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放下,一切就会自然-开始全新的生活学会放下,一切就会自然的说说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50分，原本寂静无比的昆明军区大院内突然间响起了几声枪响。当哨兵们听到枪响之后，精神迅速紧张了起来，因为枪响是在军区大院中部偏南的32号院传出来的。

当时住在32号院里面的只有7个人，除了警卫战士外，就是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和他的家人。

很快，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副主任任甫汉就赶到了32号院外，他们住的42号院和32号院只有一墙之隔。

32号院的铁门大开着，住宅楼的灯光虽然亮着，但却没有一点动静。看着这些，王克学二人的心脏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王克学、任甫汉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慢慢的走入客厅，然后看到了终身难忘的景象：开国中将谭甫仁，此刻正穿着汗衫和短裤仰面躺在地上，他的身体下面还在滋滋的往外留着鲜血。

谭甫仁

“谭政委！！！！！！！！！”

“017”

谭甫仁将军可以说是一位老革命了，他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1955年时被授予中将军衔，现任昆明军区政委。

因此，当王克学和任甫汉看到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之后，大脑甚至都宕机了几秒，然后冲上去将他扶起来，轻轻的拍着谭甫仁的肩膀呼唤他，结果没有任何的回应。王克学顿时有些着急了，起身呼唤谭甫仁警卫员：“小李！小李！”

当晚，32号院里共有三名警卫员，警卫员“小李”住在客厅斜对面的小房间里，另外两名警卫员则住在门口的警卫室。

谭甫仁夫妇

王克学去“小李”的房间发现他不在，去警卫室发现另外两名警卫员还在呼呼大睡。王克学上前推醒他们问道：“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睡那么死！”两名战士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

王克学准备发火时，就看到“小李”从旁边的卫生间里面走了出来，愤怒地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我······我······”

“小李”支支吾吾的墨迹了半天，总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李”这一年刚满18岁，原来只是个勤务兵，刚转警卫员不久，也没受过什么训练，刚才上厕所时听到枪声后吓了一跳，直接把卫生间的房门给反锁住了，隐隐约约听到首长在叫“警卫员！”他也没敢出去。

谭甫仁故居

凶手走了之后，“小李”悄悄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给军区党办秘书邹贤玉打了个电话，说“刚刚听到了枪响。”然后他就回卫生间躲着去了。

王克学心系昏迷不醒的谭甫仁，没时间跟这个贪生怕死的警卫员掰扯，冷着脸下了楼，和闻讯赶来的谭甫仁的专车司机一起，将谭甫仁抬上了车准备送医院，也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任甫汉在上面喊：“等等！王里岩也遇刺了！”

王里岩是谭甫仁的妻子，夫妻双双遇刺让王克学意识到这事绝对小不了。很快，谭甫仁夫妇就被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

谭甫仁一家

王里岩的抢救只持续了10分钟，她的额头中枪，子弹穿过后脑，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谭甫仁则身中两枪，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一枪从他的右耳根射入，左耳根射出，伤势非常严重。医生从凌晨6点一直抢救到中午12点，还是没能将谭甫仁抢救回来。

周总理是在当天早晨6点，从云南省管委会副主任周兴处知道谭甫仁遇害的事情的，当即下达了三点指示：

“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者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这一天是12月17日，12、17在时间上可以叫做“0点17分”，所以新成立的“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也简称为“017专案组”。

谭甫仁、王里岩追悼会

追凶

当时，32号大院里面共有7个人，除了被害的谭甫仁夫妇以及3个要么睡觉，要么贪生怕死的警卫员以外，还包括谭甫仁的未婚儿媳吴小红和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吴小红当时睡着了没听见动静，王文莹则亲眼见到了凶手。

当时，王文莹听到楼上姐姐在和谁说话，正准备上楼时看见谭甫仁从上面下来了，还没问发生了啥，谭甫仁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客厅。紧接着上面传来两声枪响，然后一个穿着军装，身材有些胖，看起来40多岁的大个子就从上面冲了下来，他一把推开王文莹，对着朝着警卫室赶的谭甫仁开了两枪，然后就跑掉了。

