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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象中，中国的传统是用生辰八字来测运算命，而今，尤其是年轻一代，则更偏爱星座和占星术。

十二星座，似乎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名词，在西方占星学上，一个人出生时，各星体落在黄道上的位置，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先天性格和天赋。

但其实，星座占星之术并非现代的产物，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早已有人研究，至迟在唐宋时期，人们就已经会用十二星座（时称占五星）推算命格运程。

一代文豪苏东坡对于星座就颇有研究，他在《东坡志林》中说：

退之（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意思是说，韩愈曾说自己在出生时，月亮正在直斗中，按照韩愈所说，他和韩愈都是摩羯座，这一生和韩愈一样毁誉参半，原来是拜摩羯所赐。

苏东坡将多舛的命运归结于星座，并以此自嘲，也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星座迷了。

而在宋一朝，与东坡有同样感受的人并不少。

南宋理宗朝的牟巘曾自嘲：生磨蝎之宫，人皆怜于奇分。

差不多同时代的于石亦说自己：顾予命亦坐磨蝎，碌碌浪随二公后。

于石亦所说的二公，自然是指韩愈与苏东坡，可见当时宋人将摩羯称为磨蝎，以此来表示磨难重重，时运不济的命运。

如今，我们说起星座的起源，往往会想到古希腊神话，其实并不是。

黄道十二星座的基础，是古巴比伦人首创的天文历法系统，即太阳历，根据对古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早在公元前687年的天文学文献《犁星》中，古巴比伦人就已经提到了后世所有的十二星座。

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与古巴比伦文化交流逐渐繁盛，历法系统和天文观念也随之进入古希腊，并与本土的神话故事相融合，对黄道十二宫进行了重新演绎，逐渐形成了如今十二星座的蓝本。

被中国一众文人所吐槽的摩羯座，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原型神为牧神，叫做潘，羊头人身，掌管牧羊，因为形象不佳，屡遭众神排挤。

以此来看，与苏东坡、韩愈的命运倒颇有几分相似。

经过古希腊重新“包装”的十二星座，慢慢东进，入印度，随后入华。

目前，有文物所考，在中国最早出现十二星座的时期应是三国时期，在广西曾出土一枚东吴时期的四叶纹瑞兽对凤镜，纹饰印有一只螃蟹和一个宝瓶，螃蟹右侧还有呈斗状的六颗星，星间有连线，可能是南斗六星，暗示宝瓶和螃蟹均为星象图，或是巨蟹和水瓶两个星座。

当时海路通畅，佛教文化密集汇入，这两个星座元素的出现或许与之有关。

三百多年后的隋朝，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迅速，大批印度高僧入华，大批佛经被汉译，有一本《大方等大集月藏经》，其中完整的提到了十二星座：

是九月时，射神主当；十月时，磨羯之神主当其月......此六月时，天女之神主当其月；是七月时，秤量之神主当其月；八月时，蝎神主当其月。

可见，中国人对星座已经有了基本认识，可早推到隋时。

到了文化空前繁荣的宋代，各种文化渗透，十二星座开始影响其他宗教，特别是道教，很快为这个“舶来神”设置专属神位。在宋代道教文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中记载着“白羊宫尊神”“巨蟹宫尊神”“人马宫尊神”等以十二星座命名的道教众仙。

外来的星座文化在包容性极大的中国落地生根，这个舶来文化得到了很多爱好者的推崇，直至今天。

除了十二星座，其实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星象观，与十二星座的原理大体相同，叫做二十八星宿。

分别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和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

其中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被称为四象。

在古代，星宿被广泛用于天文观测、航海、占星等。

如今，热衷星座的人会研究星盘和命盘，而几千年前的中国，亦有与之相通的紫微命盘一说。

星盘是说十大行星的位置影响，而紫微命盘中，也有与天干地支、五行相对应的十二宫位以及十四主星。

这十四主星，有七杀、破军、廉贞、贪狼、紫微、天府、武曲、天相、太阳、巨门、天机、太阴、天梁、天同等等，各星都有各自独特而显著的特点。

如天机则是智谋的代表，破军、武曲为武力，天梁为人才。

星座中，将人出生时太阳运行的星座叫做太阳星座，紫微命盘中，也有类似概念，将星盘落入命宫的主星称为紫微主星。

人的太阳星座只有一个，可命宫却可能不止一个，甚至会有命宫无主星的情况。

相比之下，就占星来说，中国本土的紫微星盘，似乎比十二星座更为细致和全面，也更有意思。

处女座的完美主义，在中国的紫微星盘中，还有廉贞星的洁癖，和破军星的独断专行。

而另外一说，如今人人皆知的十二星座，早已经不止十二个，两千多年的岁差，使得黄道上多出一个星座，太阳在经过天蝎，进入射手之前，还要跨过蛇夫座。

所以，按照天文学概念，严谨的来说，11月29日到12月17日间出生的人，不是射手，而是蛇夫。

而七月份的尾巴，也不再是狮子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