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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西北疆域的开拓与西北宗藩体系的建立，是清朝与准噶尔汗国长期对峙与角逐，并最终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的结果。布鲁特即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是清朝西北藩属之一，与哈萨克一同被清廷视为捍卫西北边防的两大“屏藩”[1]。清朝与布鲁特的宗藩关系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清朝与布鲁特的直接接触非常晚近，雍正后期与乾隆前期，一些脱离本土、纳入准噶尔汗国内部的布鲁特人投奔清朝，双方的直接接触才得以发生。[2]清朝真正与游牧于西天山地区的布鲁特部众交往，更晚在清军追击叛逃的准噶尔部众之时。清朝最初对布鲁特的认知，建立在传闻和想象的基础之上。这些传闻来自西北两路清军与准噶尔对峙时所获情报。清朝对布鲁特的早期认知，不仅在清代汉文资料如《清实录》和诸种方略中有零星记载，在清代满汉文档案中也多有所见。
关于清朝与布鲁特的早期关系，学界极少有人关注。窦忠平《1697—1760年布鲁特与清朝政治关系研究》一文曾做过开创性的研究。该文认为：第一，在乾隆朝清军正式进军准噶尔之前，布鲁特处于准噶尔汗国统治之下，不满于准噶尔的统治，持续开展反抗准噶尔的斗争。第二，虽然当时清朝并未与布鲁特建立直接联系，但布鲁特反抗准噶尔的活动牵制着准噶尔东进与清朝对抗和角逐，在客观上减轻了准噶尔对清朝的威胁。清朝也意识到这一点，对布鲁特保持重视，试图联合布鲁特打击准噶尔。[3]这些观点是颇有见地的。然而，该文表现出一些明显缺陷，在史料使用上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一些基本史实的论述存在错误，其基本论点“清朝与布鲁特实际上（或客观上）已经结成了反抗准噶尔的联盟”这一表述并不确切，称布鲁特处于准噶尔汗国统治之下也不符合史实。准噶尔汗国并未对西天山地区的布鲁特实施统治，这一地区的布鲁特部众只不过是臣服于准噶尔，定期纳贡。并且，布鲁特对准噶尔的威胁和牵制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是否如清廷所愿具有实际效力，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借鉴和商榷该文的基础上，依据清朝有关满汉文档案，结合《清实录》和相关方略等汉文史籍的记载，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考察。
一、清朝对布鲁特的早期认知
目前所见汉文史料中有关布鲁特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清圣祖实录》中。两书在这方面的记载基本相同，唯在详略和专有名词的译写上存在差异。康熙三十六年（1697），率军侵扰喀尔喀、对抗清廷的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兵败身亡。当年五月，清朝礼部议奏举行盛大的庆功祭告典礼、纂修《平定北寇方略》，康熙帝在总结接纳喀尔喀归附、亲征准噶尔的缘由时称：
喀尔喀、厄鲁特原皆纳贡之国，因其交相不睦，屡谕和好，乃仍构衅，致启兵争。噶尔丹曾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牙尔勤、哈思哈尔、赛尔门、土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喀尔喀焉能抵敌。[4]
从这一记载可以获得两方面的信息。其一，布鲁特是作为被噶尔丹征服的对象进入清廷视野的。清廷获知，噶尔丹时期，准噶尔汗国势力强盛，征服了西域众多地方。康熙帝详细列举了这些地方，以论证喀尔喀难以与准噶尔抵敌，需要清廷出兵拯救。其二，当时清廷对西域地理知识的认知非常模糊，充满想象和误解，不但将布鲁特、哈萨克两游牧部族混同于中亚布哈拉汗国所属的撒马尔罕、布哈拉两城，以及天山南麓的叶尔羌、喀什噶尔、吐鲁番等城，且将这些部族和城市均称为“国”。此处的“国”当系满文“gurun”的汉译。“gurun”一般与“国”对应，但也有“部落”“部族”之意。将布鲁特、哈萨克、布哈拉视为政权，称之为“国”，并无不可。将布鲁特视为一个部族，在用汉文表述时误译为“国”，也可理解。但是将当时中亚和天山南麓的众多城市都称为“国”，并不符合史实。这说明清廷当时对西域的地理知识和政治格局所知甚少，故将听闻的地名都笼统地视为“国”。
