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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文学是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汉诗创作以镰仓室町时代“五山十刹”的禅僧群体为主。以诗僧为主要创作群体的五山汉诗，与倡导“苦吟”、工于炼句的晚唐诗歌多有牵系，尤其随着五山后期社会动荡、禅林式微，诗僧心境与晚唐诗的衰飒习气亦相契合。景徐周麟(1440—1518)，号宜竹、半隐，近江(滋贺县)人，著有《翰林葫芦集》十七卷。上村观光评价其集，在保存史料的丰富性上可与义堂周信(1325—1388)的《空华集》相媲美;而在文学方面，则与横川景三(1429—1493)的《京华集》一起，被视为文明(1469—1486)以后五山文学的代表性著述(上村观光《翰林葫芦集·解题》)。

景徐对晚唐诗歌的接触，首先来自由南宋周弼编选、主要收录中晚唐近体诗的《唐三体诗》。他忆及幼时从用堂中材学诗:“小子甫五岁，养于先师手。……教以梁千字文、唐三体诗及空和尚外集，皆俾背诵之，忘一字则赐一拳。”(“文明十八年二月住景德寺拈香”语)这种对《三体诗》的记诵濡染之功，于景徐后来的创作影响深远。《三体诗》中清新淡远、晓畅流丽的晚唐律、绝，尤其得到他的青睐，他总结偏爱的诗风即为“幽畅平淡”(《跋东山玉岑珍侍者百诗后》)、“清绝可爱，累累乎端如贯珠”(《光室字铭有序》)。这在景徐集中多有体现，其诗多处化用晚唐此类诗句。如“南朝古寺钟声远，晓梦尚迷烟雨楼”(《便面春日庙》)，乃化用杜牧《江南春》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见枫远不上寒山，咫尺君家几往还。此地停车无鸣道，风吹红叶在松间”(《枫林停车》)，则是句句对应杜牧《山行》;“晓风入梦奉天殿，残月长庚夜夜心”(《送了庵和尚入大明国》)，乃巧用李商隐《嫦娥》“长河渐落晓星沉”“碧海青天夜夜心”，表达对友人的思念。集中还有数首诗，对赵嘏的“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极尽模仿之能事。如“残星数点故人在，一派银河第五桥”(《星夕后逢故人》)、“玉树一声人倚楼，张妃酒醒髻鬟愁”(《玉树后庭花》三首其二)、“残星数点雁横处，起托封书先问君”(《奉寄大明正使堆云大和尚》)等等。在《又次前韵者五篇·其二》中，景徐周麟更直接以“残星数点”形容晚唐诗:“诸老东西才折指，残星数点晚唐诗。”此句一语双关，一方面诗人为禅林的萧条零落深感凄怆，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他心中的晚唐诗歌图景——如“残星数点”所描摹的，幽静淡远又不掩凄清衰飒之色。

因此，景徐周麟的汉诗创作，还承袭了晚唐诗寒僻蹇涩、尖新奇绝之一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寒”与“残”二字的钟爱。寒，既指体感之寒冽，也关取境之寒僻，是晚唐僧诗的一大特征。景徐即有不少诗歌涉及“寒”境，如《炉存火似红》:“五更吹火倚风炉，寒气剥床先及肤。”《次月江试笔韵》:“未识青春度玉墀，余寒思涩和诗迟。”《门前梅意》:“却遭僧气夺春去，月下敲门诗尚寒。”尤其后二首，已明显透露出“郊寒岛瘦”对其汉诗创作的影响，诗僧幽居的枯冷竟把春的暖意也夺去，只留下月下敲门的寒寂，想象可谓尖新。而与“残”相关的意象，在景徐诗中也大量出现，包括残夜、残灯、残星、残梦、残月、残雨等20余种，诗人竟以“残僧”自谓。“残”是一个极具时间性的词汇，指将尽未尽、挣扎着存在却终将湮灭的事物，体现出诗人的枯冷心境和对事物的观照习性，这在“晚唐体”诗歌中即大量存在。如五代诗人李中就将“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视为其最得意的诗句。景徐对“残象”的偏爱，表明他刻意营造一种耽享其中的、寒僻奇绝的意境和愁绪，这既与其时代处境、诗僧身份相合，也与他对“晚唐体”的自觉取资有关。

