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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济南日报-爱济南

(原标题:一场跨越八千五百年的文明对话!《人民文学》推出徐锦庚作品《龙山寻根》)

编者按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石。《人民文学》2021年09期刊发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创作的散文《龙山寻根》。文章分为七部分,以深入的考证、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展现了龙山文化的人文特色和厚重历史,集趣味性、故事性、知识性于一体。正如作者所言,“龙山寻根,寻的是文化自信。龙山系列遗址的发掘,唤醒尘封的人类记忆,实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龙山如一部文明教科书,波澜壮阔,绵绵不绝,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让我们一起品读历史、品味文化,找到文明起源,厘清历史脉络,坚定文化自信,开创美好未来。

现刊登全文

以飨读者

龙山寻根

——徐锦庚

来山东十三年,走动最勤的,是章丘。

东出济南城,车行不远,南仰群山迤逦,脉连岱岳,倚鲁中山地;北望一马平川,腹衔黄河,接鲁北平原,“盖青济之喉襟,登泰莱之要冲”,山水相连,河湖交织,万木葱茏,景色如画。这就是章丘。

最初去章丘,是仰慕李清照。她外表纤细柔弱,骨子里却仗剑行侠,一边低吟浅唱,“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边对酒当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婉约而不柔靡,倜傥而具逸思,独创“易安体”,流芳百世。

到章丘才知道,这里自古多名士。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尽言天事”,创立“五德终始说” 和“大九州说”。唐朝名相房玄龄,辅助李世民,“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成就“贞观之治”。宋朝李格非,苏轼之门生,李清照之父,亦是文学名流,诗文俱工致。元代张斯立、张友谅叔侄,一门两代宰相;刘敏中、张养浩、张起岩,不仅官位显赫,且各领文学风骚。明代戏曲家李开先,“嘉靖八才子”之一,留下传奇戏曲《宝剑记》。清代辑佚大家马国翰,一生辑书千卷,泽被后世;刑部郎中李慎修,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史称“白脸包公”。近代商业资本家孟洛川,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制利,创建“瑞蚨祥”,“祥”字号遍布全国。这些英才俊彦,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去章丘次数愈多,敬仰之情愈重:其历史,一如身旁奔涌黄河,源远流长;其人文,仿佛脚下黄褐土地,底蕴厚重。

这回,我奔龙山而来。我来龙山寻根。

沿102省道往东,横穿毗邻两河。西河叫巨野,东河谓武原。两河自南往北,蜿蜒而下,宛如巨龙交颈,汇为一流。相传,刘邦打天下时,韩信率兵出征,路过此处,欲出奇兵,不从庄内穿过,在两河交汇处架起石桥,挥军直扑临淄,大败齐军。后人为纪念韩信,称此桥为“韩信桥”。后来,因筑杜张水库,水位上升,石桥被淹。

古时,海岱往返中原时,两河是要道,为“济左走廊”锁钥,兵家必争。东汉时,耿弇讨张步之战,就爆发在此。《水经注》载:“耿弇之讨张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营也。与费邑战,斩邑于此。”

张步,琅邪人,聚众数千,自封武威大将军,占据齐地,后受命刘永,自封定汉公。建武五年(公元二十九年),武帝派建威大将军耿弇讨伐。张步派费邑守东平陵,遣费邑守巨里。耿弇攻下巨里,直取东平陵,在城外大战费邑,将其斩落马下。

两河之间,夹一大庄,这便是龙山。别看龙山不显山、不露水,却身世显赫:北行四公里,是焦家遗址;东行两百米,是城子崖遗址;向东北三公里,是东平陵城遗址;往西五百米,是西河遗址。此四处,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外人若对遗址陌生,用一句通俗话就足以明了:从距今八千五百年到公元三百一十年,龙山一直是济南乃至山东的中心,能清晰呈现中华文明的进程。

一天,茂密森林中,忽然响起呐喊声。一群彪形大汉,身子佝偻,长发豹眼,裸膀跣足,持棒举石,奋力追逐猎物。猎物张皇失措,东奔西突,无处藏身,蹿出深山。猎人紧追不舍,转过山口,眼前豁然开朗:天高云淡,地平坡缓,河湖交错,土肥草丰。猎人煞是喜欢,放弃追逐,折身返回。几天后,猎人领头,迁徙队伍扶老携幼,走出大山,滨河而居,伐木筑巢,生火炊食,掘壕放水护城。

