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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父子

陈垣，字援庵，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抗战时期，援庵先生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为辅仁数千师生计，先生艰守北平，不仕日伪，积极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可“动国际而垂久远”的经典名篇。

陈乐素是陈垣长子，亦是近代中国史学名家。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为避战祸，不得不远赴香港，在英华中学谋一教职。后形势日峻，又南趋贵州，在南迁的浙江大学任史地系的教授。可谓辗转流离，艰苦异常。

陈垣一生共有十一位子女。但或许是因为先生对子女的教育原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会对子女的学习与工作选择多加干涉，这也造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即陈垣虽然子女众多，但真正能完全继承父业，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只有陈乐素一人，尽管陈乐素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选修的是经济学专业，而非历史学。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或许我们从其父子二人在战争年代的数百封往来家书中可寻找到答案。

修身敬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和普通家庭的父母一样，通读援庵先生的烽火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亲情在先生心目中十分重要，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是身体健康十分在意，强调“吾屡言身体要紧”，“切不可过劳”。对于乐素先生，先生尤其如此。如在1939年10月家书中，先生对乐素先生颇多埋怨：“今日四十余堂，每日上几堂耶，何忙至此？功课太多，容易生毛病……多则应让出，不然，恐非长久之计也。至于自己功夫做不做，尚是第二层，先要功课对付得过，不至生毛病才好。”埋怨虽有了，但乐素先生后来的表现证明，援庵先生的埋怨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于是1940年9月，援庵先生又再次关切地叮嘱道：“来信言又病，虽愈，甚念。若言南地卑湿，则前在平时，亦见汝病一次，或不是地方关系，起居应有节制为要。此示博儿。”

身体健康外，在为人处世上，先生亦十分关切，并给予乐素先生诸多十分受用的个人建议。如在1939年1月，先生家书中写道：“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诚意求之。”在1941年3月回函中，先生又讲：“其侄曾唔否？尤不易相与，避之可也。”一个“诚”字，一个“避”字，道出了先生认为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或许是担心乐素先生初到香港，对于新的同事关系处理不好，先生亦特别去信：“对同事要注意，太生疏不好，太密亦不好，总要斟酌及谦让，不可使人妒忌，使人轻侮。交友原本要紧，无友不可以成学，但同事则又另一样，与为学问而交之友不尽同，因有权利关系也。幸注意。”在先生看来，对于同事关系，“得人一句好话，与得一句坏话，甚有关系。”

坚忍创新：为学撰著的基本途径

援庵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大家，自有其一套成熟的做学问的路径和方法。在援庵先生给乐素先生的诸多家书中，我们亦可看到先生的诸多建议和主张。在这其中，“坚忍”与“创新”是颇多强调的。先生认为：“学问非有坚忍之心不可。如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年或三年成绩。”此外，先生又特别引导乐素先生不要太在意于“身外之物”，“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专役志于衣食，殊可惜也。”

可见，在援庵先生看来，做学问要想做出些成绩，恒信与毅力十分重要。但仅仅存“坚忍之心”，是不足以获得学术上的成功的。因为，援庵先生还有另一要求。即创新性才是学术的灵魂。在这一点上，先生在信中曾反复提及。如1940年1月，援庵先生在信中写道：“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之显，后者之失在隐。”很快，援庵先生又写信指导：“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1945年1月，先生在家书中谈及其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时，又再提及：“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

在陈垣看来，好作品就内容上看，“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在文本书写上，先生则要求：“欲作文言，只有熟读《论》《孟》，亦一捷径。能多读熟读，则出笔成文言。最忌先做成白话，乃改易为文言，则难得佳作矣。”

在诸多家书中，援庵先生还特别强调一篇佳作的出现，“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先生不仅在信中如此规诫，亦现身说法，这在其信中屡提寅恪先生便是最显著之例证。如1940年5月，援庵先生在信中写道：“寅丈未识回港否，欲寄稿请寅丈一阅，并欲求其一序也。”1941年1月，援庵先生又在其信中谈道：“余著《清初僧诤》初稿已成……惜重钞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1942年3月，先生更是在信中言及：“闻寅丈前所住屋未退，则住不成问题。如能北来，真如天之福。”由上可知，援庵先生对待自己的“诤友”尊敬如斯。不仅如此，对于乐素先生，先生在信中亦特别强调：“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讨厌，不妨多请教，但不宜久坐，此机会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为要。至于好摆架子之官僚，可以少见了。”

诚恳鼓励：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

陈乐素在香港任教，课程颇多，或许是援庵先生担心乐素先生非师范教育出身，压力过大，所以在二人往来家书中，谈及教育的内容亦是颇多。

如在国文学科的教育上，先生多次写信建议道：“教书可以教学相长，教国文尤其可以。借此练习国文（于己有益，必有进步）。教经书字音要紧，最低限度，要照《康熙字典》为主，不可忽略。”此外，先生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1939年9月，援庵先生便在信中说道：“《左传》、四书教法，应注重文章，不能照经书讲，总要说出使人明白而有趣为主。”1940年2月信件中，援庵先生又提道：“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乃安心。认真多奖励，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此外，先生还建议上课不宜过多。“功课太多，容易生毛病。学生常常见同一教员，亦易生慢。”

由上可知，在援庵先生看来，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中学老师亦是颇不容易的，此外，如何才能教者得其法，先生在信中虽未系统讲述，但在多封信中强调的这三个词，即“预备”、“高兴”（鼓励），“诚恳”还是颇值得大家借鉴的，这也是援庵先生在家书中特别希望乐素先生所应该做到的。

对于课前预备，1939年10月，援庵先生便在信中说道：“前夕复一函后，想起教书之法。前已说过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夸奖，生其兴趣，都已明白矣。”

如何“生其兴趣”，在1940年4月的来信中，援庵先生又举例说明：“今想起一事，久欲告汝，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防多，平常句亦须用单圈圈之。因见有改文只改而不圈者，殊不合。”援庵先生的描述非常生动形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给学生的打分方式，如果使用得当，也是一种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手段。此外，对于教育者自身素养，先生亦颇多注意。1940年6月，先生即在信中明言：“大约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见学生有作弊或不及格等等，总要用哀矜而勿喜态度，不可过于苛刻，又不必乱打八九十分讨学生欢喜，总不外诚恳二字为要。”

（范国强 作者系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