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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又有4人晋升上将。

上将是我国现行军衔警衔制度中的最高等级。这次在八一大楼举行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获颁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有4人：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郭普校、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东、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委员李伟、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

这也是中央军委今年第二次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年建军节前夕，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晋升上将军衔。

一年2批上将晋衔，既有先例，也有不寻常之处。上观新闻注意到，自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以来，仅有6次是一年2批举行上将晋衔仪式，而前4次均是为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中将军官单独举行晋升上将仪式。还有两次就是2019年和2020年：去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央军委晋升了两批共17名上将；今年又晋升两批共5名上将。

变化之处，折射出新一轮军改的推进方向——基于军衔构建新的军官管理制度体系。

不妨重温一下去年底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以构建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度为指向，通盘考虑不同职级、不同类型军官军衔晋升政策调整，从指挥管理类军级以上军官这个重点切入，分步组织、压茬推进，逐层逐级理顺军衔级别与职务等级对应关系，为军官法修订实施提供示范引领和实践支撑。

4名新晋上将，新职务首次公开

此次授衔仪式中，4位上将均以新职务首次公开亮相。

新晋上将郭普校，首次以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的身份在媒体报道中亮相。据公开资料显示，郭普校出生于1964年1月，现年56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现役上将。

郭普校曾长期在空军服役，担任过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委，空37师政委，空降兵15军政治部主任、政委，中部战区副政委兼空军政委等职。郭普校2012年7月晋升空军少将军衔，2018年7月晋升空军中将军衔。

新晋上将张旭东现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公开信息显示，张旭东曾长期在原沈阳军区服役，担任过陆军原第39集团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务。2017年报道显示，张旭东任中部战区陆军司令员。2018年2月公开报道显示，张旭东已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2018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此外，在2019年的国庆70周年阅兵中，张旭东担任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

新晋上将李伟现任战略支援部队政委。李伟出生于1960年9月，河南济源人，曾任南疆军区政委，原第21集团军政委，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政委。2016年7月李伟晋升中将军衔。

新晋上将王春宁现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出生于1963年3月，江苏南京人，曾任第1集团军第1师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第12集团军军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职，2017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

军衔主导的军官管理制度

新职务与新军衔同步，正是此次军官制度改革的亮点。

军官等级由“职务主导”改为“军衔主导”。此前“人民日报政文”曾就《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采访相关专家，专家指出，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将逐步淡化甚至取消职务等级，把军官的层级管理简化、统一、明确到军衔等级上来。实行职务或岗位编制军衔，一岗一衔。

专家举例，以职务主导的军官管理制度，存在普遍的“一个衔级对应多个职级”现象。比如，大校军衔横跨副师、正师、副军，少将军衔横跨副军、正军、副大区三个职务等级。常常出现“平衔指挥”、甚至出现“低衔指挥高衔”的现象。同时，职务主导的军官管理制度，职务等级的晋升不受军衔等级的影响，但军衔等级的晋升受到职务等级的制约。

也就是说，以前军衔和职务晋升可能是不同步的。达到某个职位后，可能还需要再过一两年才会晋升军衔。改为军衔主导后，一岗一衔，军官取得军衔晋升资格后，待有空缺职位，就职与晋衔同时进行。如，由副战区级的联勤保障部队政委升为正战区级的火箭军政委的徐忠波，今年7月即晋升上将军衔。

按照军改要求，军衔授予对象聚焦到指挥管理岗位，聚焦到直接从事作战的岗位，聚焦到直接为作战提供支援和保障的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岗位。上观新闻梳理发现，自2015年底启动新一轮军改以来，中央军委已陆续晋升上将30人。

其中，2016年晋升2名上将，2017年晋升6名上将，2018年没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019年晋升规模为近几年最大，达17人，2020年晋升5名上将。

从来源看，近5年来晋升上将的军官既涵盖了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也有来自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和军队院校。如去年晋升上将、出生于1963年的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他曾是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的总设计师。

共248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众所周知，我国的军衔制度首次实行于1955年。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9月27日，毛泽东向朱德等10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授予粟裕等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授予55人上将军衔。之后在1956年和1958年，又分别授予王建安、李聚奎上将军衔。

这57人被称为“开国上将”。其中，授衔时年龄最小的是39岁的“红小鬼”肖华。

军衔制度曾于1965年被取消。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同年，授予洪学智等17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洪学智也是唯一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

上观新闻梳理发现，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截至目前，中央军委共授予了192名军官警官上将军衔。最多的一年是1994年，共晋升了19名上将。其次是1988年、2004年和2019年，均是晋升了17名上将。加上“开国上将”，我国共248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自恢复军衔制以来，军衔的设置、授予和晋升经过了多轮改革和完善。如，恢复军衔制时设有一级上将军衔，为四颗金星，但一直设而未授，于1994年取消，从此上将为最高军衔。又如，授衔频次。恢复军衔后第二次上将晋衔是间隔5年后的1993年。自1994年开始至2006年，除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这个特别年份，基本上是两年一次授衔。2006年后，除2018年空缺，基本上是一年一次或一年两次，其中一次授衔时间基本固定在八一建军节之前。

从上将授衔的变化，可以窥见军官制度改革的“一斑”。

按照改革思路，这也是“以上率下”的一部分。去年底发布的《通知》明确，要“在先行调整指挥管理类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政策基础上，加快推进师级以下军官、专业技术类军官军衔晋升政策调整”，确保军衔晋升政策调整与军衔主导制度设计理念一致、无缝对接。

相信各级别军官的军衔晋升，很快也会出现新变化。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来源：作者：霍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