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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学法理体系简介

《在民大听讲座 道学与术数学研究前沿》

提要：

最近几年，随着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 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若精神。” 其中“伏羲画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就是命理学的源头。

一、命理 “文化断层”

当代两岸命理界有“老五篇”之说， 即认为所谓 “子平法”的代表著作，就是《三命通会》、《渊海子平》、《滴天髓》、《穷通宝鉴》、《子平真诠》等五本著作。1949年之后，命理学在大陆处于“休止” 状态将近 40 年。20 个世纪90年代初，易学在大陆复苏。1994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术数全书》，第一版印刷就达八千册之多，在大陆易学界影响很大。其中，有大陆易学学者孙正治 (1957 出生）先生点校的《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两本古籍。他在这两本书的“序”中，一方面否定明代的《渊海子平》、《三命通会》， 称之为“杂而不精”，“不足以作为一种成熟的学说传世”； 另一方面，竭力推崇《子平真诠》、《滴天髓》为“堪称中华命理学的大成之作”，他还引用了民国命理学家方重审先生对这两本书的评述：《滴天髓》和《子平真诠》在诸多命理古籍中“最为完备精审”，“后之言命学者，千言万语，不能越其范围，如江河日月，不可废者”。 而且还进一步推崇说：《滴天髓》“正本清源”，“使命理学重归大道，并更加成熟”；说《子平真诠》是学习命理学“循序渐进的课本”，“后学者研究命学原理，得此二书，不致误入歧途”云云。在这种说法下，“老五篇”实际缩水为“老三篇”或“老两篇”。

当时大陆的命理学爱好者混沌初开，一无所知，嗷嗷待哺。可以想见，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引导下，爱好者自然把“用神”、“格局”、“旺衰”三大技法，认为是“子平学”法理真缔。 在业界，“用神”、“格局”、“旺衰”，至今仍是论命的主流，甚至出现了单独的“格局派”、“旺衰派”、“用神派”，自以为挟一技就能平天下……命理学完整、丰富的“法理体系”，被“阉割"、“窄化”得惨不忍睹。 台湾的状况也十分类似。梁湘润老师发现1949年后，台湾书商“由上海采购之命书，约以《渊海子平》、《神峰通考》、《栏江网》、《滴天髓》、《三命通会》、《子平真诠》等为主”，造成人们误以为“老五篇”就是“子平法”的全部，而《子平真诠》更是会使人“误以为子平法全部规则，只是论格局之缩版”。 命理学于是陷入瓶颈“始终在身强身弱，格用、财官……等框架中徘徊不定”， 而造成这种残缺状况的，“是后天人为之所致”， 作者称之为“后子平法”或“简化命理”。 为提高论断的准确性，丰富论断的内容，不少业者在运用“后子平法”的同时，或加入星命、斗数， 或加入奇门、六壬，进而发展到加入占卜、面相手相、姓名学、星座性格、水晶开运、风水改运、制解、 吉祥物品……多种预测术“大杂炫”，命理学失去了本来面貌。

命理界一代宗师梁湘润老师认为， 当代所谓“子平法”（实际只能算“后子平法”)， 大抵是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以后的 “禄命法”。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命理界所“传承”的，只是近 500年来的文化；如果按沈孝瞻的《子平真诠》年代（乾隆己未年，公元1739 年)计，现代命理界传承的只是不足 300年的文化。因为万育吾《三命通会》介绍的“子平法”，与后来沈孝瞻《子平真诠》、任铁樵 《滴天髓》改造后的“后子平法”，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后子平法”是“误取断代命学”所导致。现代业界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终日忙于为人断命、占卜、看风水赚钱，追求“快来钱”，“来快钱”，方法当然越简单越好， 现代甚至有人称之为“大道至简”。如对命盘的架构， 有人认为连四柱都不用了，三柱就可以论命；台湾甚至还出现“八字真学一柱论命法”，宣称“以日干支一柱为主轴”就能论“人一生命运的穷凶祸福”! 为了抢占市场，博得眼球，各恃一技，或自说自话

