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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四篇多从知行合一方面反复论述，前期我们已经有章节进行讲述了，这里就不在此展开讲了。本章节从其中的一小节来谈谈良知在面对具体事物的表现。

阳明先生为什么能够精通儒学却又能带兵打仗，战无不胜。看透人心却又是圣人之学，只因他有一颗通透的良知。事物展现出来的景象，阳明先生能看破，而现实中很多人执着于表象，不能从内心出发，最后纠结存在，始终走不出那个圈。

所谓的致良知，一定是要遵从内心的良知，所谓善意的谎言，外表虽是谎言，但出发确实善意的初衷。传习录中举了五个例子：1、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2、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3、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4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5、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

我通过我自己的理解给大家讲述这五个小故事，希望大家能够从中理解致良知的真谛。

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

古代认为不孝的事情有很多种，没有尽到做后辈的责任是其中 最大的一种，舜娶两个老婆都没有告诉其父母，是没有尽到做儿子应该尽到的责任。但是另外一种大的人伦是无后，而舜的父母不是好人，经常坑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书籍中记载他的父亲都次想杀死舜。为了能够传宗接代，舜娶老婆都没有告诉父母。

所以，良知是从传宗接代出发的，那么舜没问题，如果是从无视父母存在，那么舜就是极为不孝顺了。

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

周武王的父亲文王死了，按照以前的规律要先安葬父亲，并按照礼制进行守孝三年（也许以前没有那么长），可是讨伐商朝正在打的如火如荼，守孝结束，估计就丧失了最佳的进攻时机了。周武王为了天下黎民苍生，没有先按照礼制守孝，而是直接去伐纣，最终成功。

所以，良知是从拯救黎民出发，不是为了其他，如果单从其不为父亲守孝，那么周武王就是极不孝顺的了。

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

曾子和他儿子曾元都是大孝子。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每餐都一定有酒有肉。吃完饭撤除的时候，曾子一定问曾皙，剩下的给谁。曾皙如果问有没有剩余的，曾子一定回答说：有。

曾皙死后，曾元奉养曾子，每餐也一定有酒有肉。吃完饭撤除的时候，就不问剩下的给谁了。曾子如果问还有剩余的吗，曾元便说：没有了。为什么说没有了，意思是唯恐下顿没有吃的了，剩下的饭菜预备以后给他父亲曾子吃。

所以，这个和刚才理解的稍微不同，出发点都是孝顺，但是曾子能尊重父亲，并听从父亲，境界上胜出了。

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

春秋时期，曾参因为种瓜误点被父亲毒打一顿，挨打后不省人事，醒来后还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孔子听说后，非常气愤，甚至不认他这个弟子。孔子说当年舜对待父亲的责罚从来都是轻打就忍受重打就逃跑，不失去对父亲的孝心，曾参则陷父亲于不义的深渊。

所以，如果被打死了，父亲就要承受别人的责骂甚至刑罚，小棒承受是孝顺，大棒跑了也是孝顺，初心啊，良知啊！

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

清朝人士史大成为人至孝，有一次母亲染病，可是无论吃服什么药都无效，而史大成于焦虑之中，割股肉作为药物为母治疗疾病，这件事情在当地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当时的官府更是为此专门将这件事情上报朝廷，后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状元。

所以，我认为阳明先生这里是想表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不能轻易损伤，可是为了救父母，割肉似乎能够被理解，良知啊，良知！

这一章节，阳明先生一直想表达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 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 遇事才不出差错。中国另一门学问，周易，也可以称之为玄学，玄而又玄，用之为心而已！

【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 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 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 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些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来信写道：“大的方面的道，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笨妇也能懂得。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微处，必须等学过之后才能明白。如今要在温 清定省上说孝，谁人不知？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 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 遇事才不出差错。 ”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这种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后世的学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却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过：“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笨妇与圣人一般。但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笨妇则不然。这正是二者的区别。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岂能瞒得了圣人？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仅去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之天理，这与后世所谓的学问大相径庭。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就是把难以理解的作为学问的弊端。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犹如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不可测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制定，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良知能够“致”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毫厘之差所导致的千里之谬，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研究，又在什么地方用功呢？这如同不用规矩却要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我只会看到他破绽百出，劳而无功的结果。你讲在温 清定省上说孝，谁都知晓，但真能致其知的人太少了。若说大略地知晓温 清定省的礼仪，便说能致良知，那么，只要是知道君主应该仁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属应尽忠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忠的知，那么，天下谁人不是致知的人？由此可知，致知必须显现在行上，而不行就不是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人。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更清楚了吗？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舜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讨商，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如果舜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肯尽力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反而去空谈一些反常的事，一口咬死这些才是处理事情的根据，以求遇事没有闪失，如此就离题万里了。其它几点，都可依此而类推。因此，古人有关致知的学问，从中就会完全明白了。

周易的易有三个意思，变化，不变化，不容易，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来自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个章节，就结束了，下一个章节继续和大家讨论，致良知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遵从内心，看破表象，在于你拥有一颗澄明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