这幅场景,发生在距今八千五百年前。自那以后,龙山炊烟不息,历时一千五百年。这段历史,留下西河遗址,史称“西河文化”。

山东史前文化大致走过五步:西河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中,西河文化和龙山文化首先在龙山发现并命名。

出龙山庄,往东北行,须臾间,前面横亘个土坝,高三四米,宽约三十米,灌木丛生。坝上立一巨碑,上书“平陵古城”。此时,朔风凛冽,密云低垂,残阳若隐若现,仿佛一钩冷月,悬在碑顶上。领路的龙山街道黑陶办主任颜世洪说,这土坝就是古城墙遗址,少则一千岁,多则两千五百岁,可以并行六辆马车。我蹑手蹑脚,不敢落重步,生怕惊扰沉睡的遗址。

站在城墙上,放眼望去,一溜绿坝从脚下往南延伸,折向东,转向北,再转向西,然后折返,回到脚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形成方形状。环绕在内的,便是当年城址,面积四平方公里,曾经宫殿巍峨、作坊林立,如今已夷为耕地,正种着油菜苗,近看株株柔弱,远观一片葱绿,恰应了“草色遥看近却无”。

据考证,东平陵的作坊,有制陶铺,有冶铁坊。冶铁始于战国,盛于两汉。战国初期,使用铁质农具,带动矿石采掘,产生铸锻业。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冶铁中心,铁匠名扬天下,制作的宝剑,距今两千年前就是名产,皇帝用于赏赐公卿重臣。而欧洲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用炒钢法冶炼熟铁。有鉴于铁的重要地位,汉武帝下令,在全国设铁官四十九处。山东有十四处,其中一处,就在东平陵。

最初知道龙山,缘于东平陵。因为,它是济南之父。

春秋时,谭国在城子崖筑平陵城,齐国灭谭后,平陵城归齐,为平陵邑。战国秦汉之际,在现址筑新城,亦曰平陵城,为区别老城,故在新城前加“东”字(另一种说法是:汉绍帝时,因咸阳设置平陵县,故此改称东平陵)。秦统一全国后,在此置平陵县。秦亡汉兴,实行郡、国并行制度。西汉初年(公元前二○四年),设济南郡,郡治就在东平陵,“济南”之名由此而来。济南郡设有工官、铁官,是汉代著名的手工业城市。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公元前一百八十七年,齐王刘肥因惧怕吕后,为求自保,将济南郡献给吕后。吕后封吕台为吕王,将其从陕西调到济南,在此建立吕国,王都设在东平陵城。吕后死后,济南郡复归齐国。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汉文帝设济南国,封刘邦之孙刘辟光为济南王,东平陵城成为济南国王都。至东汉末年,有刘邦后裔十三人相继为济南王。王莽代汉自立后,将故乡东平陵更名为乐安。

随着政权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元二十六年,汉光武帝改称济南国;东汉末年,曹操在此任济南国相;三国时期,曹魏置济南郡;公元二百六十五年,晋武帝改置济南国。每次更迭,均以东平陵为治所。西晋永嘉年间,郡治迁往历城(今济南),东平陵县废。后魏时,复置平陵县,属济南郡,北齐时又废。唐武德二年再置,属谭州,贞观初谭州废,属齐州。唐贞观十七年,改名全节县。唐元和十年,并入历城县。至此,东平陵经历三置三废,终于完成历史使命。

不过,别看东平陵“辈分”高,在城子崖面前,它还是个晚辈。如果东平陵是济南之父,城子崖则是济南之祖。

龙山庄东侧,矗立一座土堡式建筑,造型拙朴,貌似原始土城,上书“龙山文化博物馆”。数百米外,就是城子崖遗址。

参观罢博物馆,馆长张宗国领着我来到遗址发掘现场。遗址发掘后,绝大部分已重新覆土,只有最初发现处被罩在一间大屋里,防止风吹雨淋。

驻足在遗址前,目光穿越百年,隐约看到一个年轻的背影。他叫吴金鼎,一介书生。正是他的惊鸿一瞥,造就城子崖辉煌。

胶济铁路有个平陵站,就在龙山村。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车站里走出俩年轻人。其中一位,天庭饱满,目光深邃,鼻梁高挺,嘴唇宽厚。他就是吴金鼎,安丘人,一九○一年生,正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研,假期约了同学,考察东平陵城遗址。

