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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其原型是原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同志。因当年越狱成功，韩老有幸存活下来。
长达14年的狱中生活，尽管损坏了他的健康，但这位老前辈在古稀之年仍争分夺秒地将狱中的情况回忆、记录下来，并托“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同志转交给全国政协。
作者现结合韩老当年回忆“小萝卜头”的事迹，参阅大量文史资料并加以综合整理，在此将“小萝卜头”在狱中鲜为人知的绝密档案向广大读者解密。
“小萝卜头”
提起“小萝卜头”，我们后辈无不怀着敬慕的心情，但是，不少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小萝卜头”这个称呼的真正来历。
“小萝卜头”的名字叫宋振中，父亲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母亲叫徐林侠。父母给他起过一个奶名，叫“森森”，可是却很少用过，经常呼唤他的还是那亲切的称呼——“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是狱友们给孩子取的绰号，最早是谁起的，现已无法考证，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这么叫着，而这形象化的称呼，使人们不能不想到“中美合作所”这个惨无人道的人间魔窟。
宋振中因受着残酷的虐待、长期的折磨和极端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形成大大的脑袋，细长的脖子，配上一副骨瘦如柴的小小身躯，活像一个萝卜头。正是这个特殊的外形，成了“小萝卜头”这个绰号的起因。
当年，如果不是宋振中，换上另外一些幼小的孩子，他们或许也会变成“小萝卜头”的。狱友们呼唤着“小萝卜头”，既包含着对孩子的疼爱、同情和期望，也包含着对敌人的憎恨与愤慨！
宋绮云
“小萝卜头”的父亲、共产党员宋绮云，是《西北文化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
宋绮云以报刊为阵地，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报端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古城，进步人士纷纷被捕，宋绮云被迫将家室转至西安西南郊外的浦阳村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去晋东南西北军旧部第4集团军任政治教官。
1941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探得宋绮云的下落，以“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的名义发去一份电报，佯称妻子病情加重，诓骗他迅速返回家中。
宋绮云不知其中有诈，于1941年夏天请假回到家中，不幸被特务秘密逮捕。为了诱降宋绮云，敌人施展了各种伎俩，均遭到严正拒绝。
徐林侠
这时，“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在西安到处打听宋绮云的下落一直没有结果，特务们又企图通过徐林侠迫使宋绮云投降。于是，特务们通知徐林侠，指出宋绮云关押的地点，骗她前去探望。
徐林侠满以为见到丈夫之后很快就可以回家，临行时她叮嘱振平、振苏、振西、振华、振镛、振亚6个子女在家等候。
此时，宋振中刚生下七八个月，正在吃奶，“呀呀”学语，逗人喜爱，母亲实在放心不下，于是抱着孩子一块前去探望。
不料，母子被骗竟落入魔窟，他们刚一走进牢房就被特务们关押起来。从此，徐林侠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中，而“小萝卜头”和妈妈也就开始了他们漫长而非人的魔窟生活。
徐林侠和“小萝卜头”被监禁之后，不仅没有使宋绮云屈从顺服，相反，在妻子的激励和支持下，宋绮云的意志更加坚决。特务们欲将他们立即杀害，但因蒋介石有令，宋绮云夫妇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
韩子栋
1941年底，宋氏夫妇及刚满周岁的“小萝卜头”由西安转到重庆，和韩子栋等同志一起被关进了“白公馆”。这时，韩子栋才从他们口中得知其被捕的经过。
目睹着这个可爱而仅仅一岁的孩子将要同大人们一样备受摧残和折磨，同志们悲痛万分！
狱中逾数日，世上越千年。在“白公馆”这个吞噬人命的地狱里，“小萝卜头”这个纤弱的生命要一天天地维持下去，那是何等的艰难！
徐林侠一方面挂念着狱外无依无靠的几个孩子，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将“小萝卜头”拉扯长大，可以说是霜雪交加。
为了养活孩子，徐林侠要去做苦工，而一岁多的“小萝卜头”就得跟随着妈妈去拣石头块。
