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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4 02:52:19 5阅读 0评论

同日寇死战却不敢面对妻子的玻璃丈夫：抗战空军英雄的爱情与婚姻

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1934年，夜，一位身姿窈窕的年轻女郎站在杭州火车站的月台上，女郎只露出一张侧脸，却是高额隆准，眉如远山、面如朗月，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正遥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

从她的眼中，你能看到她无限的留恋这里，那是因为这里有她的孩子、丈夫，有她的家。但是今天，她却不得不要离开这里，离开她心爱的人，离开她的骨肉，离开她曾经以为会生活一辈子的小屋。这个异国他乡的女郎正是抗战空军最著名的英雄高志航的妻子——嘉利亚。在火车即将起航的最后一声汽笛声中，嘉利亚带着无限的深情和眷恋，踏入了车厢，她永远地离开了高志航，离开了中国——这个她的爱情之地。

高志航与嘉利亚的相识，还是在高志航在东北空军任职期间，他在一次到黑龙江执行任务时，无意中结识了嘉利亚。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高志航和嘉利亚均会法语，因此两人交流毫无障碍，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高志航与嘉利亚婚后彼此感情很好，但根据《陆海空军军人婚姻规定》和《陆海空军及外交人员与外籍妇女结婚限制办法》等相关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他面临着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的选择。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起初表面上同意离婚，但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为了不让高志航为难，嘉利亚最终选择了离婚。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只是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高志航离婚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结识了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作为校花的叶蓉然女士端庄、美丽、大方，高志航很快便忘记了嘉利亚，陷入了与叶蓉然女士的热恋中。

曾任台湾空军总司令的赖名汤，此时在空军驱逐机第一队担任队员，而队长正是高志航，他曾回忆道：“他（指高志航）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叶蓉然女士。1935年，高志航与叶蓉然在杭州聚兴园举行婚礼，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但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两人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从来只闻新人笑，哪里识得旧人哭。

而另一位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刘粹刚，在爱情与婚姻上也与他的老师高志航有着相似之处。刘粹刚与高志航同为东北人，他与后来的妻子许希麟认识时，还只是一名航校的飞行学员。1933年的一个假日，刘粹刚在杭州车站候车返校时，突然在月台上发现了一个气质脱俗的女孩，随后的几次休假中，他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度遇见了那个女孩。

刘粹刚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认定她就是今后要陪伴他一生的人，于是想尽办法打听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原来这个让刘粹刚魂牵梦绕的女孩名叫许希麟，自幼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由于其排行长女，父母对她期望甚高，从小弟妹就不称呼“大姐”，而是唤她“大阿哥”。许希麟也像男孩子一样争气，年仅18岁的她已是临平小学的校长。

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身边的追求者自然众多。而刘粹刚并无过人之处，许希麟最初根本没有正眼看他，对刘粹刚给她写的情书也从来没有回复过。

刘粹刚并不气馁，接连写了一百多封情书，还常常使用老师高志航教给他的飞行员追女孩子的独门秘籍——时常在飞行练习时飞到许希麟任教的小学上空，用以吸引那个美丽身影的注意。最终，在刘粹刚的坚持追求下，许希麟那颗坚冰一样的心终于被他火热般的感情所融化。

许希麟的父亲在见过刘粹刚后，曾说：“粹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我和他几次谈话，觉得他对事情观察敏锐又有见地，人诚恳，对你又一往情深，只是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一个空军飞行员…”许希麟听后，只是笑了笑，从酒杯中沾了点酒，在桌面上坚定地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正当刘粹刚和许希麟筹备婚礼之际，空军高层发布了一条命令，要求飞行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

而此时的刘粹刚只有23岁，但为了爱情，刘粹刚仍然决定即便坐监狱也要和许希麟结婚。刘粹刚钢铁般的成婚意志，逼得高志航大队长也只好避走上海（队员违背命令，队长也须连带受处分）。所幸，此事并无任何高层追究。

高志航与刘粹刚遇到的结婚禁令并不相同，高志航遇到的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的禁令，其实并不光包含空军，而是涵盖了三军的所有军官，而刘粹刚遇到的飞行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的规定则是空军内部规定。

