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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表是封建统治者传播和弘扬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是由地方官申报朝廷，由朝廷赐以匾额，或者批给银两建造牌坊，还要免去被旌表者的家庭赋税。这种制度，历代奉行不替。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八月，朱元璋接到一个礼部申请旌表的奏章，翻阅几页以后，便勃然大怒，拿起笔来批道：

“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逮治之。”

意指百姓无知，杀掉自己儿子，竟然还妄想申请旌表，实乃灭绝人伦，应该马上抓起来治罪。

那么身为父亲为什么要杀死儿子呢？杀死儿子为什么还可以申请旌表呢？朱元璋又为什么大发雷霆呢？

事情发生在青州府日照县，有个名叫江伯儿的人，是个极为孝顺的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母亲。有一天，母亲得了重病，江伯儿四处求医，就是治不好。病急乱投医，江伯儿找到一个仙姑来跳大神。

跳大神在古代是一种职业，从事此职业者，用活人与死人邪祟沟通的方式询问吉凶，充满了神秘与荒诞的色彩。

跳大神者大多数是骗子，因为他们以此谋生，其主要目的是赚钱，也难免为钱而忘义。

江伯儿所请的仙姑，号称是何仙姑。这位何仙姑并不是传说中的青春少女，因为吃了云母粉，不但身轻如燕，而且健行如飞，能够驾云驱雨，而是一位五十余岁的老太婆。

老巫婆在假装昏迷之后，讲道必须心诚才能治好老太太的病。江伯儿跪求仙姑，让她指示如何才能表示出心诚。仙姑慢条斯理说道：“东汉时期有个名叫李妙宇的女子，因为公公得病，于是就从自己身上割下几块肉，作为药引疗养公公，最后公公痊愈了。如今朝廷表彰孝行，如果你能行此法，表达孝义，一旦得到旌表，不但给予银两建牌坊，还能免去赋税，这可是一举多得。”

江伯儿觉得此法可行，当即在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放在药罐里煎熬，但自己因为血流不止，随后昏死过去。仙姑见状，怕承担人命官司，立刻就逃之夭夭了。

江伯儿许久才苏醒过来，他第一件事就是问药熬好没有。妻子见状，劝他好好休息，说自己已经伺候婆婆吃了药。可江伯儿如何答应？他忍住疼痛，亲自将带有血肉的药喂母亲吃下，看到母亲服药躺下后，自己只能在一旁焦急等待。

带有血肉的药哪里真的能够治病？江母醒来后，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没过多久，她便呕吐起来，不但把服入的药全吐出来，而且更加面无人色，不久便昏死过去。

江伯儿大惊失色，割肉不仅没有治好母亲的病，还导致母亲病情加剧，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得到处寻找大夫。

为了母亲的病，江伯儿几乎把青州所有的医生都请过了，但都没有效果。所以他来到泰山东岳大帝庙来祈祷上苍。

泰山为历代帝王封禅之地，早在秦汉时就有了集市，到了唐宋时期演变为规模很大的东岳庙会，至明代则更为热闹。

江伯儿来到庙会就找到一个卦摊来算卦，这位算命先生虽然不能说才富五车，却也熟知历史典故，得知情况之后，便振振有词地讲起历史典故来。这位算命先生能言会道，得知江伯儿为了治疗母亲的疾病，竟然割股救亲，便说：“割股疗亲，乃是为人之子的至诚，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乃是一种至孝，但不足以感动上苍。如今，朝廷旌表孝道，凡是割股疗亲者，多能够得到旌表，所以割股者多，没有什么太稀奇。若是要救你娘于重病之中，感动上苍，使圣上为之动容，就要有新奇的办法，绝不能效仿他人！”

江伯儿听到以后，便问如何才能治愈母亲的疾病。算命先生闭上眼不说话，江伯儿明白算命先生的用意，便递过去五十文钱，请求他为自己出谋划策。算命先生睁眼一看，觉得钱少，又闭上双眼，江伯儿只好再拿出五十文钱，然后不断恳求。

算命先生觉得钱合适了，便说：“刘宋的时候，有个名叫郭世通的人，家境贫苦，自幼丧母，父亲也在续弦后不久离世。可令人钦佩的是，他不但没赶她继母出门，而且继续帮人做工赚钱来赡养继母。后来娶妻生子，这个贫困之家生活更加艰难，郭世通夫妇唯恐不能侍养继母，便流着眼泪把孩子活埋了。继母死后，他们夫妻背土做墓，被时人称为仁孝。刘宋元嘉四年，朝廷派遣使臣巡行天下，使官得知其事迹，便上表陈述。宋文帝得知，为之动容，下旨嘉奖，亲写敕书榜文，旌表其门闾，免除其家的租调。郡太守更是为其请官，他却辞而不受。你想一想，没了儿子，还可以再生，而免去租税，还能当官，这可是机会难得的事情。这个郭世通是有些迂腐，请官却不受，但也能名垂青史。”

说完这些，算命先生顿了顿，接着说道：“你可知道许多地方有郭巨庙吗？那个郭巨乃是东汉时人，因为家里贫困，父亲又早逝，供养母亲艰难，再养活三岁的儿子，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他与妻子商量，想把儿子埋了，以便节省粮食供养母亲。妻子无奈，只好答应，等郭巨挖坑埋儿子的时候，却挖出了一大瓮黄金，人们都说这是孝行的回报。有了黄金，也不用再埋儿子了，供养母亲也不难了，如今还有庙宇供奉其金身，你说神奇不神奇呢？这天底下，最重是孝，有了孝行，就可以感天动地。在下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