这时的监狱，阴暗而潮湿，囚禁的“犯人”拥挤不堪，每天晚上，“小萝卜头”只能睡在妈妈的身上。
孩子要撒尿，只好撒在妈妈的身上或铺在妈妈身上的尿布里，而这些尿布，经常是妈妈将它围在自己的身上或捂在自己的肩上，用微弱的体温暖干的……
饥饿的狱中生活使妈妈早已断奶，“小萝卜头”的唯一食物就是狱中的霉米烂菜，哪怕这种最劣等的食物，妈妈也要省下自己的那一份用以维持孩子弱小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之“渣滓洞”监狱
1943年，重庆已变成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出于安全的考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决定对“中美合作所”的关押人员进行整顿。
戴笠下令，残废的和没有“价值”的“犯人”统统枪毙，而重要的“犯人”则全部转移到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监狱；国民党内部的违纪犯集中到“渣滓洞”监狱；“白公馆”也改成了“中美合作所”，即美国人寻欢作乐的招待所。
就这样，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黄显声、宋绮云、徐林侠和还不到3周岁的“小萝卜头”统统被押解到贵州省息烽县的“阳朗坝”监狱。
这期间，纤弱的“小萝卜头”才开始学会走路和说话，因而还显得不是很懂事。
有时，闻到看守们吃东西的香味，他馋得口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向妈妈闹着要吃东西。
有时，“小萝卜头”听到监狱外面的孩子们的嬉戏声，闹着要妈妈给他打开牢房门，让他出去玩一玩。
电影中的“小萝卜头”
年幼的“小萝卜头”哪里知道，这都是不允许的啊！他哭闹着，有时还要咬一下妈妈的手，妈妈怎能责怪孩子，她不作声，痛苦的泪水洒在孩子的面颊上……
徐林侠用血、汗和眼泪浇灌着“小萝卜头”长大。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充斥着潮湿得发霉的气味，加之那可怜的一点点霉米烂菜还要省下喂给孩子吃，这使徐林侠全身浮肿，十指弯曲，面目苍白。
妈妈的生命力在衰竭着，她走路都像踩在棉花上面一样。然而，为了同敌人斗争，为了“小萝卜头”的健康成长，徐林侠仍然和其他同志一样，顽强地活下去。
罗世文
一次，狱中地下党临时支部书记罗世文同志不幸感染了瘰疠病，从脖子上一直蔓延到腋窝里，而且病情迅速发展，严重威胁着他的生命。
宋绮云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终于想起过去给穷人看病时曾用过的治疗药方。于是，宋绮云发动狱中难友将毛衣、毛裤等生活用品廉价拍卖，为罗世文同志抓来草药。
尽管有了草药，但是需要熬制成膏药贴在患处才能起到效用，而熬制膏药需要用火，又要用锤子敲碎药物。
火和锤子在监狱里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恰巧，一位来请宋绮云算命的女看守告诉他说，“小萝卜头”头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又哭又闹，日夜不宁。
宋绮云听说孩子有病，十分难过和着急，但他突然想到可以趁此机会为罗世文同志熬制膏药时心中暗暗生喜，他以“要走红运应多积阴德”为由，争取女看守为难友们做点好事。
母亲徐林侠和“小萝卜头”住的地方
宋绮云让女看守告诉徐林侠，将“小萝卜头”头上的疖子尖抠掉，再用冷水洗干净，因为俗语说“疖子取了头，立即大如牛”。
如果孩子头上的疖子厉害了，才能借给孩子熬制药膏的机会为罗世文同志熬药，徐林侠为了搭救罗世文同志忍痛照办。
第二天，“小萝卜头”头上的疖子肿得又高又大，十分吓人，又因不慎，孩子又中了水毒，浑身发起高烧，嗓子都哭哑了。
母亲打着寒噤，哭着给女看守看，要求救救孩子的命。女看守见状不知如何是好，急忙告知宋绮云，宋绮云向她讨情帮忙，女看守冒着受处分的危险，亲自监视着宋绮云熬制膏药。
其实在熬药的过程中，宋绮云也偷偷地为罗世文同志熬了膏药。膏药熬成后，经过秘密治疗，罗世文同志的病逐渐好转，“小萝卜头”也终于得救。
电影中的“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在魔窟中一天天成长起来，朝朝暮暮伴随他的只是脚镣敲击地板的铿锵声和特务们凶狠的吆喝声。
在这里，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憎，黑暗与光明，镇压与反抗表现得那样分明，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促使这个在肌体上发育不良的孩子在思想上早熟起来。
“小萝卜头”已经有了同狱中难友同样的爱和憎。最初，他知道“像爸爸、妈妈那样被关起来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好人”，“看守、特务都是坏人”。