“发明创造”，或自诩为“祖传”、“正宗”、“真宗”或“新派”、“新论”……，中国命理文化危机重重。表 1：命理体系（古籍）支撑比较

表 1 命理体系（古籍）支撑比较

通过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命理学的“文化断层”始于明清时期，主要以清初陈素庵的《命理约言》为标志，该书有学术探讨的成分，也有“妄自尊大”的成分；民国时期“文化断层”，被扩大，有“民国三大家”之称的韦千里先生重新出版了《命理约言》，韦先生虽然有传承先哲的成分，但希望“快速出名”而“标新立异”的成分也很明显，产生谬误的成分，尤其是简单否定前人经过长期研究的五柱至九柱的命盘架构，将命盘简化为四柱，对后学影响不容忽视。

二、正本清源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简化命理”（后子平法）对命理文化造成的危害，将直接影响到这门中华绝学的传承和发展。 2016 年9月7日，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了—“中国都市亚文化研讨会”，以命理文化为中心”国际命理文化研讨会，邀请了 14 位对中国命理文化学术有深入研究，并在相关领域中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与会并研讨。主办方邀请了国际上有影响的、对中国命理学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的德国专家朗宓谢教授与会。 作者有幸受到邀请， 并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命理学法理体系初探”。论文着重指出，当前命理业界在命局架构（四柱）问题上， 忽略“胎元”、“命宫” 两柱，以及“ 拱、夹、暗、带”，造成了命盘出现“结构性”问题。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命理学要向健康、癌症、死亡等这些专题研究发展，必须将胎元、命宫纳入命盘一起考虑，否则看不清楚或无从入手。2018年4月15日由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二级社团，国际易学联合会，易学与现代数理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本人有幸被推举担任该会执行会长。成立大会达成的共识是：恢复历史原貌，正本清源，是当代命理界面临的首要课题。今天晚上，应中央民族大学邀请， 本人作“命理学法理体系—历史断层和正本清源”的学术报告，首次用案例对恢复命盘七柱论命架构后的命局、大运、流年分析作了演示。

梁湘润老师认为八字之起例（即四柱）是属于基础组合，至于命宫胎元，则是月时动态五行，批八字，不批流年，可以不用命宫，批八字，亦批流年，则须要用命宫。也就是说，一般批命，四柱也可以了。但如果深入到大运流年的层面，必须加入胎元、 命宫身宫。 胎、 命、身是从月柱和时柱延伸出来的重要架构。因此，强调四柱是命盘架构的“标准模型”，是“大道至简”，认为运用七柱论命是“死执旧法”，等等的一些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以太极拳为例，正宗的太极拳是88式， 但后来国家为了推广太极拳，推出了24式。因此，24 式也是太极拳，但叫 “简化太极拳”。 同理，四柱命盘，是命理学，但属“简化命理”，我称之为“后子平法”。因为从徐子平到万育吾，都是讲胎命的。民国大家袁树珊先生对“四柱”的架构说过四个字：“最便初学。”

近年来一批古籍问世，发现从命理学最早的著作《硌碌子三命消息赋》起，历经唐代的《李虚中命书》，宋代的《五行精纪》， 明代的《三命通会》、《命理正宗》等等这些里程碑性质的经典古籍，都有胎元、命宫的介绍。到了近代，民国大家袁树珊、林庚白、徐乐吾等都是讲胎元或命宫的。民国大家之一的韦千里先生，年轻时出版了清初陈素庵的《命理约言》，他开始是反对用胎元命宫的， 但到了晚年， 韦千里先生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他 79 岁时（1980年）出版了《命理正宗》，这本古籍的第一句话，就是“安身命宫”。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命理学兴起，命盘架构只知道是四柱，不知道有胎命一说。 甚至把四柱说成是“标准模型”。 至今未能走出这个模式。还有些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研究者，推崇《命理约言》为精读本、教科书，居然认定，胎命到了近代早就被扬弃了，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

四柱和七柱，并不是简单的“架构”问题，实际是千年以来无数前辈先贤所研究的成果被曲解、被否定了，命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历史文化断层。就实务而言，直接影响到了命理学预测的准确性，尤其是重疾癌症，突发性凶灾。 而现代人最关心的，恰恰就是健康，会不会生癌，会不会有意外凶灾。最近本人在撰写《胎命（七柱论命）的原理和实务》一书，这本书的所有案例，基本都是涉及癌症死亡的大事，这些案例充分说明， 胎命身宫受到严重刑冲，是导致癌症、突发死亡的重要指标之一。表2：命理体系（系统）比较

