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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个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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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心 深 处 将 永 远 记 得

一 个 放 弃 自 己 生 命 的 人

为 了 那 单 纯 的 一 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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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清明节，凌晨四点，深圳湾派出所的张警官打来电话，通知我，尸体找到了。

那时候，我浑浑噩噩清醒了两天两夜，在与失眠的抗争中刚刚夺得三分的胜利，睡下不到半个钟头，接到了这个电话。

电话那头，张警官的声音镇定平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悲悯与叹惋。我睁开红肿多日的双眼，轻轻说了声好，告诉他，我马上过去。

那是一个悲伤的季节，乌云密布，阴凉凄清，流露着深圳难得的寒冷。时而下雨，断断续续、拖沓不尽的雨，让人联想起桥边算命的老盲人拉着的二胡。

太古城到深圳湾，一公里的路程。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的我是怎样跨过了那一公里，从一个存留着他的气息的地方，到另一个弥漫着他的气息的地方。那一公里，在我的记忆里断了层。就像生命中的很多事物一样，悄悄地逝去，悄悄地滑落，消失在由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碎片重组起来的脉络中。

深圳湾公园的入口，下车，步行到南观海栈桥。微风吹拂，海浪的节奏响应着我急促的脚步声，形成一种哀怨的和鸣，却无力打破午夜特有的静寂。

这段路，我走了无数次，跟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境。我在这儿紧追某种东西，它不属于我，它仅属于这个地方。到今天，我依然会偶尔回到那里，从黎明走到天亮。深刻的往昔并没有因为我的一次次回顾而越发浓烈，反倒是比最初的日子温和了很多。我已经能够心无波澜地直视在此发生的所有灾难，以一种从自身脱离的旁观者的目光，看着曾经的我在这里是如何失魂落魄，如何万念俱灰，如何跌跌撞撞地走过一天又一天。

抵达终点的时候，他的家人尚未到场。几个穿着不同制服的警官站在夜色中，耐心地等待着，我只能看见他们重叠的背影。张警官感知到我的靠近，转过身来迎接。我问他，在哪里。他远远地指着海水退潮之后裸露出来的石板，低声说，三点半浮上来的。

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随即见到他的父母和亲戚们。父亲走在最前面，显得矮小、孤零，姑姑挽着母亲，手臂与腰间悬空的缝隙，氤氲着一种溢出来的凝重的虚弱感。一群已不再年轻的人，沉默地赶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庄严的军队，扛枪上阵，带着朝圣的味道。

张警官没有用言语跟他们打招呼，只是加速走向他们，做好准备要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父亲径直过来我身旁，把我拉到一边，小心翼翼地交代我，一定不要让他母亲看到他的尸体。我迟钝地点点头，看了他一眼，又再次点头，示意他放心。

在张警官的带领下，我和他父亲一前一后地往石板走过去。我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在距离他五米远的地方放慢了脚步。他父亲超过了我，走到前面。三个海警掀开盖在尸体上面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大概是一张帆布，看起来很硬，有一些深重的折痕。

“请您看一看，是他吗？”张警官的声音。

他父亲匆匆看了一眼，转身准备离开，又再次转身回头多看了两眼，没有说话。走向我。

“你去看看是不是他，我看着怎么不太像他。”

我一步一步前进，轻飘飘的感觉，因眩晕而吃力。靠近。一阵浓郁的腐味扑面而来。靠近。我已经可以看清他撕裂开的蓝色衬衣，断了一大截的长裤。靠近。光着的脚张着一道道裂开的伤口。靠近。他四肢伸开，笔直地躺着，肚子被海水撑得鼓起，面部完全变形，眼睛突出来。我站住了。