后来，同牢狱的张露萍阿姨给“小萝卜头”讲了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他又知道了孙悟空是英雄，是专打坏蛋的，而且还会七十二变，能从紧锁着的牢房门缝里钻进来。于是，他就整天盼望着孙大圣能钻进监狱里来打坏蛋。
过了一段时间，“小萝卜头”又盼望着自己能变成孙悟空，手持金箍棒，从牢门缝里钻出去，把看守、特务们统统打死。
“小萝卜头”还知道，监狱外面还有许多看守、特务，他们都是坏蛋，而最大的坏蛋就是蒋介石，是他把爸爸、妈妈、叔叔和阿姨们关押起来的，他发誓有一天一定要打死他！
徐林侠和“小萝卜头”的囚室
刚刚四五岁的“小萝卜头”很快脱离了童稚气息，显得非常聪明可爱，他不再纠缠妈妈要东西吃了，而是更多地心疼妈妈，母子俩经常为了稀有的几粒大豆，你推我让，难以开交。
这时候，“小萝卜头”就伸开麻秸秆一般细的小胳膊抱着妈妈的脸，亲昵地说：“妈妈，我不饿了，我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有一次，一个女看守要给“小萝卜头”一块糖吃，让他叫一声阿姨，而“小萝卜头”并没有去接女看守的糖，反而躲她远远的。
女看守又说：“只要你叫我阿姨，我就让你出来玩一玩，晒一晒太阳。”
“小萝卜头”瞪了她一眼，还是不叫阿姨。这一切，妈妈都清楚地看在眼中，她把“小萝卜头”紧紧地抱在怀里。
可怜的“小萝卜头”，他短暂的一生，竟不知道糖果点心是什么形状，是什么滋味。
“渣滓洞”监狱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中美合作所”总部也由重庆迁往上海，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撤销，狱中的同志又从息烽乘卡车押解重庆，关进了“渣滓洞”监狱，不久后又转回曾经受尽折磨的“白公馆”。
“小萝卜头”在襁褓之中就进了监狱，他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见过街道，更没有见到大自然中气势雄伟的山河、春光明媚的田野，只闻到地牢里发霉的气味，只看到这铁丝网高墙下包围着的那四四方方的一小块天和地。
让孩子到外面去看看，这简直成了徐林侠的一大心愿。那时，因为徐林侠的病情加重，敌人不得不让她到外面去看病，但不准“小萝卜头”跟着去。
妈妈坚持不离开孩子，要母子一同出去，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才勉强得到允许。
敌人为了防止“意外”，把连路都走不动的徐林侠和“小萝卜头”一起锁在一台轿子里，送到磁器口去看病，“小萝卜头”只能从轿子那小小的出气洞里第一次看见外边的世界。
他好奇而兴奋地看到了商店和街道，还看到路边的土地庙和里边坐着的一对泥菩萨，他看到了油漆描金的棺材感到莫名其妙，一个劲地问妈妈这是干什么用的。
他那两只大眼睛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够用，磁器口这个区镇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归来后，他兴奋地对难友们叙说着他所见到的一切。
漫画作品中的“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最羡慕监狱外面的孩子们能够背着书包去上学，他问妈妈什么叫上学。听了妈妈的讲解，他就一个劲地要去上学，这怎么可能呢？
妈妈只好对他说：“你还小，长高了才能去上学。”他就把脊背靠到墙壁上，叫妈妈把他的高度在墙上画一道印儿，过一会儿就去比一比，看长高了没有，有时一天不知要比多少次。
到了1946年春，“小萝卜头”刚刚6虚岁，妈妈即向监狱头子提出要孩子外出就学的问题，敌人不是嘲讽，就是置之不理。
对于这件事，狱友们纷纷表示忿懑，准备再一次和敌人展开狱中斗争。同时，宋绮云同志以给一些狱吏、狱卒算命、看病等方式争取到部分看守人员的帮助，这些人也表示应该让孩子念书。
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头子才开始让步，允许“小萝卜头”念书，但只能在监狱里由狱友们来教。
经狱中党支部商议，决定由罗世文同志教“小萝卜头”语文，车耀先同志教算术，许晓轩同志教俄语，宋绮云同志教打太极拳。
当“小萝卜头”得知让他到男监去读书，可以天天看到爸爸的消息时，他高兴极了。如果说，这个长期在敌人的魔窟里被摧残和折磨的孩子还有一点快乐的话，这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过去，“小萝卜头”只能在集体训话和放风的时候望爸爸一眼，但不准说话，现在终于有了同爸爸接触的机会了。
“小萝卜头”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天，由狱卒送他去男监上课，他如饥似渴地念书认字。
由于聪明好学，又酷爱读书识字，“小萝卜头”很快就学会不少东西，成绩优良，并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很短时间内，他竟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提出释放我党同志的条件，并公开提出罗世文、车耀先等负责人的名单，要求释放。