在龙山村,他找了向导,跨过武原河。河畔有一隆起台地,高约四五米,状如城垣,村民呼之“城子崖”。台地中央有条古驿道,是昔日往返登州、莱州、青州的必经之地,也是内地通沿海要道,为齐鲁之天然分界。两侧土崖壁立,高约丈余,崖上黄土颓败,枯草飘零。

行至崖口,三人停下歇脚。不经意间,吴金鼎偶一回头,蓦然发现,在阳光投射下,两壁断崖的横截面呈现出一条清晰地层带,延续数米长。他急忙掉头,奔到台地前。

土层中隐约露出大片灰土,夹杂着陶片、石块、贝壳、兽骨,还有堆积很厚的红土,火烧遗迹明显,疑似陶窑遗址。

吴金鼎在灰土层寻找,轻易抠出两枚骨锥。骨锥颜色斑驳,工艺粗糙。他凝神屏息反复端详,突然双手颤抖,呼吸急促,孩童般狂呼起来:“天哪,这是一条古文化地层带!”

目的地是东平陵城,吴金鼎不便久留,心里却割舍不下。次年七月底,他二赴城子崖,又发现一处火烧红土层遗迹,还掘出一枚完整的石斧。随后,八月至十月他三次专程到城子崖,发现大量石器、骨器。特别让他兴奋的是,从遗迹深处,掘出一种油光漆黑的陶片,十分罕见。他取名“油光黑陶片”,认定“或系龙山文化之特点”,兴奋得夜不能寐,“于床上矢言: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将在鱼脊骨中上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后来,这种黑陶片成为龙山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如今被称作磨光黑陶片。

在长达两年间,吴金鼎六赴龙山,栉风沐雨,在荒郊野外徘徊踯躅,与陶片、石器、骨器深情对视,最终得出结论:城子崖遗址及孙家庄南崖之灰土层,是龙山文化之最古层。

在城子崖,看到一个骑驴人的背影。

一九三○年初春,寒风凛冽。城子崖荒草萋萋,稀疏的小树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荒坡上,一头小毛驴摇头摆尾,背上铺着棉毯,驮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袄,手提缰绳,走走停停,左顾右盼,脖子伸得长长的。他的脸上写满喜悦、期许和欣慰。他叫李济,吴金鼎导师。

李济何许人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及考古学博士,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供职国立中央研究院,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所长是傅斯年。此次,他奉傅斯年之命,来查核城子崖遗址。

实地勘察后,李济喜形于色:这是为数不多的史前文化遗址!他向傅斯年力荐:发掘城子崖!

李济胸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股闷气源于一个至理邪说:中国文化由西而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在城子崖发掘新闻发布会上,李济说了这样一番话: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夏、商、周三个朝代奠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都可解决。“这个时期的晚期,虽已文字大备,然而经了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得很。所以我们要求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此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

接着,李济说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很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差不多又复活起来。……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陶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

可见,发掘城子崖,旨在探索中国文化来源,求证中华文明起源。

在城子崖,看到一群模糊的背影:太昊,少昊,蚩尤……

他们是东夷族群的先祖,也是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史前的中国,中原居民属华夏族,山东居民属东夷族。太昊生活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淮阳曾是“太昊之墟”,其后人多北迁至山东。少昊和蚩尤生活在龙山文化早期,少昊部落及其后人,遍布山东的汶、泗、沂、沭、潍、淄流域。蚩尤的九黎部落,起于“少昊之墟”曲阜一带。

后来,蚩尤向西北发展,与华夏族相遇。华夏族有两支力量,此时正东进,炎帝在南,黄帝在北。蚩尤先遇炎帝,将其击败。炎帝遂联合黄帝。在冀南的涿鹿,黄帝三战蚩尤,“而后夺其志”,蚩尤战败被杀。黄帝尊其为“兵主”(即战争之神),挺进东夷族大本营曲阜,建“天子位”。

