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多所高校纷纷内迁。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之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西迁云南蒙自，再迁昆明。

“我昔来时落水荒”

，陈寅恪于1938年春天到蒙自，授课数月，便于秋天随校转往昆明，“我今去时秋草长”。

此次南渡的逃亡历程，身体的劳累尚在其次，对陈寅恪身心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路上的几次丢书事件。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往的长沙，但由于交通不便且战事不断，当他赶到长沙时，这批藏书还没有到达。

而清华大学的临时校址又西迁云南，他迫不得不匆忙随去。于是，姗姗来迟的藏书只能暂存于亲戚家中，最终灰飞烟灭在了逐渐逼近长沙的战火之中。

另外，陈寅恪将女儿和心脏病突发、身体虚弱的夫人唐筼安顿在香港后，独自西渡蒙自，却在途经越南海防时遭了窃，随身携带的两箱极其珍贵的书籍落入贼手。

丢书之所以痛心，藏书多为珍籍秘本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藏书上密密麻麻地批满了他的蝇头小楷。

原来，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写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

陈寅恪读书眉批

这样的损失不仅对于他而言是损失，对于历史、后人而言更是损失。藏书的毁损，造成他日后原本可以完成的书目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没有实现，于己于人，推而广之于学术的传承，这种不可料的损失令人扼腕。

逃亡以来，手稿、藏书遗散太多，再加上旅途劳顿，又为夫人的身体忧虑，陈寅恪初到蒙自便染上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

在动荡混乱的时局里，独自一人谋生在战火连绵的他乡，心底不免生出无限凄凉的感慨——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

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依然撰述了两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39年）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年）。

陈寅恪写这两部书时多以论带史，而不只是作为一个考据学家。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如对文化种族和家族的关注等。

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不是因为他在具体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结果，而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后来，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对陈寅恪作出了如此评价：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39年，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这是该校建校700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担任教授。

陈寅恪出于多方面考虑，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但因二战时局，两次都没能成功前往，最终滞留在了香港，又耽于生计而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诚心虚席以待。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香港。社会混乱，学校停课，物资匮乏，香港俨然成了一座孤岛。

陈寅恪失去经济来源，一家又陷入了日常开销困顿的境地。唐筼只得不顾身体病弱，费尽心思为全家人找寻口粮。

由于陈寅恪当之无愧的“国宝”头衔，日本学者曾写信给军部：

不可为难陈寅恪

。军部电令香港司令，务必照顾好陈家。

因此日军十分礼遇之，并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派宪兵队送出许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拒不接受馈赠。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宪兵队一边努力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夫妇一边拼命往外拖。

“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1942年5月，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携带着简单的行李逃离了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流离暂居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后辗转燕京大学。

1945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早晨，陈寅恪突然陷入了一片漆黑——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失去了光明。他忙派人去通知学生今天无法上课，并赶往医院，但终没能妙手回春。

56岁生日那天，陈寅恪连作三首七言绝句。从这三首诗中可以想见其情绪之低沉。

其一，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其二，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其三，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

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

二战胜利后，“眼暗犹思得复明”的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邀，“强扶衰病试飞行”，去往伦敦治疗眼疾。

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眼疾的最佳时机，又曾在国内做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以致此次数月奔波、辗转英国，依然“求医未获三年艾”，甚至被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由此，心灰意冷的陈寅恪不得不辞去牛津的聘约。

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陈寅恪于10月回到了清华园，物是人非，

“隔世重来泪不收”

。

独为神州惜大儒

1948年，G党准备退踞T。在败退前，开始了

“抢运丨学人”

计划

。

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然而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仍然冒险飞临。

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胡适和陈寅恪。

——这是第一批被“抢救”的学人，而这又成了某些人研讨的题目。

到达南京后，蒋亲自登门，劝陈寅恪一同去往T。由于对“杀人盈野复盈城”的G党极度失望，陈寅恪拒绝了蒋的劝说。

一个月后，陈寅恪应岭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携全家乘“秋瑾号”客轮南下广州。

“陈寅恪的到来，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

“无端来作岭南人”，如此，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

然而行将溃退的G党政府仍不死心，于1949年6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多次尝试碰得一鼻子灰后，只有携当时的财政部长去请求陈序经协助劝说，承诺只要陈寅恪答应去香港马上就送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房。

陈序经好不容易请来这尊“国宝”，自然不肯轻易送走，他没好气地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

没能把陈寅恪请去台湾，蒋一直引为憾事，甚至在二十年后还为他流下了泪。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景色如春。但在陈寅恪眼里，只是偶尔会有大片的黑暗中影影绰绰映出一团亮晃晃的影子。