可是，蒋介石玩弄阴谋诡计，于1946年8月18日派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秘密杀害，反而转告中共代表团，说罗、车二人在狱中病死，其罪行令人发指。
“小萝卜头”得知此不幸消息，有好几天吃不下饭，不说话、不念书。罗老师写过“高举我们的旗帜”的铅笔头留给了他，他望着这支铅笔头直愣愣地发呆，泪水挂满了两腮。
这件事，更加深了“小萝卜头”对敌人的仇恨，使他真正懂得了人间的爱和憎。
黄显声
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看见孩子这种情景深受感动，他把“小萝卜头”叫去亲切地安慰了一番，决定由自己继续担任“小萝卜头”的老师，负责教他语文、算术、俄语和绘画。
由于时间一长，狱卒们对“小萝卜头”的接送就不耐烦了，监视也就放松了，加之宋绮云从中活动，对看守做了不少争取工作，“小萝卜头”可以随便出入了。
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小萝卜头”一边学习文化，一边从事一些革命工作，起到了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特殊环境的锻炼使“小萝卜头”变得机警、灵活、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而许多情报、纸条都是通过韩子栋和“小萝卜头”传递交换的。
黄显声将军能看到国民党报纸，能从报纸上知悉解放军向南挺进的消息，他悄悄地把胜利捷报和各种消息写成纸条塞给“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就把这些捷报和消息传到各个牢房，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斗争必胜的信念。
在大家的心目中，“小萝卜头”是黑暗监狱里的光明信使，他能及时告诉你：今天有什么胜利的消息，又有谁不幸牺牲；今天又来了哪位同志，叫什么名字；今天谁又受审上刑了，谁是不屈的好汉。
“渣滓洞”监狱的审讯室
“你是好人，你真是条好汉！”如果有谁经受严酷审讯而又被押回牢房，就会听到这熟悉感人的童声话语。
在黑暗苦难的牢房，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说出这种激励的语言，给每一个坚持不屈不挠斗争的难友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947年，“小萝卜头”7岁时，监狱里新来了一位12岁的小姑娘李碧涛以及她的母亲，“小萝卜头”立即报告各牢房的难友，并对这位新来的伙伴和她的妈妈表示同情和慰问。
12岁时的李碧涛（左）
李碧涛奇怪地问他是谁，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是‘老政治犯’，叫森森，大家叫我‘小萝卜头’。”这两位小伙伴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显声将军见“小萝卜头”长得瘦小，需要补充营养，通过各种关系买来一瓶乳剂鱼肝油送给徐林侠，让她给“小萝卜头”吃。
这时，徐林侠担心刚进牢房的李碧涛不适应环境，缺乏营养，就把这瓶狱中稀有的营养品送给了李碧涛。
李碧涛的妈妈觉得她的女儿比“小萝卜头”大，他又长得瘦小苍白，不肯收下，“小萝卜头”就推让着说：“姐姐才来，不习惯，我已经习惯了，不用了。”李碧涛这才勉强收下。
18岁时的李碧涛
此后，李碧涛跟着“小萝卜头”去男监看他们念书、写字，不料被特务发现，将她训斥了一顿，李碧涛气愤得哭了起来。
“小萝卜头”就把难友们自制且送给他的扑克牌赠给她，俩人一块玩了起来。后来，就连这副扑克牌也被敌人搜去了。
女牢房有一个马桶，特务雇来一个40多岁的女人每天倒一次。倒马桶时，她要打开“白公馆”那两扇整天紧锁着的大门，这引起了两个小伙伴出外瞭望的极大兴趣。
有一次，他俩趁特务不注意，偷偷跟在倒马桶的女人后面，在大门口站了会儿，贪婪地瞭望着歌乐山青翠的树林和不时凌空飞过的小鸟，“小萝卜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要自由了该多好啊！”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看管得严密起来，有时连“放风”也没有了。
“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总结了贵州息烽监狱组织暴动未能实现以及西安集中营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集体暴动不成熟的条件下，组织个人越狱逃跑。
“白公馆”监狱
韩子栋当时经常随特务一起外出采购，熟悉磁器口一带地形，特务对他又完全麻痹，所以党支部认为，韩子栋越狱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要他积极准备，抓紧时机逃走。