谭甫仁

专案组进行调查之后，在32号院的东墙南头找到了一把三脚木凳，一只白底朝上的皮鞋纸盒，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一只解放鞋的鞋印。在现场，他们还找到了4颗子弹，是“六四式”手枪的子弹，经查验确认这些子弹出自同一支枪。

32号大院的东城南头是一个养鱼池，不像其他地方戒备那么森严。

专案组因此迅速还原了案发经过：“凶手通过凳子翻墙进入大院后，直接上了二楼，当时王里岩居住的外间没上锁，钥匙还插在外面，凶手进去后被王里岩阻挡了片刻，谭甫仁听到动静呼唤“小李”没回应，下楼找警卫员求助，结果凶手情急之下开枪打死王里岩，追下来枪击谭甫仁后，再次翻墙逃走。”

谭甫仁一家

专案组认为，犯罪的很可能是“内鬼”，当即下令清查枪支，尤其是“六四式”手枪，必须彻查。

军区保卫部为了完成任务，抽调了大量的干部协助兄弟单位查验，结果偏偏忽略了本单位。直到案发9天后，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枪不见了。经过内部调查，大家发现总共少了两支“六四式”手枪以及20发子弹。

当时负责保管枪支的是秘书袁孔祥，专案组问他原本好好放在保险箱里面的枪去哪了，他说被自己的老乡给借走，带回湖南去了。

当袁孔祥第2天得知专案组派人去湖南查他老乡了后，终于绷不住了：“我坦白，枪不是我拿的，我也不知道这枪怎么就消失不见了，一时惊慌选择了撒谎。”

经调查，袁孔祥的老乡的确没拿枪，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

没法从枪上入手，那只能顺着“穿着军装、解放鞋的圆脸大个微胖中年男子”这条线索调查。当时，昆明市已经全市戒严，车站、机场以及所有重要路口均布置了大量的警力，排查可疑人员，问题是，想要靠着这么模糊的线索去追凶，无异于大海捞针一般。

小男孩立大功

大海捞针不可取，守株待兔也没希望。专案组最终决定采取另一种侦破方法：“走群众路线”。

通过发动群众，专案组掌握了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线索：司令部机关食堂的一条狗在案发前失踪了；平时32号院门卫哨兵有很多，结果案发当晚除了两名睡觉的战士外，剩下的所有人都被调去参加劳动了。

这些线索说明凶手案发前已经做了详细的规划，并不是随机作案。对破案却没有太大的帮助。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一个8岁的小男孩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

当时，在军区大院门外是政治部家属宿舍院，军区干部马富鹏一家就住在其中。在宿舍楼的下面有一排当做厨房的平房,马福鹏8岁的儿子马苏红为了方便烤火，就睡在厨房里。

12月17日拂晓时分，马苏红被顶门的大木盆倒地的声音给惊醒了，睁开眼开开电灯，发现一个有些胖的中年干部模样的男子正站在屋子里面，问他陈汉中科长住哪。马苏红领着他到了陈汉中家后，就回房睡觉了。

马苏红当时只觉得那男子有些眼熟，却没想起来对方是谁。

而陈汉中的妻子也证实，17号那天5点左右，的确有个中年男子来找陈汉中，当得知陈汉中不在家后就离开了。

不久前，马苏红看到了一个叫王东昆的小孩，猛地想了起来：“那天那个中年男子不就是东昆的爸爸嘛！”

专案组接到这一线索之后，迅速搞到了一张“东昆爸爸”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指认。马苏红在照片上找了一圈，欢呼了一声指着一个圆脸男子说道：“就是他！他就是东昆的爸爸！”

被马苏红指认的是一名叫做王自正的干部，他曾经是军区保卫部的保密员，半年多前刚刚被提拔为副科长，结果还没就职就被查出了重大历史问题，现在还在原战俘管理所里面关着接受审查呢。王自正找的陈汉中科长，就是审查他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畏罪自杀

一个接受审查的人会跑出来杀人？专案组其实并不是特别相信，为了避免出现冤案，他们决定让马苏红亲自确认一番。

12月31日的中午，马苏红被军区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领到了西坝俘管所，准备让他暗中观察一下院子里面有没有“东昆爸爸”。