此外，景徐周麟对晚唐诗风的接受，还体现在他对“苦吟”精神和炼字锻句创作态度的推重。宋人有谓“苦吟不脱晚唐诗”(刘克庄《自勉》)、“(诗)至晚唐而工”(杨万里《黄御史集序》)，已指出晚唐诗人于苦吟中极锻炼之妙的创作特征。景徐周麟亦不掩对这一姿态的效仿，如其《孤吟》:“天外片心堪细论，掉头拍膝月黄昏”，写觅诗的专注和得句的兴奋;“青云不负故人约，尚有敲门觅句僧”(《开窗宜月》)、“可游月下推敲界，莫掷人间壒圾堆”(《答云英》)，则是用贾岛“推敲”之典营造作诗的清雅兴味。在景徐看来，“苦吟”并非是在痛苦穷困的境遇中作诗，而是指写作过程中冥搜觅句的刻苦艰辛，是一种沉浸于“我”与自然兴会无间、冥想推敲的状态，所以他对“月下推敲”之典的运用，更多是标榜作诗时的专注和自得，而非将钩章棘句作为最终的诗美理想。他在为彦龙周兴(1458—1491)的文集作序时说道:“昔育王横川(按:宋僧横川如珙)，其提唱尽去雕巧之弊，独振古风，视彼宋末诸老钩章棘句、攒花簇锦相尚者，如隔天渊。”(《半陶文集序》)“宋末诸老”指的是效仿“晚唐体”的“四灵”和江湖诗派。景徐认为他们虽追摹晚唐，但极尽雕巧藻绘之能事，丧失了诗歌应有的清新自然与吟诗的清雅自得。这又体现出他与“晚唐体”保持疏离的一面。

综上可见，景徐周麟对晚唐诗风的体认是多向度、有选择的，呈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就是一种努力“折中”的接受观念:既推崇晚唐清新流丽的近体诗风，也难以摆脱诗僧身份带来的寒僻蹇涩倾向;既重视苦吟与炼字，又力求避免诗歌的雕琢痕迹，追求“清绝可爱”“诗于穷者愈清新”的诗美理想。

只是受限于身份和时代，理想和创作实践的矛盾有时无法调和。景徐周麟那些写寒残之象、带有僧诗“蔬笋气”的作品并非都“清绝可爱”，因此他对“郊寒岛瘦”又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并以一种“自嘲”的焦虑呈现出来。上文所引“月下推敲”是景徐对贾岛吟诗雅兴的赞赏，但在另一首诗中，贾岛却成为被嘲笑的酸寒之士:“堪笑酸寒贾吟佛，每年除夜祭诗神。”(《诗有神助》)那么同样“苦吟”的自己，便也成为嘲笑对象:“小立近花身入画，栏干影瘦作诗僧。”(《月移花影》)“却遭僧气夺春去，月下敲门诗尚寒。”(《门前梅意》)这种自嘲，几乎成为同时代诗僧“共享”的焦虑。如景徐的师长横川景三，嘲己诗之“寒”:“寺有衰僧诗更寒”(《溪寺余寒》)、“吾诗虽夏亦言寒”(《次韵惟贤藏主》)、“寒于东野是吾诗”(《扇面·孟郊看花图》)。贾岛在他笔下也被调侃道:“用尽黄金徒铸像，唐成吟佛宋诗奴。”(《贾岛佛》)“吟佛”贾岛在宋人风雅面前，更像一个酸寒的“诗奴”，这种落差不可谓不大。大致同时的希世灵彦(1403—1488)，也批评晚唐诗的寒涩难以延续李杜的“光焰万丈”:“灞雪驴边都灭却，不传妙处冷于灰。”(《诗灯》)但他的创作中却也有如“宿火吹炉无小暖，疏星落壁有余光”(《次韵丛侍者萤窗之作》)这样蹇涩的诗句。

进一步言，“自嘲”的前提是承认有“相似”的一面，但又不是诗人理想的样子，因为有更出色的模仿对象，所以造成一种“焦虑”。而这种更理想的模仿对象，就是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人。自镰仓末以降，苏、黄之诗在五山诗坛几成风靡之状:“丛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经，解注之繁，几充栋宇。”(伊藤东涯《杜律诗话序》)与景徐周麟有交的诸僧，也多有讲注苏、黄者。受此风气影响，景徐对风流闲雅的宋人风调颇为景慕，他评价苏轼是“手提诗律唱诸儒，宋二百年唯两苏。”(《诗律到阿虎》)评黄庭坚是继陶渊明之后的“第二达摩”:“谁知第一达摩髓，分付江西鲁直诗。”(《又次韵岁寒老人达磨忌之作》)而《翰林葫芦集》中也多有作品写日常生活的闲散意趣，风格冲澹闲远。这也就解释了景徐周麟为何将“幽畅平淡”“清绝可爱”视为诗美追求，以及为何更青睐晚唐清新淡远的诗歌，除了其禅宗背景，“宋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然苏轼之横迈超绝、山谷之学养富赡，和老杜的沉郁顿挫一样难以步趋，相较之下，晚唐诗的锻炼工稳则意味着有迹可循，可以之为门径，溯源而上;而其清新幽远亦可结合禅居生活，合其环境与心境，此时“晚唐”便成为诗僧们“倒逼”之下的诗风选择。

总之，以景徐周麟为代表，后期五山诗坛对晚唐诗风的接受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慕其流畅婉丽、炼字工稳、尖新奇绝，却又为无法摆脱枯槁寒涩的诗风而苦恼。这一方面缘于晚唐诗歌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效法对象，另一方面，也与景徐周麟的身份境遇、五山诗坛风行的“宋调”影响有关，体现出唐诗在日本汉诗创作实践中产生的影响和流变，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来江户时期声势浩大的“唐宋诗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