“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同志是共产党员，她较早地知道了这一决定，想到韩子栋坐了14年的监牢，外面情况都不熟悉，又穿着监狱的衣服，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徐林侠立即取出她仅存的破旧布为韩子栋拼做衣服。
长期的狱中生活，把徐林侠的身体折磨得非常虚弱，40多岁的人已经白发苍苍，两眼昏花，连一片片的破旧布也看不大清，硬是靠捉不住银针且十指弯曲的手，拼命赶制着衣服。
针尖不时地扎在她的手上，血随着针线，一针针地缝进衣服里。当她将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交由“小萝卜头”送给韩子栋时，韩子栋看着上面的斑斑血迹，惊呆了。
此时，韩子栋又看见一直用期望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萝卜头”，他像是已经知道将要有什么重大行动似的，盼望韩子栋尽快获得自由。
韩子栋和沈醉在白公馆侧林荫路上合影
这时，韩子栋干枯了多年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滴到衣服的血迹上，他紧紧地把衣服贴在胸前，又将“小萝卜头”搂在怀里，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谁能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和可爱的“小萝卜头”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入狱已有14年的韩子栋穿着“小萝卜头”送来的衣服，在党组织和难友们的帮助下终于越狱成功。过了嘉陵江之后，他日夜不停，经过四川、湖北、河南，于1948年底来到已是解放区的山东老家阳谷县。
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子栋无时不刻关心着“小萝卜头”和狱中其他的难友们。后来，韩子栋通过党组织才打听到他们的一些情况。
“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在韩子栋越狱后不久被特务押解贵阳同杨虎城将军关在一起。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在贵州狱中时曾生下一个小女孩，名叫杨拯贵，她有着一段与“小萝卜头”同样的遭遇和生活。
杨虎城夫妇和女儿杨拯贵
由于同病相怜，他们很快结成了同生共死的伙伴，他们在贵阳关押的时间并不长，即被特务头子周养浩骗至重庆歌乐山“戴公祠”秘密杀害。
灭绝人性的刽子手们用匕首将杨虎城将军和次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以及“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刺死。
特务将“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捅了一刀，让作为妈妈的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养大的孩子被活活捅死。
原来，我们可爱的小英雄“小萝卜头”，在自己临危前的一霎那，扑向自己的小伙伴杨拯贵，想要用身体掩护她免遭杀害。
可是，狠毒的军统特务痛下杀手，竟朝着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身上分别捅进了钢刀，两个孩子最终因身中数刀而离开人世。
“小萝卜头”被害的这一幕，完全映入了倒在血泊中的母亲的眼帘之中，徐林侠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壮烈牺牲。
当“小萝卜头”遗骸被发现的时候，他手里依然紧紧握着老师曾经送给他的那一小截铅笔。
“小萝卜头”一直盼望着，如果有一天能够获得自由，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
“小萝卜头”一直期待着，如果有一天能够走出监狱，他就可以亲眼看到外面秀丽的风光。
从出生不久就入狱，“小萝卜头”在监狱中生活了8年。对于8岁的“小萝卜头”来说，他的一生太过短暂，他甚至连糖果的味道都没有尝过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萝卜头”画的画和用过的字帖
小烈士们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歌乐山下的黄土，染红了生长在那里的无名野草。
英雄离去了，英灵却永存。“小萝卜头”这令人难忘的四个字，却像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烈一样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留在了神州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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