人死了也有尊严，即便是深夜，也不应该这么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站在那里，默不作声。他父亲站在我身后，同样地默不作声。警官再次向我们确认他的身份，并强调，如果确认不了，将由法医前来鉴定。我对警官的言语无动于衷，只是静静地站着，直勾勾地盯着那具躯体。这时候，他母亲突然的哭声从护栏边传过来，忽高忽低——因悲恸不能自已而高，因高得无法更高而哑。我不用看也想象得到，他母亲瘫下去被她姑姑扶着的样子，以及那种撕心裂肺的表情。我的沉默被这种惨痛彻底击碎了，我听见了我的血汩汩地涌上了我的耳朵。我旁若无人地点头，点头。是他，没错。我说。是他。

转过身来，他母亲的哭声里开始夹杂着一些混乱的家乡话，口齿不清，我听不明白，也许他的父亲能够懂，他快步赶过去，似乎试图给她一些回应。我一步一步踏在石板上，想要远离这个此前无比渴望抵达的地方。我听到帆布撑开的声音，渐渐变得细琐。走近了才发现，他母亲并没有瘫倒，而是朝着台阶竭力要往下走，被他姑姑用力拉着。

面对这一切，我自问我所感到的痛苦，但没有找到任何一种。

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空洞。仿佛整个人悬浮在无限之中，身体的某处被割裂开来，挖空了一大块，但麻痹的神经已经无法感知到痛觉。

我们等待着殡仪馆派出的车辆。他母亲的哭声源源不断，到后面眼泪已经流尽，哭声和表情也依然延续着。其他人一言不发，面目呆滞。大脑告诉我，我也应该哭一哭；我应该是想哭的，但要在这动物性的沉默之上哭泣，我感到力不从心。但也许我的确应该哭一哭，哭泣的举动，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个月后他的所有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的指责，认为我没有看好、没有照顾好这个在生死线上游离的人，甚至将其归结为一场谋杀。在遭遇一些至关重要的失去之后，我已经学会了坦荡地看待这一切。后来，我们的共同朋友圈，飘出了种种不知源头的“红颜祸水”的言论。

我依然无法在我的眼泪决堤时哭泣。

我在这一片灾难中坐下，双手摸着冰凉的石阶，呼吸着腐朽的气味，长时间地看着海平面，接收着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全部荒诞。天马上要亮了。幸好没有下雨，人行道路后面的树左右摇晃着，风大的时候落下一地的黄叶，深圳的春天年年如此，总比秋冬来得更加荒凉。

发现尸体的前几天，我来回游荡于深圳湾的各个角落，始终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玩笑。我不能原谅，他不再关心他的女人、他的父母、他的孩子的命运，带着个人的绝望而自私的使命，无情地走向了生命的极端。我不能摆脱这个念头，认为这个男人在我面前又演了最后的、最残酷的一场戏。如果永远没有找到尸体，这个念头将伴随我到永远，他的离去也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我更愿意承受这样的捉弄，至少还保有一丝丝隐秘的希望。两年前，同样的四月份，我哭着赶往海岸城一栋写字楼的天台，在最后一刻拦住了他的轻生之路，将他从死亡的边界线上拉回来。

事后，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数年前，他潜心研究过自杀的各种路径，割腕，吃药，上吊……最终得出结论，一氧化碳中毒是最轻松、最理想的方式。

他一向讲究，注重形象，并且，他惧怕疼痛。

去年四月中旬，我决定搬离太古城。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门外一个秘密的角落，发现一大箱沉重的、布满灰尘的快递。打开，是一箱木炭。

一个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不能被摧毁，除非是他自己动手毁灭自己。

现在回想，此前所有的拯救和挣扎，都不过是剧终之前的铺垫而已。真正的风暴来临之前，总会出现很多虚假的风暴，当你误以为风暴已被征服时，真正的风暴则趁机毫不留情地席卷一切。

不久前，一位读者问我，自杀的人，到底是想不开，还是想开了。

时满一年，我终于能够心如止水地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

“想不开，放下了。”