江伯儿听完算命先生的话，暗暗点头，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于是他来庙中许愿并发誓道：“如若母亲大病能得痊愈，我自将幼儿伺奉神灵。”

江伯儿回到日照县，把从庙里带回来的香灰与药共煮，给母亲服用几剂药之后，也可能是凑巧，他的母亲居然真的痊愈了。

母亲的病好了，江伯儿此时却乐不起来，因为他曾经许愿，让自己的儿子伺奉神灵。可这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如何下得了手呢？但他家徒四壁，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又想到算命先生的话，郭巨杀子能够得到黄金，而当今朝廷旌表孝行，即便是得不到黄金，也可以免除赋税，更能光耀门楣。自己现在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孩子。就这样，江伯儿思量了许久，不断地权衡利弊，最终带着孩子，再次来到泰山。

父子一同跪在神像前，江伯儿祈祷完毕，忽然拔出刀来，在儿子颈上一抹。三岁小儿哪有什么气力，来不及呼喊，便倒在地上。

东岳庙人山人海，青天白日，又在神像前杀人，已经让人们目瞪口呆，杀人者又口口声声地说是杀自己的儿子来还愿，更让人们难以理解。人声鼎沸之下，马上就惊动了官府，官吏当即将江伯儿拿下，将他押解到济南府审讯。

济南府知府审讯得知江伯儿是杀子以治疗其母，而历史上又有郭世通入孝义传，曾经得到刘宋文帝的旌表的先例，但近年来，还没有杀子以治疗母亲的事迹。济南知府大喜，急忙将此事上奏给皇帝，期望皇帝能够给予江伯儿旌表，自己也有政绩，升官有望。

奏折上报后，却不想朱元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下旨将江伯儿治罪。按照《大明律》的规定：

“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因为这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案件，就应该从重量刑，所以地方官将江伯儿拟为杖一百，流放到海南岛。

东汉末年赵岐在其集注《孟子章句》中解释了三种不孝的行为：一是对父母一味顺从，即便是看到父母有过错，也不上前劝说，就是陷父母于不义；二是家境贫穷，自己不努力去当官做事挣钱来供养父母；三是没有子孙后代去光宗耀祖，所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所讲的是传统孝行，虽然不能完全适合于现代，但虎毒不食子。且不论心狠的父亲是如何想的，当孩子的奶奶得知孙子被杀，乃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她会如何想呢？以常情而言，不但不忍，更无颜活于世上。果不其然，江伯儿的母亲得知此事之后，便上吊自杀了，而江伯儿之妻本就为儿子的死而悲痛不已，又眼睁睁看到婆婆上吊，丈夫被流放，也上吊自杀了。一个本来应该和睦的家庭，就这样被毁灭了。

江伯儿被判了刑，朱元璋认为这种事情关系民间风气，更关乎如何看待孝道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策上的修订，恐怕百姓还会做出这种违反人道的事情，所以命令礼部重新修订旌表孝行事例，以颁行全国。

根据皇帝的指令，礼部修订了旌表孝行事例，其重点当然是禁止残害身体以治疗尊长的愚昧行为。礼部认为，作为子女奉行孝道，就在于尊敬父母，使父母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父母有病就应该请良医治疗，至于到神前呼告保佑，陈词恳切，也是为人子女至诚之心的体现，这些都是正常的孝道。至于有些人以卧冰割股的方式来奉养、治疗父母，这根本就不是正常行为，虽然在汉代曾经出现过，但也不是值得称赞的行为。

割股疗亲，对人的伤害极大，大概率会使人丧命，儿子死了，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基于这种现象，礼部提出：

“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例。”

也就是说，以后再出现割股卧冰的行为，朝廷不再予以旌表了。朱元璋同意了该提议，确定了残害身体的行为将不会得到旌表的原则，但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

有研究者统计，整个明朝曾经有六百一十九名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治病，割肉的部位有大腿、胳膊、手指、耳朵、腰、膝、腹等。这种鲜血淋漓的自残行为，虽然按照制度不给予旌表，但事例中一句“亦听其所为”，也就默许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而地方官倡导，士绅出资表彰，也使这种行为难以禁绝。有明一代出现如此众多的残害身体的现象，也是朱元璋没有明文严厉禁止所致。

明代人对于朱元璋不再给予割股、割肝等自残身体治疗尊长的行为予以旌表的决策，大多数是持赞扬的态度，认为“太祖之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但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对于割股卧冰等行为的默许有些不妥，而对于残杀儿子以孝双亲的行为仅仅处以杖流，也不敢苟同。

如明代大儒方孝孺在《逊志斋集》中论述刘宋文帝敕榜表彰郭世通的孝行，认为这种行为绝不可被后世仿效，有如韩愈所讲：“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复旌其门！”对于这种恶劣的行为不加以严惩，不但败坏社会风气，更也有失人道，是“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

对于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默许，就是他认为，“养生送死，人子之至情”，既然是子女以至情孝顺父母，也就没有必要强行要求他们不要去割股卧冰。殊不知天地之间，人道为重，用损坏身体的做法去慰藉父母，不但有悖常理，而且更谈不上什么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