城子崖古城始建于龙山文化时期,其起始年代有多个版本,最新说法是,经碳十四测年法测定,最早为距今四千三百年。此后,延续到岳石文化,即距今三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相当于夏代。

遗址发掘先后三次,前两次由傅斯年负责。第一次是李济主持,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到次年八月。第二次是梁思永主持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到三十一日。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刊行,李济在序中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一部分文化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次是时隔六十年后,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历时四年。这次发掘,有一个重大发现:一九三〇年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墙”系误判,实际是岳石文化城墙。其依据是,两者的夯土结构迥然有别:龙山文化城墙是堆筑,夯筑技术比较原始;岳石文化城墙是版筑,工艺相当先进。尽管如此,一九三〇年发掘的,是发现的第一处岳石文化城墙,表明即使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子崖也举足轻重。

岳石文化城墙上,外侧的版筑痕迹明显,两层之间还铺着草木灰。墙体上方,布满密密的圆形孔。张宗国说,这是集束棍夯留下的夯窝。所谓集束棍夯,即五六根棍子绑在一起做夯具。

掘开的城子崖,宛如一幅路线图,悉数展示历史更替。

城子崖的文化堆积层,厚约三米,最深处可达七点六五米,分三个层次,代表三个历史阶段。最下层是龙山文化,中间层是岳石文化,最上层是周文化。

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是城子崖最有价值所在,东夷部族的先民居住于此。蹊跷的是,在夏代末或商代初期,城里的居民全部离开城子崖,原因不明。从商代至西周前期,约七百余年,城子崖成为废墟。直至西周后期,约公元前九百七十六年至前九百二十二年间,周穆王封懿公于谭,城子崖才重新辉煌,形成谭文化,属于周文化层。

以前有种说法,谭国始于商代。第三次考古发掘时,因发掘面积较小,只发现零星商代遗迹。董作宾先生考证,谭国国都在城子崖,从发掘情况看,商代时还不是其国都。

不过,论城市辈分,城子崖还不是最高的。若它是祖父辈,“焦家遗址”则是曾祖辈,早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就建成原始国家雏形,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典型代表。 而“西河遗址”,更是太祖辈。

龙山时期,粟、黍、稻、小麦已齐备,可能还有豆科、葫芦科、莲子和蔬菜。先民相中“狗尾草”,选育驯化,培育成粟米,历数千年栽培,世代朝贡,至今仍广泛种植,即龙山小米。先民还以粟米为原料,酿出中国第一杯“米酒”,传承至今。

当时的主要家畜,有猪、狗、牛、羊,家禽主要是鸡。猪的个体占一半多,其次是狗,牛和羊较少。这种比例,表明其饲养方式是家庭化,而非专业化集中饲养。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

最让人惊叹的,是城子崖的黑陶。龙山文化博物馆内,三百多件展品中,八成是陶器。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有距今八千年的“釜”“囤”,充满着最早定居生活的原始气息;有距今四千三百年的蛋壳陶,内外透黑,表面光泽,胎薄仅零点二毫米,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壳、硬如瓷”美誉。即使在今天,也是巅峰陶器。四千三百年前,能制作如此精致的陶器,该是怎样的精巧之手!

城子崖先人青睐黑色,与中国五行文化吻合。“五行”指木(生长)、火(破灭)、土 (融合)、金(敛聚)、水(浸润)。这是中国古代的物质观、系统观,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构成。“五行”广泛用于中医、堪舆、命理、相术和占卜等,凡是道、医、兵、儒、史、杂、历算等诸家,都须精通。五行代表不同颜色,其中,木为绿(青、翠)色,火为红(紫)色,土为黄 (咖啡、茶、褐)色,金为白(金、银)色,水为黑 (蓝、灰)色。

我在城子崖流连忘返,脑海里,一座古城活色生香。

古城近方形,建城时,先从正西部开始,墙基宽十米左右。东、南、西三面城墙规整,北面向外凸出,城墙拐角呈弧形,东西宽四百五十五米,南北最长五百四十米,面积二十点二六万平方米,是仰韶文化姜寨聚落的六倍,比后冈遗址多九万平方米。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或风雨侵蚀,或战争摧残,城墙难免破损,每过若干年,就会修葺一次。有时是小修小补,有时是大规模修葺,后修的城墙叠压在老城墙上,愈发巍峨。