噶尔丹率领大军东侵喀尔喀之时，其侄策妄阿喇布坦于康熙三十年（1691）占领准噶尔汗国的根据地伊犁，将天山南路纳入自身统治之下。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后，策妄阿喇布坦开始西征，哈萨克被其征服。[5]这样，阿尔泰山以南的准噶尔汗国本土逐渐为策妄阿喇布坦夺取。清廷利用这一局面，联络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对付噶尔丹，致使噶尔丹腹背受敌，无路可退，最终败亡。清廷试图使策妄阿喇布坦保持对清朝的驯服和好，但对其并无信任。策妄阿喇布坦是一位颇有才略的人物，并非无能之辈。噶尔丹死后，策妄阿喇布坦正式成为准噶尔汗国首领。最初一段时间，策妄阿喇布坦慑于清朝击败噶尔丹的余威，表面上对清廷保持驯服。实际上，策妄阿喇布坦继续推行噶尔丹时期的政策，四处征讨，对内则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此时，准噶尔汗国的实力更加强大，在亚洲内陆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雄踞西域，与清朝对峙。到康熙朝后期，策妄阿喇布坦不时派兵对清朝西北边界进行骚扰和挑衅，甚至企图染指青海，一度侵占西藏，对清朝构成严重威胁。
准噶尔以武力征服了亚洲内陆众多部族和城市，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不稳固，不满和反叛时常发生，准噶尔不断调兵进行镇压。准噶尔对布鲁特的征服和控制也是如此，清廷不时获知布鲁特与准噶尔为敌、准噶尔用兵布鲁特的情报。这致使清廷认为，布鲁特对准噶尔的敌对和反抗是让准噶尔不敢大肆东进的重要因素，布鲁特是清朝抵制和打击准噶尔的一个潜在“盟友”。布鲁特的活动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普遍重视。在清朝与准噶尔对峙过程中，清廷在商讨西北边防事务以及与准噶尔谈判议和时，布鲁特因素对准噶尔军事行动的消极影响时常被清廷所考虑。
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到青海向清廷上奏疏，扬言要攻打西藏，征讨第巴桑结嘉措。驻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将此事奏报清廷，引起清廷警觉。清廷在商讨对策时，康熙帝认为：
策妄阿喇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喀喇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恶，故其附近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皆相仇雠。欲悉军大举，则路既难行，且无留护其妻孥者。若兵单力弱，断难成事。惟有奋激而行，妻孥与俱。幸而有济则已，无济，则有归附土伯特之谋而已。[6]
康熙帝断定策妄阿喇布坦必不能前往攻打西藏，一个重要理由是他认为当时布鲁特和哈萨克诸部都与准噶尔为仇敌，成为准噶尔的“后顾之忧”，使策妄阿喇布坦不敢倾全力进攻西藏。此处，康熙帝将布鲁特称为“部”，视为一个部族。
又如，雍正十年（1732）额尔德尼昭之战后，清朝和准噶尔开始议和划界，双方关系进入长达二十年的和平交往时期。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驾崩，九月，乾隆帝继位。乾隆帝继续推行与准噶尔议和划界的政策，但是对于这一政策，清廷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为了使这一政策顺利实现，乾隆帝刚一继位，即于当年十月向王大臣论证撤回北路大兵、与准噶尔议和的可行性。他认为准噶尔短时间内必不敢再侵扰喀尔喀：
纵使准噶尔贼寇复萌侵扰喀尔喀之意，但越阿尔台岭远行数千里，兵寡力微，岂能获利？如欲大集其众而来，近者自额尔得尼招大创之后，锐气已折。又历年经我两路大兵拒截，人马伤残，亦安能一时遽为整理？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构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然在我惟当严为之备。[7]
在此，与前述康熙帝的想法一样，乾隆帝认为，布鲁特与哈萨克对准噶尔后方构成的威胁，是迫使准噶尔不敢倾其全力深入清朝境内侵扰的重要外部因素。
康熙朝后期和雍正朝前中期，清廷虽在西、北两路驻扎重兵，但一直力图和平解决与准噶尔的矛盾，通过谈判划定双方边界，维持和好局面。清廷在劝诫准噶尔首领息兵议和时，多次将布鲁特等周边部族和政权与准噶尔的敌对情况作为谈判的筹码。康熙帝曾亲自拟写敕书一封颁给策妄阿喇布坦，敕书中称：
禁止尔商使前来，乃因尔将我使皮禅囚于布哈地方看守，故断尔商使前来。尔去年遣使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本年又遣使求朕，尔疏内所言乞求安逸众生一语，朕以为甚是。朕之所为，唯安抚天下众生耳，而非霸取他人所有。尔北临哈萨克、布鲁特皆为敌人，不能会盟，故而停止。此次于围场遇尔使人，朕恩恤有加，尔等之生计，我们俱知悉也。尔等之人皆由各处会聚而成，真正之兵马甚少。我此处诸事俱不隐瞒，故于尔亦明知耳。尔若在，于我等亦有利，尔若不在，则哈萨克、布鲁特人皆如牲口，难道进入尔地不生事耶？[8]