但是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的规定在空军内部其实并未严格执行，这是因为一来民国时期户籍人员信息管理无法做到规范完善，也没有相应有效的查验机制，不少飞行员其实在学飞前就已经成婚；二来全面抗战很快就爆发，在一切事务均以“抗战第一”的口号下，这种无关紧要的禁令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但抗战爆发后，仍然有很多飞行员不愿过早的结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怀有“国难未除何以为家”的报国精神，二是因为他们作为飞行员，都深深地了解空军作战的危险程度，不愿连累自己的家庭，让爱人悲伤欲绝。

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陈怀民就因为怕婚姻家庭影响自己作战，而婉拒了母亲让他尽早觅一女友先订婚的要求。

他这样回答母亲说：“我正在作战，如有爱人，定要减少勇气，此事仍需暂缓。”

空军名宿罗英德将军回忆，他与同学郑少愚、乐以琴和沈崇诲4人曾约定“30岁前，莫谈恋爱，事业无一点基础，决不成家。”这4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只是除了罗英德外，其余3人均未成婚便已殉国。

这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郑少愚。郑少愚时任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第四大队大队长、空军驱逐总队总队附，兼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身受国民党高层器重。他明面是国民党党员，其实却是中共地下党员，直接接受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

为了抗战事业和党的需要，他毅然将结婚年龄推迟到了30岁。1941年底，经著名空军记者、励志社干事刘毅夫、白希仲夫妇介绍，郑少愚与年轻美丽、端正大方的吴亚伦女士在成都举行了订婚仪式，并约定1942年5月举行正式婚礼，郑少愚的入党介绍人，兼单线联系人胡春蒲也应邀与众多空军同仁一起参加了订婚仪式。

吴亚伦女士，陕西西安人，闺出名门，时年仅18岁，其父留学德国学习炮兵工程，曾任金陵（南京）要塞上校指挥官，并辅导过蒋经国学习德文和德国军事历史。其兄也在空军任职，为空军官校医务科科长兼衡阳空军总站医务课课长。

郑少愚的官方登记出生年月为1914年，但经他出生地四川达州渠县党史办多方考证，他的真实出生年月为1911年。也就是说当1942年郑少愚举行正式婚礼时，他已年满30周岁。1942年4月，郑少愚随第四大队前往印度卡拉奇，接收美制P-43A-1“共和”战机。

1942年4月22日，郑少愚驾驶一架P-43A-1战机，从印度回国途经泽波尔上空时，飞机发动机故障，漏油起火坠地，郑少愚不幸殉国，而此时距他举行正式婚礼的时间仅剩不足一个月。郑少愚殉国时，其机舱后部还装有其特意为新娘准备的白色婚纱和其他结婚用品。

郑少愚殉国后，由于其此前一直没有交往过女友，当时家里的父母怕他找不到女朋友，为了给他传宗接代，还曾特意从兄弟的子女中过继了一子一女给他。

郑少愚牺牲后，刘毅夫夫妇深感愧对吴亚伦，为了不耽误她的婚姻，深思熟虑后，他们快刀斩乱麻，仅一个月后便介绍时任空军芷江总站站长罗中扬与其认识。

罗中扬曾历任空军第4队队员、空军军士学校飞行教官、温江总站总站附、第5路司令部第2科科长，也是一位空军中层军官，但早已不再飞行，进了“保险库”，也就大大降低了战争中牺牲的可能性。

经历了郑少愚空中殉国的事件后，罗中扬工作的安全性也就成为了刘毅夫夫妇为吴亚伦招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罗中扬便求婚成功，不到半月时间，1942年5月12日，两人便在重庆冠生园举行了订婚仪式。

我不知此时吴亚伦小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1942年5月，也正是她与郑少愚所预定举行正式婚礼的时间。只是时间未变，但已物是人非。

1942年12月4日，罗中扬与吴亚伦在芷江总站群力堂举行正式婚礼。

飞行员们虽然是那个时代的天子骄子，但是他们的工作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在飞行中有可能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决定飞行员的生死，但飞行员仍然是女孩子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在纪录影片《冲天》中，曾任美军陆航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准尉飞行员的陈炳靖坦言道：“很多女孩子不懂得飞行员的危险，她们只看到飞行员身体好、学历高，不晓得他随时会死的。”