然而，我至今难以想象，一个人的内心究竟是处在何种泥泞，才能滋生出这种绝望的勇气。我不知道在他呼吸将尽的最后时分，他是否有过悔意，有过留恋。我无法理解人心的活动逻辑，想不清楚世界背后的运转秩序。曾经我们走在内蒙古的旷野中央，他望着苍茫的大草原，问我，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他停顿了一会儿，对我的答案表示认同，接着说：“但这并不是本质。本质上，这是一个充满表象的世界。”

我反复咀嚼着这一定义，感觉到较之我的思考，他的思考明显更为准确。然而在远远望着他变形的尸体的时候，我发现，即便是我曾深信不疑的理论，实际上也充满了谬误。

欢笑背后可能隐藏着坚硬的心肠、冷漠的性情、恶意的阴谋，但悲伤背后总是悲伤。

悲伤，是这个世界少有的脱离了表象的存在，是不戴面具的存在。

同样如此的，还有爱。

而往后的日子里，随着时间的河流久久地奔腾，悲伤已经冷却，爱已经尘封，但在遗忘的深处，我特别保存着关于他的一种纯粹的、悬浮在时间之外的完整记忆。这是我身上唯一真实的东西。

在表象的这种奇特的游戏中，我是公正的，理性的，客观的，旁观的。

我并没有欺骗谁，也没有被谁所骗，然而我已经开始习惯于接受表象。

天亮了。殡仪馆的车迟迟未到。晨跑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听到哭声，有的人看到警官，有的人闻到尸体的腐味。他们奔跑着，又在我们所处之地停下，驻留，观望，试图强行参与一场热闹。起初，警官还耐心地逐一驱散，让他们绕路，后来不得不拉起隔离带。隔离带非但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站在隔离带的外沿，探出头来，四处张望，议论纷纷。我们被困在隔离区的中心，像一支失落的马戏团。观众以灼热的掌声表达同情。

生命消逝，带走了城市的喧闹，还有天空底下那愚蠢、冷漠的笑容，他孤独、无措、赤裸，依然躺在回落返潮的海边。

车终于来了。我没有看到车，也没有听到车辆碾压一切的声音。张警官通知我，车来了，让我陪同他的父亲到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他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将与车辆一起去往殡仪馆。海警再次掀开帆布，两个新来的大概是殡仪馆的人取出各式各样的仪器，手法专业地开始包裹尸体。最后，他们把他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布袋。

尸袋俯瞰着城市，清晨美丽而透明的阳光洒落在闪动着光亮的海面，海湾仿佛湿润的嘴唇。

我想着大海能洗洁世界的污垢和伤口，不知道他受伤的内心有没有在海水中得到净化。

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是我的、同时也是他的期许。

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而是在时满一年之际，在他的家乡与他重逢。他的父母带着在殡仪馆火化的他的骨灰，带着他漂泊在外的魂灵，接他回到了充满他儿时欣悦记忆的故土。

那时候，我和他的家人站在殡仪馆的门口，等着火化馆叫出他的名字。却发现，原来在遗体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在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序号。

殡仪馆人来人往，召示着数量庞大的亡人。我们的凄苦并不显得异类。

人皆有一死，但每个人的死不同。

在他身上，我才明白，一切的给予都是为了被收回。

他的幸福是短暂的、无情的。他的生命也是一样。

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打磨死亡和虚无的观念，不过他早已品尝过它们那苦涩的滋味。

在他离开之后的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感到时间似乎是旋转的，并没有向前，它恍惚是环绕着特定的回忆在运动。然而，我却做不到将他带给我的一切，仅仅视为一段灿烂而惨烈的回忆，时不时地在抽支烟、喝杯酒时轻描淡写地提起，作为现代生活富含深意的背景。

我会反复记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街道和河堤，四周的围墙和林地，钟表指针指向的数字，微风消逝的方向，月亮的色泽和形状，沙漠和大海与天空相接时的姿态。

