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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壮年到暮年，如今的张满已经两鬓斑白。图片/陈威敬摄）

文/ 陈威敬

“是我干的就枪毙我”。撂下这句狠话的张满，在20余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回应。

1989年12月14日，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下兑村村民王学科一家在家中遇害，时任下兑村村公所书记的张满被认定犯下这起“灭门”案，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支撑法院判决的是案发现场的物证、张满的供词及目击者的证词。蹊跷的是，直到案发五年后，张满才被警方带走配合调查，并在唯一一次作出有罪供述后多次翻供。此外，庭审中出具的物证与勘验现场记录的“缺乏同一性”。多年后，该案的“目击者”均承认作了伪证。

但当时，本案已是“板上钉钉”。此后的岁月里，对上述疑点的追问，只剩下张满一家和他们用麻袋装满的申诉材料。

如今，这起备受关注的“灭门案”有了重大进展。2021年12月13日，76岁的张满收到了云南省高院送达的《再审决定书》。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讨回清白。”

“你老婆你儿子顶不住了”

“杀了4条人命，凭什么判无期徒刑？”罕见的是，这一“罪刑不相适应”的质疑出自一名“嫌疑人”口中，此人就是张满。

32年过去了，当年的过往对于张满仍旧恍如昨日。1989年12月16日上午，44岁的张满在前往村公所上班的路上听到了村民张凤兰的哭喊——她的大儿子王学科一家四口在家中遇害。

张满随即改道王学科家中。二楼的卧室里，王学科的妻子倒在床边，他7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躺在床上，三人颈部全是血，王学科的尸体也在自家的井里被发现。

张满说，他一边安排同来的村民保护现场，一边骑车赶往村公所报警。等他报案回来，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到达现场取证，之后来的还有大理州公安局和大理市公安局的人员。

当时，乡里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让张满配合公安。之后三天，张满陪同公安勘验了现场。经鉴定，案发时间为当月14日晚。王学科系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广泛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其妻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颅脑损伤及切颈死亡，他的一双儿女均系切颈死亡。

张满记得，卧室东边的墙上留有一个血手印。当时警方向他分析，这可能是凶手摸黑作案后留下的。同时，现场还发现了留有血迹的锄头、菜刀等，这些物品上均留有大量指纹；此外还有大量的足迹、头发、烟头等。

在侦查手段较为传统的1989年，这样的一起案件无疑是棘手的。凶手到底是谁？警方在村里排查了不少符合条件的人，但没有答案。

时间转眼过去了5年。1994年12月19日，已调任村主任的张满在前往侄女的婚宴途中被警方带走。在审讯室，张满见到了时任大理市刑侦大队大队长甘帆，惊愕的张满随后听到了即将改变他人生走向的那个问题——“1989年12月14日，你在干什么？”。张满被认定为嫌疑人。其妻子张玉吉、儿子张银峰也于同日被警方控制。

9天后，张满作出有罪供述，也是本案至今唯一一份有罪供述。他随即被收容审查，其妻、子被释放。但次日，张满即翻供，在指认现场时，他坚称有罪供述源于刑讯逼供。

至于为何突然“认罪”？张满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因他否认作案，从12月20日下午至12月27日，连续8天时间，他遭到了逼供，“拿手扇我的嘴巴，拿胶木棍皮带抽打，还拿啤酒瓶砸我的头”。至今，他的听力仍严重受损。其间接连4天，他被断水断粮。

但令张满“松口”的是他被控制的妻子和儿子，有办案人员告诉他“你倒顶得住，你老婆你儿子顶不住了”。

张满称，他在警方的提示下作出了描述行凶细节的有罪供述，“因为我平时穿的鞋是43码，现场发现的鞋印是39码，我就说自己割开了鞋后跟穿”。张满想的是，公安之后还有检察院和法院，“出去就有说话的机会”。

1996年春节，获释的张玉吉在家中捡到了一封印有“云南省公安厅”字样的信件，署名为“同情人”。

“主要办案人甘帆已经调走（公安局领导内部对此案看法不同，有分歧），谁也不敢继续接手这个案件。”信中说道。“同情人”给张满家出了两个主意，一是直接向市公安局局长和市政府市长反映张满被长期非法受审的情况，二是向甘帆当时调任的省民航局公安处控告他。

1996年3月，频繁上访的张玉吉因妨碍侦查被收容审查，张银峰也因故意杀人嫌疑被收审。时年8月，张满被正式逮捕。11月，张玉吉和张银峰被先后解除收审。

中国新闻周刊尝试联系当年的主要办案人甘帆，但其电话始终未能接通。大理州强制戒毒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甘帆曾任该所所长，已被免职退休。

从轻处罚

1997年3月26日，51岁的张满被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指出，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王的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判决书还说到，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什么是“实际情况”？判决书中并无挑明。张满不服判决。对此判决不满的还有大理州人民检察院和王学科的父亲王世明。前者质疑量刑畸轻，后者认为赔偿款太少。