该敕书无年月，颁发的具体时间待考。当时，康熙帝倡议策妄阿喇布坦率准噶尔与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会盟，共商和好。从敕书内容看，策妄阿喇布坦以准噶尔后方[9]“哈萨克、布鲁特皆为敌人，不能会盟”为由，拒绝参加会盟，康熙帝只得作罢。为了表示对策妄阿喇布坦的友善，康熙帝在敕书中诚恳表示，他并非意图消灭准噶尔、置策妄阿喇布坦于死地。策妄阿喇布坦在世，于清朝、于准噶尔都有益。康熙帝将布鲁特视为对准噶尔的威胁，认为策妄阿喇布坦若不在，哈萨克、布鲁特必将进入准噶尔生事。康熙帝将哈萨克、布鲁特比为“牲口”，虽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偏见，但其重点在于向策妄阿喇布坦强调哈萨克和布鲁特构成对准噶尔的潜在威胁。
为了招降策妄阿喇布坦和劝说策妄阿喇布坦认罪息兵，清廷多次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名义致书策妄阿喇布坦。其中一封书信写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军入侵西藏之初。该书信数落策妄阿喇布坦侵犯哈密的过错，将其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劝诫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向清廷谢罪，以免清朝出兵，保全自身性命和准噶尔部落，“以为抵制逆教哈萨克、布鲁特、白帽、俄罗斯之屏藩，安居乐业，尊崇宗喀巴教，两世无悔，生而荣耀，死而无辜，且祖父之名、属地奴仆皆可保全矣”[10]。书信中称布鲁特、哈萨克、白帽回人和俄罗斯与准噶尔“逆教”，即宗教信仰不同，是准噶尔的威胁和敌对势力；劝说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谢罪与修好，以便崇奉“宗喀巴之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抵制布鲁特、哈萨克、回人和俄罗斯。
雍正帝继位后，更是尽力表达诚意，争取通过和谈解决与准噶尔的纠纷，划定边界，建立和好关系。雍正七年（1729）秋，和谈初见成效。在清廷劝说下，准噶尔汗国继任首领、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臣特磊携带奏疏，将在青海发动反清叛乱失败后逃奔至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解送清朝。然而，特磊等行至距离巴里坤不远的伊尔布尔和邵地方时，遇到逃回的三名蒙古人告称，西路清军总督带兵三万从哈密一路前来。故噶尔丹策零将罗卜藏丹津截回伊犁，唯派特磊携带奏疏进京。[11]这致使清准关系迅速恶化，战争一触即发。
雍正八年（1730）五月，清廷向噶尔丹策零发出最后“通牒“，理藩院派遣两名使臣携带致噶尔丹策零的咨文一封，随同特磊前往准噶尔。咨文内叙述了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归顺清廷、编旗设佐、安享太平的情况，劝诫噶尔丹策零尽速决断，归顺清朝，交出罗卜藏丹津以及已经归顺清朝的准噶尔贵族滞留于准噶尔的部众，接受清廷封授和编旗设佐，否则即发大兵进攻准噶尔。咨文以布鲁特等周边部族与准噶尔的敌对情况为筹码，要挟噶尔丹策零：
再，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皆为尔敌。此数国与我通使，友好相处，台吉尔稔知。台吉尔皆能遵行，我等同为一家，则我等派使臣至该数国，调解尔等相好，永行制止战乱，与台吉尔及属下众人甚是有益，且亦有益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12]
清廷认为布鲁特、哈萨克、土尔扈特、俄罗斯均与准噶尔处于敌对状况，准噶尔四面受敌，处境极为不利。清廷还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此数国与我通使，友好相处”。实际上，雍正朝虽曾遣使与俄罗斯和土尔扈特建立友好关系，但并未与布鲁特和哈萨克通使，也未发生任何联系，与布鲁特、哈萨克“友好相处”纯属虚构。清廷编造与布鲁特、哈萨克的友好关系，劝诫噶尔丹策零遵从清廷旨意，许诺噶尔丹策零如果遵从，清廷可以遣使“该数国”，居中调解，使其与准噶尔和好相处，永无战乱。言外之意，如果噶尔丹策零不遵从，清廷亦可遣使联合“该数国”一同打击准噶尔。咨文中将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均称为“国”。俄罗斯自不待说，哈萨克、土尔扈特也有各自的汗国，但布鲁特并未建立汗国，也无统一政权，部落众多，分散而居，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可见，此时清朝仍然对布鲁特缺乏了解。清廷的劝诫和要挟并未生效。实际上，清廷此时已做好战争准备。噶尔丹策零也并未受布鲁特、哈萨克、土尔扈特、俄罗斯牵制，而是调遣和预备重兵，于雍正九年（1731）与清朝开战，在和通泊之战中大败清军。
二、清朝早期联络布鲁特对抗准噶尔的尝试