但总有些家庭是知道飞行员工作的危险性，空军官校10期驱逐组毕业的乔无遏，23岁那年认识了18岁的汤心德，两人此后成为了男女朋友。

每当乔无遏击落一架日机时便会给在重庆美丰银行任职的汤心德发去一封电报，两人书信不断，感情很快便升温。

但是汤心德的母亲却认为不可以结婚。

因为飞行员去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汤心德也认为等抗战结束以后再说结婚的事。

所幸，虽然遭遇多次危机，甚至出现乔无遏的战机被击落后跳伞到日占区的情况，但他仍迎来了最终的抗战胜利。

1945年，两人在南京正式结为夫妻。

虽然法律上明确了空军飞行员不得与外籍人士结婚，但却对与少数民族结婚没有限制。然而，据传蒋介石曾有手令称：飞行员不能、不准与边疆女子结婚。（这里的边疆特指新疆）。

然而，少数空军飞行员仍然迎娶了新疆少数民族的小姐，这在伊宁教导总队中尤为明显。1939年8月，空军在新疆伊宁成立了教导总队，用以培训空军官校和士校的飞行学员掌握俄制战机的飞行技巧。当时的伊宁风气非常开放，尤其是那些白俄和混血姑娘（当时的新疆共有14个民族，这些白俄人和混血儿被内地称其为“归化族”），她们像追星一样的追逐着初到伊宁的空军飞行员们。

时任空军士校三期学员的郭烽明曾回忆到伊宁教导总队前，驱逐队长雍沛曾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调到一个很好的北方去，那里伙食可以吃的好，天气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儿也爱僚起克（俄语：飞行员）。”

飞行员初入新疆时，因为当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亲苏，教导总队曾特意告诫飞行员们要注意言行，与当地居民来往，要特别注意安全。

但随着1942年盛世才全面倒向中央政府，飞行员们的行动也就一步一步地放开，因此不少飞行员不顾蒋介石的禁令与当地的小姐相识约会，包括教导总队教官余平想在内的多名空军人士均迎娶了维吾尔族的小姐为妻。

但也有人因这个禁令而结束了一段边疆情缘。1943年3月，空军官校10期驱逐科毕业的霍树文奉调伊宁教导总队担任空军士校1至3期的第一中队飞行教官。在离开伊宁前3个月，经其他教官的女友介绍，认识了中俄混血的小学教师李春仙（俄名：拉雅），因蒋介石的禁令，两人最终分手。

但这位李小姐仍对其念念不忘，分手后，霍树文还曾接到过15封李春仙给他的信，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外部慌乱，夜间传来枪声，伊犁发生了暴动。”此后再未联系到这位李小姐。

很多人认为空军飞行员一个个都是“天之骄子”，那么他们的另一半也应该都是名门闺秀。这话也对，也不对。

名门闺秀嫁给空军飞行员的确实不少，比如王牌飞行员臧锡兰的妻子罗筱云女士，她的父亲是首批留美学生，麻省理工学院造船专业博士，曾任航委会参事。前文提及的刘粹刚和的夫人许希麟、罗中扬的夫人吴亚伦等都是名门闺秀。

但很多飞行员的妻子仍然是出生普通家庭，比如空军官校10期轰炸科毕业的罗家俊，驻防成都时认识了刚高中毕业、年仅19岁的杨静华女士。

当时罗家俊已满29岁，两人1944年在成都结婚，杨静华婚后成为了一名幼稚园的老师。

同为空军官校10期轰炸科毕业的张熙伦，在航校毕业前经长辈介绍与同村的邢淑英订婚。邢淑英从小就读当地教会学校，父亲在当地担任教职，两家人离的很近，是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

当1940年3月，张熙伦航校毕业的消息传回已沦陷的山东老家，他的母亲决定将已订婚的准媳妇邢淑英送到成都与他完婚。

当时要到成都去，邢淑英需要由沦陷区穿越作战区，才能到达大后方，一路上的艰难险困，绝非言语能够诉说。

邢淑英从小由父亲教会骑马，因此他的大哥为其准备了马匹，与她同行一段路后，大哥说只能送到这里，接着由母亲接着送她。为防日军欺侮，邢淑英女扮男装，沿途母女俩装成祖孙，又送了一程。

之后的路就全靠她自己，走完陆路，又沿着长江走水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在成都见到了张熙伦。1941年8月17日，两人在同学与战友的祝福下，完成了简单又隆重的婚礼。