1999年9月，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定维持了原审判决。

在两轮审理中，张满均坚称遭到了刑讯逼供，其辩护律师姜文信则提出指控证据存在矛盾。

姜文信所说的证据，最主要指庭审中出具的重要物证——案发现场带血的锄头把。据警方鉴定，锄头把上的血与张满在血型上吻和。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姜文信目前已离世。其在日期落款为1997年3月25日的一审辩护词中，质疑上述锄头把与《现场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缺乏同一性。首先是长度不同，法医鉴定的锄头把长约137cm；而案发当时在现场勘验时的锄头把，长为134.5cm；此外是血迹留存部位不同。勘验笔录记载的是“木棒头部有血迹”，法医鉴定书则记载，血迹是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编有2、3号部位”提取。

张满称，案发后，警方曾就现场留下的血迹、指纹、脚印等进行排查，他当时已被排除嫌疑。在看守所里，他曾被多次抽血，他认为锄头把系伪造，血是后来涂上去的。

姜文信还提到1996年出现过两名目击证人，但在一审中，两名证人均未披露姓名。二审时，他们才获知两人系村民杨汝舟和张双社。

张双社的房子就在王学科家的后排。2015年，曾有媒体人找到张双社，在当年录制的视频中，他承认作了伪证。因向警方否认目击张满杀人，他与父亲先后被关入看守所和收审所。

另一名证人杨汝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坦言受到了胁迫。

未被披露的证人还有案发当天与张满同行的原下兑村副支书赵体昌，2017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也曾明确表示，“我被关押了7个月，他们一直让我确认张满杀人，我说不知情。”

这些疑点并未得到官方回应，此后张满进入漫长的服刑期。狱中，他坚持上访。

2002年，云南省高院驳回了张满的申诉，认为申诉理由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

因拒不认罪，张满也被视为“反改造”，根据当时监狱的管理规定，张满不能获得减刑积分。直至2004年，监狱管理出台新的考核办法，此后，张满的刑期改为有期徒刑19年，之后又通过3次减刑减去约6年有期徒刑。

2011年，因患有高血压、血吸虫性肝病等疾病，66岁的张满获准保外就医。

四代人被改变的命运

在下兑村，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张满和王学科的家。张满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曾经，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房子是村里第一座二层水泥房，“当时在村子里面的生活，不说上等也是中等。” 但现在，许多村民都已经兴建起了二三层高的楼房，只有他和王学科的家仿佛停滞在时间里。

张满及妻儿被带走时，女儿张银华只有14岁。此后，张银华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耕种家中仅有的4亩田，还要把收入给被关押的家人带去。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爷爷的好儿子，母亲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张银华向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前当村干部的会经常带着家属到处旅游，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她从未相信过自己的父亲是凶手。

因父亲在狱中，张银华拒绝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直到张满从狱中送出口信，张银华才在26岁的时候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在当时，村里的女孩一般17、18岁就结婚了。”张玉吉说。

1971年，同在石油站工作的张玉吉与张满相识，两年后二人结婚。张满被带走的第一个月，她的头上多了一撮明显的白发，瘦了28斤。在看守所中，张玉吉患上了脑梗，至今尚未治愈，药钱长期靠着兄弟姐妹接济。

（张玉吉 图片/陈威敬摄）

张玉吉与张满被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但他们偶遇过两次。第一次，两人从各自看守所被转移，都临时被安置在一个派出所的房间里，单独待了约一个半小时，“她一直哭，我说我不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两个多月后再碰见时，张玉吉却再难宽慰自己了。“二十几天，脸脚都没洗过，人瘦的已经变形了。”张满说。但她对丈夫的信任也未动摇，“我告诉他们，如果人真的是张满杀的，我们家四口人一命抵一命”。

张满的儿子张银锋沾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于2018年被送往强制戒毒所。张满认为，儿子情绪低落与他的案件及其被收容审查时的经历有关，“19岁的孩子，被打得卧床不起，落下了全身疼痛的毛病。”

因吸毒，张银锋的妻子也与他离了婚。眼下，张满的孙子也面临着爷爷案底带来的政审难题：无法入党，不能报考公务员......

保外就医时，张满的父母均已离世，这成为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之一。

谈到与王兴民一家的“积怨”，张满称只有“一时矛盾”，两家人曾经关系很好。上世纪60年代从部队退伍后，张满当过民办教师，也搞过建筑，本案的被害人之一王学科和证人张双社都曾是张满的学生。

从村书记到穷凶极恶之徒，张满一家四代人的命运都受到了波及。出狱后，张满在左肩上纹了一个“冤”字。

张满现在的律师仲若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冤案存在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是刑讯逼供，二是伪造证据。几年前，仲若辛经人介绍决定代理张满的案子，“杀了4个人只判无期，显然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2019年11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审检查建议。2021年12月13日，76岁的张满收到了云南省高院送达的《再审决定书》。

他对前来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自己听力受损，希望庭审中他听不清时可以重复第二遍；二是要追究当年伪造证据的相关人员责任。

今年7月，张满因心脏多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状况已经急剧下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希望法院能够办快点，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讨回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