筑城修墙工程浩大,既是苦力活又是技术活,需要庞大的队伍,城子崖的人自然都动员起来,周围聚落可能也参与了。需要严密管理者,调集劳动大军,组织工程项目,遇到调皮捣蛋不服管的,还要实施惩戒。成员矛盾调解、日常生产生活,也都需要管理者。至于成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需要有专门的军队,更离不开强有力的管理。这一切,已非氏族社会所能胜任,须有全新的社会机制。这种新机制,就是国家的构成。

城中央有一汪水塘,约一万平方米。房屋环水而落,毗邻而建,人口居住密集。据考古推测,姜寨聚落人口有五百人,后冈遗址至少有三千人。如果属实,城子崖肯定更多。学者推测,龙山时代在三千至五千人,谭国时则更多。人口相对集中,正是原始城市的一大要素。

城内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少数是家庭手工业者、巫医。宗教也开始了,卜骨成为工具。伴随文字的出现,知识分子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统治集团,凌驾于社会之上。

水井是城子崖的亮点。虽然东西皆河,但城内普遍用井,仅西墙北端内侧,就有数口。有的井口长方圆角,长边一点五米,深近七米,挖得很规整,井口相当大,可容二三人同时提水。这说明,井已走过一段历程,得到普遍使用。文献记载“伯益作井”,城子崖的井,显然比伯益时代早。

井的发明和普及,是一项伟大创造。城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和饲养家畜,因水井而便利,获得更多自由,从而吸引人口集中,促进城市繁荣。可以说,城子崖有如此规模, 井,功不可没。

城子崖的居民,文明素质一定不低。特别是制陶匠人,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艺术素养高,无疑是人中翘楚。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程序严密。经他们之手的鬲、甗、鬶、瓮,虽然多用于日常生活,却制作规整,工艺精美,形态多样,气势宏伟,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具,是同类器的上乘之作。

可以判断,城子崖是某一方国的中心,古国具有“都、邑、聚”三级结构。城子崖是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周围,党家乡、黄桑院、宁埠乡、马彭东南、马鞍庄、季官庄、牛官庄和小坡等遗址,面积三至六万平方米,相当于古国的乡邑,应有古国的二级管理机构。其他三十余处聚落遗址,小则数千平方米,大则一二万平方米,则是古国的村落,应有古国的基层组织。这些村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血缘亲族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城子崖的居民代代相传,直至夏代终结,经八百余年沉寂后,因谭国而复兴。谭国有四邻:东为齐国,南为鲁国,西为卫国,西南为遂国,北隔清河(今黄河)为燕国。

谭国的毁灭,毁在国君的傲慢无礼。有一年,齐国内乱,公子小白逃亡到谭国,请求避难。谭国国君为求自保,不仅拒绝,还不以礼相待。后来,小白争位成功,即齐桓公。恭贺齐桓公继位,应是冰释前嫌的良机,谭国却装聋作哑,不理不睬,连句客气话也没捎去。齐桓公震怒,找了个理由,起兵讨伐,于公元前六百八十四年灭谭。谭国国君落荒而逃,流亡到莒国。

据史书记载,齐桓公施仁政,对谭国围而不歼,谭国灭亡后,城子崖城还存在多年。在发掘出的陶罐上,就刻有“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龟”。战国时,城子崖被废弃,从此深埋于尘埃,落寞无声,直至遇到吴金鼎,终于重见天日。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石。

龙山寻根,寻的是文化自信。龙山系列遗址的发掘,唤醒尘封的人类记忆,实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龙山如一部文明教科书,波澜壮阔,绵绵不绝,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也是民族的灵魂,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数不胜数,这是我们的文化底气。“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自信,才能自觉,才能坚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追根溯源,揭示文明起源,厘清历史脉络,能赋予文明张力,增强鉴证之力。它既为了解过去,也为笃定现在,更为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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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People's Literature)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国家一级文学期刊,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作家的摇篮”。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文学期刊。

徐锦庚,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现任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台儿庄涅槃》《大器晚成》《涧溪春晓》等。《涧溪春晓》入选中宣部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作品。(来源:《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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