很少有人知道，飞行员的太太们其实很多都是从事医务工作的护士。

飞行工作是最危险的，飞行员受伤后在医院接受护士的悉心照顾，一来二去大家熟悉了，慢慢也就产生感情了，所以很多飞行员的结婚对象都是曾照顾过自己的护士。

时任第四大队22中队分队长的龚业悌，在1940年9月13日璧山空战中身负重伤，被送往空军医院救治。

在时任护士长聂夔君的悉心照料下，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最终在1941年喜结连理。

空军官校10期驱逐科毕业的陆干，抗战时期一直未交往女朋友。

直到1945年底经同学的妹妹介绍，认识了在北平铁路医院担任护士的张菊友，两人与次年3月30日在北平结婚。

前文提及的霍树文，在与伊宁女友李春仙分手后，回到内地，最终选择了沈剑华女士。

沈剑华就读于国立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系，抗战胜利后与霍树文在杭州中国饭店成婚，婚后任职于上海虹口海军第六医院。

空军官校12期驱逐科毕业的张聚阳，在毕业后被派往美国接受美式飞行训练。他在赴美受训时途经香港，因在街上见义勇为抓小偷，手指受伤，到一所教会医院治伤，认识了护士长葉绍祥。虽然张聚阳仅过境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但却给葉绍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手时张聚阳留下了驻地的地址，便前往美国受训了。

日军占领香港后，葉绍祥不得不回到广州老家。他的父亲在清明节扫墓时，因为没有给日本军人敬礼，被日军挥了一记耳光，非常气愤。

此时，父亲见时局紧张，力劝当时23岁的葉绍祥结婚嫁人。姐姐问她心中是否已经有了对象，她这才说出认识一位28岁的飞行员，父亲于是叫她与张聚阳联系，她写信到张聚阳留下的成都地址，信到达时，正好张聚阳在美国受训完毕，刚从印度接收飞机飞回成都。于是葉绍祥千里赴成都与张聚阳相见，最终在烽火中结为连理。

飞行员的工作是最危险的，因此这些飞行员的太太们都比喻自己的丈夫是

“玻璃丈夫”

，随时会破碎。丈夫的每一次飞行，都会让妻子无尽的牵挂。

空军英雄王殿弼的夫人马必惠女士曾回忆，

当时，每一场空战过后，正在聊天或串门的太太们，只要远远看到有大卡车往眷舍的方向开来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走回自己的家，关起门来，静静地坐在那里。

不久，大卡车停下，院子内响起节奏短促的军靴声，步步扣人心弦，然后就是一连串骇人惊魂的叩门声，砰！砰！砰！凡是被造访的房间，就代表先生已经受伤、失踪或阵亡。眷属应门后，来访的政工人员一声不响，也不肯透露任何讯息，只是迅速地帮忙收拾行李，然后带着眷属乘车而去。这些眷属要嘛迁回娘家，或者是搬到空军所安排的地方。马必惠有两次听到脚步声停下，但又不确定是在自己的门口还是隔壁，那种瞬间降临的焦虑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隔天大家见面又一如往昔，对于已迁走的邻居，也不会有再多的讨论。生活照旧过着，只是不知道何时这种令人心碎的经历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大多数迁走的眷属，从此就失去了音讯。

曾任抗战空军空运队大队长，在空军中大名鼎鼎的衣复恩曾回忆：“每次有飞机失事，空军太太都跑来机场等消息。这些年轻的太太们大多新婚不久，日日夜夜担惊受怕；飞机凌空绝尘，太太们的肾上腺指数也急剧爬升，一直要到机轮着陆，舒张压和收缩压才能安定下来。”

“最可怕的是类似俄罗斯轮盘赌博式的等待。两机出任务，一机生还，那种在基地等待答案揭晓的煎熬，瑛华（衣复恩的太太）就尝过这种苦头。非身历其境者，很难体会个中滋味。”

“举一例而言，1944年6月11日，汪正中少尉和美国籍的唐纳德.基菲（Donald Keefe）分队长，分别驾机飞赴长沙投弹，听说一机中弹坠毁。由于汪正中初出茅庐，而唐纳德为老资格飞行员，大家都替汪正中捏了一把冷汗，所有队员和家属都在基地等消息。最后，远看飞机降落，滑到停机线，推开玻璃窗，眼尖的人大叫一声：是中国人！几家欢喜几家愁，那种滋味，你一生永远忘不了，也不会愿意尝试。”