表2：命理体系（系统）比较

如表2所示， 由于篇幅限制， 只能是一个粗浅的表述， 肯定有不足之处。通过对上述表式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命理学的明显 “短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命盘架构；二是大运、流年（流月）；三是纳音体系运用。

“中国命理学文化断层研究”计划首先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胎命（七柱论命）的原理和实务》是该研究首先完成的第一本书。

梁湘润老师认为，“真正对命理有研究之人，今日之禄命范围，吾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初中生而已。再接连数代之后贤努力，也未必能办得到，将一切法则容纳于一个大系统之中。故此，吾人只有尽力去研究先贤之成果而已，其余一切，都是妄论。故此，人须知己，庶几是治学之道。命理之为人视之为“学”，或者视之为“术”，也只以此为区分耳”。 他指出命理学面临着“正本清源”的重大课题，在越来越多的古籍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古法得到研究的情况下，命理学的法理体系，有必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疏理，进行“重新组合”，“重塑原始”， “恢复古制真相”。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诀法今论》的“后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依作者个人之预测，禄命法大约在今后四十年左右，始能有新的‘万育吾’（《三命通会》作者）、‘沈孝瞻’（《子平真诠》作者）应世。” 他寄希望于年轻人，寄希望于现在 30岁左右的禄命文化研究者中，出现有能力、有担当的“后贤”，以完成这项“重新组合”的伟业，开创出中国传统命理文化的崭新周期。

三、文化自信

2019年11月应德国钮伦堡大学国际人文学院，著名汉学家朗宓谢教授的邀请， 去那里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介绍了命理学“文化断层”， 及我们所进行胎命研究成果。得到朗宓谢教授和美国、瑞士、俄罗斯、捷克、波兰等外国访问学者的肯定。

他们研究的总课题，就是中国命理学，当前的分课题是命运、自由、预测及规避应对策略。认为命运是客观存在，但不是一成不变，存在着一定的变化空间（自由），而关键是对吉凶，能够提前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预测，从而在有条件的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制定规避的办法。

在“预测”方面，他们十分认可中国的命理学，认为中国命理学研究， 历史文化悠久，形成了一整套经过验证的法理体系，而推理的逻辑性是规范、严谨的，有着相当的可信度和参考意义。德国政府为这项研究十年间投入2100万欧元。可能是因为“语境”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关系，他们到现在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层面，在预测的实务研究方面的水准相当有限，因此才会有这次邀请。德国学者希望与中国的研究者合作。

现在不少年轻人对西方的“星座文化”很有兴趣，津津乐道。其实 “星命学”是西方一门十分复杂艰深的预测学问，而“星座”文化，只不过是“星命学”的极度“简化版”，但从十二星座就能判断出人的一些性格倾向，简单易学，一看就懂，普及性很强。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中国命理文化的巨大魅力，是你很难想象的。我与研究星命学的同道有过交流，西方星命学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与中国命理学比较，虽然各有所长，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差距。实际上，中国命理学早就学习并吸收了西方星命学的某些长处或精华部分，如命宫、身宫的运用，如某些神煞， 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体系。

普及命理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让人们从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的神秘符号中，能够简单快捷、生动有趣地解读人生，值得研究。 其中实际是缺少了一个“转换”的环节，即类似“星座，我们要做出命理学的“简化版”。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多少年来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期待出现有志气的年轻人来填补这个空白。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熊月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他研究了一批近代历史名人，如曾国藩、郭嵩焘、冯桂芬、李文田、严复、吴宓、陈寅恪、沈有鼎等，他们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同时，却都有着深厚的命理信仰或命理兴趣的现象，都会占卜算命。他认为在这些人身上，“所谓的迷信与科学，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在同步发展”。熊教授指出，“未知领域永远大于已知领域。已知领域越大越奇妙，未知领域就更大更奇妙。任何科学领域都是可以思议领域，未知领域均为不可思议领域”。 他认为“命理世界是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命理信仰是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成为一代名士或大师，一定只是极少数人；而掌握一些命理文化知识， 成为一个有生活智慧的人并不是奢望。

我相信，中国命理学必定能够被很多中国年轻人所喜闻乐见，未来命理学也必定会走出国门，展示中国文化的非凡魅力，助推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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