以前讲课，每至深处，陈寅恪总会长时间地闭上双眼，会以神交；然而当他双眼失明之后，就再也没见他闭上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由于眼睛不便，每次只好让助手黄萱找资料，而他则清楚地记得他要的书摆在书架的第几格第几排第几本。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著书

由于行动不便，学校便让学生到他住处听课，他住的中山大学宿舍的走廊便成了课室，墙上挂一块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讲授，学生坐在对面的椅子听讲，成为当时中山大学的“一怪”。

行动不便的陈寅恪在宿舍走廊上课

陈寅恪一向推重学术独立，认为“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早在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会议上，面对G党政府的横加干涉，陈寅恪不免气咻咻地作得“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以示袖手旁观。（虽然吴宓将此解作对蒋的嘲讽）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郭沫若和范文澜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却开出了这样的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要求，还是出于“学术独立”的追求，正如陈寅恪自己解释的那样：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这年冬天，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籛，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的劝行信，来到了广州。师生久别重逢，相见甚欢，尤其在一个孤凄盲目的垂暮之年。

但当得知了这个昔日门生的真正来由，认为他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之道时，陈寅恪蓦然站起，严肃地说道：

“你不是我的学生。”

并且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让汪籛做了记录带回去。

1954年的1月，郭沫若又提笔写了封信给陈寅恪，意同前此。甚至他提要求还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成行。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旧史学权威”，陈寅恪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遭到了冷遇。但因他的学术影响深远，先后仍有不少名流政要希冀南下之时拜访一番。

这批人中，先后有陈毅、林伯渠、郭沫若、康生、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甚至在那个被陈寅恪称之为“很可怕”的国度也有一个人蠢蠢欲动。

1949年末，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访苏。闲谈之时，斯大林竟然向毛泽东打听起了陈寅恪，称自己读过他的历史著作——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许多材料。

回国后查知陈寅恪在中大，毛泽东特意叮嘱优待之。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并非来者不拒，事实上，向来不善社交、甘于寂寞的他更情愿清静无人扰。

对于不想接见的人，不管对方来头多大，他都坚决不见。也因为这种倔，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遗憾。

1962年春，“大秀才”康生南下广州，悄然而至中山大学，向校领导请见陈寅恪。

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办公室试图劝说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终于没有成功。

康生强压不快，改见了古文字学家容庚。

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著作《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个意见的作用下，《论再生缘》成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遗憾。

推崇陈寅恪的名流政要大有其人，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与其他高级领导人不同，他更清楚陈寅恪的价值，而且是从心底里对陈寅恪散发出关切的。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是特地为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而修造的。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

“陈寅恪小道”

。

中山大学陈故居前的陈寅恪小道

而嘱咐修造这条白色小路的是陶铸，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

1956年，时任筹委会主任的陶铸亲自提议，将原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委会委员的陈寅恪，提为筹委会副主任。因为他认为陈寅恪是“岭南学界最具代表性的精英”。

1962年，陈寅恪在洗漱时突然滑倒，右腿胫骨断裂，这对于72岁的老人而言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他体质不好，不能手术，只好静养。

在陶铸的直接关怀下，广东省委特批3个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护老人的生活。

一位大学教授能得到这般照顾，在60年代的中国难有二例。

卌载都成肠断史

1954年，……陈寅恪因双目失明，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潜心居家写作皇皇85万言《柳如是别传》。

没有“言论”，所以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还是遭到了批判，教学、学术研究受到干扰，那颗被深深伤害的心，也已无法平复。（其后省略800字）

陈寅恪被深深激怒，上书中大领导，提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当时就中国一个陈寅恪，一个让2岸3地乃至全世界的东方学界都瞩目的陈寅恪。

不开课的震动显然非中大可以平息，“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度成为1958年以后中大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不少人反复劝其复课，陈寅恪的回答又是多么伤心：“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其后省略800字）

据余英时考证，陈寅恪一生的史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23—1932，重点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来考证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

第二阶段自30年代初起至1949年，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第三阶段为1949年以后，《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成为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著作。

1964年，历经十年长征的陈寅恪完成了一部后人看来如谜一般的著作——《柳如是别传》。

至此，陈寅恪的学术生涯落下了帷幕，诗意的人生也关上了大门。

（其后省略800字）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

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

5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作口头交代，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10月7日，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时年80岁。

一个月后的21日，夫人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的骨灰落葬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亲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陈寅恪当年为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之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