曾任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三中队飞行员的张义声多年后曾回忆道：“那些先期回国作战的留美同学，几乎个个都讨了老婆。驻扎桂林二塘机场和四川梁山机场时，看着他们的老婆每天仰望天际线，希望与绝望交织，我心里难受啊。

返航时间一到，女人们就聚集在停机坪旁边，望眼欲穿，一架、两架、三架……数啊数。

如果返航机数少了，有飞机没回来，那些美丽的女人表情就像是头上悬着一把大刀，只等着最后砍下来，让旁边看的人心里面一阵阵疼得仿佛钝刀子在割。听着家属宿舍里时不时传出呼天抢地的号哭，我害怕，不敢处对象。我怕害得人家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啊！”

“我有一个同学更惨，在成都空战中殉国，老婆已有身孕。那个儿子生下来连父亲的模样都没见过，二十多年后，仍然被作为国民党的孝子贤孙遭到批斗。”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不结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2中队的竺培风，驻扎梁山机场时与我相识，跟我同岁，还不是抗战胜利后才结婚。”

竺培风的母亲蒋瑞连是蒋介石的亲姐姐，他从小就和蒋纬国一起生活、学习。留学英国获得剑桥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返国后考入空军官校16期，赴美学习归国后进入第一大队2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抗战结束后，改飞运输机，1945年底与杨森将军的三女儿结为夫妻，1948年1月12日，因飞机故障，在郑州附近殉职。

相比竺培风，张义声是幸运的。抗战胜利后，他转入航校任教。1946年春节，他荣归故里，与同乡的首富刘哲群家的女公子刘素心订婚。此时的张义声已年满29岁，而刘素心也已28岁，两人都是标标准准的剩男剩女。

刘素心小时候在家里读私塾，后来她的父亲发现世道变了，私塾出来的孩子，没学历、没文凭，连中学都进不去。于是十一二岁的刘素心才走进学堂，从小学一年级读起。

1939年，22岁的她考入被誉为“东亚第一”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由于父亲不愿意她从事牙医职业，一年后她转入经济系。由于日机的轰炸，此后刘素心又休学一年，直到抗战胜利时才大学毕业。

此后，她进入后来的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财务科工作，因为这个关系，1952年，张义声也到了医院门诊部当了一名收费员，1977年退休，2015年在成都“归队”。

张义声说：“比起别人来，我幸运多了。川医这个地方，水深得很。大家都忙于抓那些藏得深、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我这种浮在水面上的小小毛毛虫，又一贯夹着尾巴做人，就放过了，没受太多苦。”

张义声是幸运的，与妻子一起白头到老。而和他一起的那些飞行员，有些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陪伴在妻儿身边了。很多的飞行员阵亡后，因为他们的妻子大多年轻，条件也很好，不少人不久就重新嫁人了。虽然是重新嫁人，但仍有部分选择了再次嫁给飞行员，而这些飞行员很多都是自己丈夫的同学和战友。

王牌飞行员刘粹刚殉国时，他的夫人许希麟年仅23岁，他们还未生育小孩。许希麟曾吞36枚铜板企图自杀殉情，所幸被抢救回来。

直到30岁那年，才在时任空军第五路司令王叔铭以及刘粹刚生前好友的簇拥下，与广西空军出身的唐健如先生共结连理。

空军官校11期驱逐科毕业的薛凤翥，1943年5月27日驾驶P-40E战机在执行炸射任务时不幸被日高射炮击中殉国，留下了遗孀马琴仙和遗腹子薛昆明。

1945年，马琴仙改嫁给薛凤翥的同学，空军官校11期轰炸科毕业的冯步海，薛昆明也改名为冯以张。

多年后，冯以张回忆其母亲当时见前夫未归时的心情：“当时我生父是第四大队22中队飞行员，飞机摔下去的地方是日本占领区，当时报失踪，四大队的太太们哄我妈妈说游击队已经去营救了，过一阵子会回来；半年后才正式发丧，公布死亡。”