这个世界巨大的孤独是我内心唯一的衡量尺度。我一心认为，我没有权利、也没有意愿参与任何人的快乐。

我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向他亲口诉说我曾反复做过的那些梦。

第一个梦。

在梦里，我带着一种奇特的心境思念着他，感觉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失去了他，不知道是以怎样的方式失去了他。后来想到，可以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我们像是历经重重困难才终于有了联系。我说我去找他。他轻声说好。气氛凝重得有些黏稠，仿佛我们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这种联系即将失去。我想象着他的样子，几乎已经看到了他的面目，悲伤，无助，心事重重，又欲言又止，像背负着一层阴影。

第二个梦。

梦见跟朋友散步，他开车来接我。见到我的时候，无比绝望地看着我。我发现他掉头走了，跑着去追，一直追，一直追，后来我知道，我再也追不到他了。

第三个梦。

梦中，我们坐着邮轮，一起去土耳其。船上正举办一场盛大的晚会。忽然之间，我们走散了。我一边呼喊，一边焦急地寻找，似乎意识到，如果没找到，就会永远地失去他。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躲着我，同时又在偷偷地看着我，一旦撞见我的目光，他便会马上闪开，藏起来。最后一次长长的对视之后，他回头看了我两次，身影纤弱，眼神复杂而忧郁，此后再也没有重遇过。

每次梦醒，我都感到一种厚重的怅惘和迷失。

捱过了一年，我终于有机会与他面对面讲述我的梦境。

那是一个阴沉的雨天，我从深圳赶往湖南，从都市重归乡间。路上，他父亲打来电话，反复叮嘱，一定不要让他的母亲过去墓地。他告诉我，她还没有从过去的伤口中痊愈。我语速平稳地回答，一切遵照他的安排。

下高速，他父亲已在路口静候。这是我和他父亲的第三次见面，第一次，他依然在生死边缘挣扎；第二次，他刚刚离开，余温从大海流向大地；第三次，他藏在时间的尽头，依然保留着对这个充满表象的世界的余光。

他的父亲没有比去年衰老，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与眼前这个矮小、孤零的老人打招呼，我甚至没有问及他们的近况。一切多余的环节统统免去，我们径直驶向目的地。

抵达终点，雨已经停了。我们穿过树林，穿过小溪，在一片堆起的黄土旁停下。

四周风景如画，罹难者早已在坟墓中长眠。

我站在他面前，沉默着说出了所有的话。

我说着我的梦境；告诉他我已经原谅那无解的谜题，不再舔舐因突然陨落而引发的伤口。

世界对着我叹息，节奏悠长，带给我对于一切不死之物的淡漠和平静。

这是一次除梦境之外的众所周知的约会，是可以相互触摸、相互感知的真真切切的对视。

返程之前，与他的所有家人共进午餐。再次看到他的母亲，眼底对我的仇视已被整整一年的泪水冲淡、稀释。吃饭的过程，气氛安静得令人不适，不再像一年前那种理所应当的沉默。临走的时候，他母亲给我送来一箱土鸡蛋，没有过多的言语；他父亲以一句“化悲痛为力量”作为最后的道别。

前几天，我因一种未了的伤感而出发。如今，我在各种巧妙的怪诞中，接收到来自于很多方面的友好的旨意，呼唤着我与过去，与自我，与所有一切达成和解。

我十分清楚，我的朋友们以真诚的援助、无限的包容，在黑暗的岁月里试图用欢笑填满我的空间。

我记得每一个人曾给予我的伟大善意。

我曾一次又一次觉醒，决定安顿我的日子，分配支撑点。

我会在一阵崩溃之后突然振作，告诉自己要好好地活着，要用我的双手抓住我全部的生命。

我时常称眼前的生活为新生活。即便它从来没有更新或者更替，仅仅是我从前生活的延续、发展和演化。

世界以它的意志自行其是，我也再度重拾我的热忱、我的野望，以及我对这个世界应有的态度，去正视疤痕内部更为深沉的内涵，带着光明和欲念，在反复无常中尝遍天下花园所有树上的禁果。

hi，我是简衎。

我们需要的文字，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内心冰海的利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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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在这里，无限接近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