然而，陈汉中在安排见面时出了失误，提前把王自正放出来了，正好和马苏红打了个照面，王自正见到马苏红后脸色当即就变了。虽然因为失误让王自正有了心理准备，但他的表现也变相显出了他的心虚。

很快，专案组就对王自正展开了深入调查。

王自正本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出生于富农家庭。

1947年国民党进犯解放区时，曾一度攻占了内黄县，和我军在当地展开“拉锯战”。

在这之前，王自正的亲戚被我军镇压了，心怀不满的他参加了堂哥组建的“还乡团”对乡亲们展开反攻倒算，还杀了武拐村武委会的主任武不会。后来，国民党打不过我军跑路了，害怕被清算的王自正也跟着流窜了出去，改名参加了某边防团，隐去了自己的黑历史，假装积极蒙骗领导入了党，提了干，1970年被提为副科长。

这些年里王自正很少跟家乡联系，写信也是用的假地址。提干后把自己老婆给接到了部队里。问题是他不跟乡亲们联系，乡亲们可没忘了记他，4年前的运动开始后不停地要求将王自正揪回去清算罪行。

因为王自正用的是假地址，检举信发出后回复都是“查无此人”，当地仍不甘心，专门给云南省革委会保卫处发了检举信，因此惊动了军区，经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批准后，于同年4月对王自正开隔离审查。

王必成

在确认了王自正有重大作案嫌疑后，专案组决定对他展开抓捕。为了防止王自正反抗，他们把抓捕时间定在了1971年1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三十除夕夜。

午夜时分，陈汉中、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来到王自正的住处，叫他起床去食堂“办事”。当时王自正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他从床上爬起来之后装作系鞋带，从床下抽出手枪对着陈汉中和何凤毓就开了一枪，然后夺门而逃。

王自正跑到了南墙厕所附近发现走投无路，直接举枪对着自己的头部就开了一枪，当场身亡。

经过对王自正的指纹、鞋印进行对比，专案组确认他就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他手里的枪正是保卫部丢失的枪之一，不过并不是杀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把。

一个月后，有人给菜地施肥打碎粪堆时，从里面发现了一支“六四”手枪。经技术鉴定就是杀人的那一支。两支枪剩余的子弹数目也吻合。

在清理王自正的遗物时，警方发现了记载他被隔离审查后思想状态的笔记本，只见上面写着：“这事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生。老婆孩子也都得受牵连，我这一辈子完了！”“不行！就算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垫背！”在这后面是军区领导人的名字，比如陈康、田维扬等。

名单最后是这么一句：“不如杀谭，影响更大！”

王自正之前当过保卫部秘书，秘书当时兼着枪支保管员的工作，他也因此对保险柜密码十分熟悉，还专门将之记在了笔记本上。

王自正和陈汉中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两人只在专案组这件事情上有交集，他那天晚上找陈汉中可能是想“报复”，结果陈汉中正好出差，躲过了一劫。

中央专案指导小组

因为涉及到开国中将，周总理认为不能草草结案，点名调赵苍璧进京组成中央专案指导小组，对本案进行复查，经过严格审查，赵苍璧确认本案的确系王自正一人所为。

当初，周总理在了解了本案的案发经过时，对警卫员的表现十分不满，说他们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

事实证明，周总理还真没冤枉他们，赵苍璧在对三名警卫员进行审查时，发现了新的线索。在警卫室睡觉的一名警卫员当时其实已经被枪声惊醒了，因为长时间没打过仗，听到动静他吓得慌了神，两条腿往一个裤管里塞，他裤子还没穿上凶手就跑了，于是选择了装睡。

“小李”更离谱，他和军区大院一个大他30岁的保姆有奸情，当晚想办法让保姆留宿了下来。结果正在缠绵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哐哐”砸他的门，以为对方是来捉奸的，没敢出去。事情发生后保姆躲在厕所里，因为大家都忙着抢救谭甫仁夫妇，也没人注意她，让她溜走了。

“小李”之所以不交代这件事，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通奸是个大罪名，他才选择了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