而马琴仙再婚后仍需面对相同的情境，每当冯步海飞行出任务时，她都带着小孩在战情室听飞行报告，等到电话回报说冯步海的飞机降落了，她才回家。飞机还没落地，她不敢回家。冯以张说：“因为她受过一次创痛，不希望再发生相同的事；那时有一种说法，飞得越好，牺牲越早，因为飞得好，你的长官队长有重要任务的时候一定挑你，我的生父就是个例子。”

“我母亲居住在成都机场旁边的眷村时，眷村太太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早上8点钟”会听到飞机起飞的隆隆声，等到快中午的时候，如果是编队回来，那就没事，如果听到的是零零散散回来，一架飞机的声音回来了，隔了一阵子再一架飞机回来，那就惨了，一定有飞机回不来了，被打下来了。”这种对于飞机起降声音的敏感度，是每位飞行员眷属都有的痛苦经验。正如一位飞行员的妻子在记录片《冲天》中哭述：

“作为飞行员的眷属，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人受的！”

并不是每一位阵亡飞行员的妻子都会改嫁，有些独守一生，还有些则选择了自杀殉情，追随自己的丈夫、爱人而去。

1937年10月15日，空军第七大队12队少尉飞行员恽逸安驾机执行轰炸任务，返航时，飞机不幸撞山坠毁，23岁的恽逸安不幸遇难。

恽逸安的未婚妻是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唐三才，两人原定抗战胜利时成婚，恽逸安牺牲后，唐三才悲痛欲绝，最终立誓终身不嫁。

1939年2月5日，第八大队10队队长刘福洪率4架美制V-11战机轰炸山西运城机场，途中1架因故障坠毁在甘肃甘谷，另3架顺利完成任务。可惜在返航途中由于V-11战机的发动机超温爆炸，刘福洪及其机组成员不幸殉难。他新婚仅一个月的妻子陈影凡服毒殉情，被抢救活转后，又于2月16日以手枪自杀殉情，年仅20岁。

60年后，周润发和吴倩莲在朱家鼎导演的“铁达时”手表广告中，再一次演绎了刘福洪与陈影凡的爱情故事。

1941年8月11日，日军20架零战、9架一式陆攻袭击成都。我无名大队仅有的4架伊—153和第四大队2架伊—153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无畏惧地起飞迎敌。混战中，我无名大队3机和四大队1机被击落，4人殉国，其中就包括无名大队29中队分队长黄荣发中尉。

黄荣发在学习飞行前曾有两个愿望，一是进入大学深造，第二是觅得一个可为终身伴侣的女友。为此他准备到香港求学，但到了广州后，他听人说上海的学校多，可能找到女友的机会比香港还多，于是他便进入了复旦大学附中学习，毕业后又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

随着中日局势的日趋紧张，黄荣发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两个愿望，选择了弃笔从戎，考入航校8期驱逐科，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此后，他一直战斗在对日第一线，直到在一次休假期间爬峨眉山散心时，遇到了杨全芳小姐，情投意合的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黄荣发的女友杨全芳就读华西协和大学经济系，听闻噩耗后，于16日在无名大队飞行员宿舍用找到的一把手枪自尽殉情。

杨全芳自尽殉情后，航委会为纪念黄荣发与杨全芳的忠贞节烈，特准将两人于1942年3月29日，合葬于成都北郊空军烈士墓。

1941年《中国的空军》杂志曾连续三期刊登黄荣发的英雄事迹以及他和女友的感人爱情，甚至当黄荣发牺牲5年之后，《中国的空军》杂志还在其1946年第89期上以《阴影》为标题，再次撰文宣传了两人的忠贞节烈。

在这次空战中，第四大队21中队的欧阳鼎中尉也不幸殉国，他的未婚妻刚从贵阳护理专科学院毕业，专程赶到成都，准备在下月与欧阳鼎举行婚礼。

闻此噩耗，痛不欲生，幸好官校9期的同学全力加以劝慰照顾，并将她安置到成都四圣祠医院工作，这才避免了杨全芳的悲剧再现。

1940年2月，一个星月无光的夜晚。上海中山路徐家汇火车站旁的一片荒地上，一位身穿金红色羊毛内衣，外披一件马皮大衣的美丽女子，正面无惧色的对她身后的刽子手说：“帮帮忙，打得准一些，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三声枪响后，两中头部一中胸脯，她应声倒地，在这寒冷之夜香消玉殒。60多年后，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而她的名字也让亿万国人所熟知，她就是为刺杀大汉奸丁默邨而不幸被捕牺牲的郑苹如。

郑苹如的事迹很多朋友都已知晓，笔者在此就不累述，但郑苹如的真实身份却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迷。

直到2015年台湾“军情局”内部刊物《情报典型人物》中，才首次证实了郑苹如中统情报员的身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以《一个女间谍》为题撰文哀悼郑苹如“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飞行学校，抗战爆发后，他返回中国考入空军官校第11期驱逐科，毕业后又多次参战。1944年1月19日，郑海澄因飞机故障，不幸殉国。郑苹如的父亲，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抗战期间坚决支持儿女抗日，拒绝了日伪的拉拢诱惑，最终于1943年因病去世。

郑苹如母亲虽然是一名日本人，但她也坚决支持儿女们抗日，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向高等法院起诉丁默邨，最终让这个大汉奸伏法。

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

少为人知的是，郑苹如的未婚夫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他就是毕业于中央航校二期的王汉勋。

王汉勋在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九大队26队队长、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第十一大队大队长、驱逐总队附总队长、空运队队长等职，曾参加包括1939年11月4日，击毙日海航“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大佐等多次重要战斗。是一名能驾驶各型飞机的多面手。

郑苹如与王汉勋结识于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的一次聚会上，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郑苹如亲昵地称王汉勋为“大熊”。

两人还互赠照片，并在照片后签名：“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最最亲爱的汉勋——你的苹如”。

1939年两人曾计划到香港结婚，但由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最终决定抗战胜利之时再结婚。

郑苹如牺牲时，王汉勋并不知晓。

直到两年后的1941年，郑苹如的妹妹才告知王汉勋，郑苹如“病故”的消息。不知真相的王汉勋在得到这一噩耗后，痛心地说：“我不要她死，宁可她别恋，也希望她好好活着。”两年后，王汉勋与一名姚姓女子结婚。

1944年8月7日，王汉勋驾机向固守衡阳的守军投送补给品，因天气骤变，他所驾运输机在芷江附近撞山失事，不幸殉国。

如果说郑苹如和王汉勋的爱情故事少有人知的话，那么张大飞与齐邦媛的爱情故事就是人尽皆知。

张大飞在众多的空军英雄和烈士中并不引人注目，因为空军中有太多的英雄、奥运明星、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女，和他们在一起的张大飞，更像是一名路人甲，但是架不住他有一位作家女友，《巨流河》这本书让成千上万的国人知道了张大飞这个名字。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驾驶的P-40战机被日机击中，不幸殉国。他倒在了黎明前的那一刻，永远的离开了他深爱的齐邦媛，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对，齐邦媛并不是他的妻子，张大飞的妻子是一位与他同年的中学老师朱鸿影女士。

张大飞因为43年的那次受伤，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空军飞行员作战的危险程度，也意识到了他无法保证能带给齐邦媛想要的幸福生活；也正因为这次受伤，让从桂林特意赶来照顾他的朱鸿影真正地感动到了张大飞，最后的结局是张大飞与朱鸿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与齐邦媛断绝了通信联系。

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我无法评判张大飞的所作所为，正如我无法评判上文中吴亚伦的所作所为一样，因为我们没有身在那个时代，更无法感受到当事人的切身体会。

但是齐邦媛知道自己在张大飞心中的位置，明白张大飞至死都深爱着自己，而正是因为爱不起，张大飞才选择了放手，所以她并不计较张大飞已婚并育有一女这个事实，所以在《巨流河》中，记述张大飞的文字远超她日后的丈夫罗裕昌。

正如张大飞在给齐邦媛哥哥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飞行员的生命是最不保险的，但他们的战斗又是最绚烂，最激动人心的。

他们爱情更是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经典故事。

许许多多的童话，结尾都是，历尽磨难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很多飞行员的婚姻却是，公主与王子的甜蜜生活才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

当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公主再次凝望时，发现她的王子仍然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英俊潇洒。

主要参考资料：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空军忠烈录》（第一辑上册），作者：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抗战飞行日记》，作者：龚业悌。

《刘粹刚传》，作者：许希麟、刘文孝。

《中国之翼》（第四辑），作者：刘文孝。

《长空虎贲——百岁老人张义声的抗日战争》，作者：向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