由于对布鲁特有此认知，清廷确实试图联络布鲁特来制衡和打击准噶尔。史料记载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西路前线将领谋划联络布鲁特夹击策妄阿喇布坦的一次大胆设想。事情起于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袭击哈密。哈密、吐鲁番原为叶尔羌汗国统治的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出兵将其占领。[13]哈密阿奇木伯克额贝都拉投降准噶尔，被封为达尔汉伯克。康熙三十五年（1696）昭莫多之战后，清军大败噶尔丹，取得决定性胜利。额贝都拉决定降清，当年九月派遣使臣纳林伯克上表进贡，表示归顺。康熙三十六年（1697），额贝都拉俘获噶尔丹之子色卜腾巴勒珠尔及其亲属，献给清朝。[14]噶尔丹死后，其族子丹济拉携噶尔丹尸骸进入哈密，额贝都拉遣长子郭帕伯克将其护送至京城，并请求清廷赏给敕印，将一部分哈密人众迁往肃州，“年年朝觐报信，不致有误”，为清廷所准。[15]清廷封额贝都拉为一等扎萨克，赐给扎萨克敕印，仍留达尔汉名号。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按照蒙古体例，在哈密编设旗分佐领，推行盟旗制度。[16]这样，哈密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成为清朝西进和防守准噶尔的一个据点与情报站，由额贝都拉及其子孙世袭统治。
策妄阿喇布坦意图夺回哈密，不断发动袭击和骚扰。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喇布坦派兵偷袭和抢掠哈密。[17]这推进了清廷出兵准噶尔的计划。吐鲁番与哈密交界，是准噶尔汗国东部的咽喉要地。当年六月，西安将军席柱、吏部尚书富宁安遵旨议奏在当年攻取吐鲁番，二人向清廷建议：
定吐鲁番后，两索尔通一面各自平定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回子，一面向哈萨克、布鲁特报信。臣等所带满洲、绿旗兵八千名，炮、鸟枪、火器甚多，蒙圣主威福，非惟取吐鲁番甚易，即策妄喇布坦亲自前来救援，亦将被剿灭。平定吐鲁番后，臣等所领之兵视吐鲁番布克达山阴一面水草之地暂驻扎，等候自喀尔喀进讨之大军消息，两军互通消息进兵……若我军随喀尔喀军，从科布多、额尔齐斯，直捣策妄喇布坦巢穴，噶斯路之军已守，且臣等此路之军自吐鲁番进兵之时，此三路之军也可扼住策妄喇布坦，俾其穷竭至极。由是，臣等可视合适近处，遣员劝降，若策旺喇布坦不降，即会同剿灭之。[18]
这一建议为清廷采纳，只是将攻取吐鲁番的时间推迟到次年。由于未能找到有关后续奏报，席柱和富宁安联络布鲁特和哈萨克夹击策妄阿喇布坦这一计划的执行情况尚不清楚，极有可能是不了了之、无果而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清军击败进犯哈密的准噶尔军，进而西进吐鲁番。康熙五十九年（1720），吐鲁番归附清朝。[19]这样，准噶尔汗国统治下的天山东路哈密和吐鲁番两地都纳入清朝版图。这是史料所载清朝意图联络布鲁特夹击准噶尔的最初尝试。
三、清朝早期所获关于布鲁特的情报
这一时期，清朝虽然与布鲁特并无直接接触，但上至皇帝，下到边臣，都认为布鲁特与准噶尔为敌，敌视和抗击准噶尔，可以牵制准噶尔的东进，是清朝对抗准噶尔的潜在“盟友”。清朝产生这样的认知和想象，并非没有根据。这种判断是建立在有关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传闻基础之上的。清廷不时获得关于布鲁特与准噶尔敌对的情报，途径有二：一来自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的口供；二来自清朝出使准噶尔汗国的使者探报。自雍正初年起，清廷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关于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情报。
早在图理琛的《异域录》中即提到布鲁特。图理琛，正黄旗满洲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奉旨跟随殷札纳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廷，经喀尔喀，取道俄罗斯，到达土尔扈特部游牧地，会见阿玉奇汗，康熙五十四年三月还京。图理琛返回后将沿途见闻撰述成书，即《异域录》。书中简述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列举了俄罗斯“西北诸国名目”和“南面所有诸国部落名目”。其中，“南面所有诸国部落名目”包括土尔虎特（turgūt）、哈拉哈儿叭（harahalbak）、哈萨克（hasak）、策旺拉布坦（dzewangrabtan）、布鲁特（burut）、莽武特（manggūt）、布哈尔（buhar）、哈萨儿巴什（hasalbasi）、伊尔钦（irkin）、哈什哈儿（hasihar）、库策（kuce）、阿克苏（akso）、吐尔们（turamun）、沙障（sajang）。该书中仅此一处提到布鲁特。书前冠有亚欧大陆的汉文和满文地图各一幅，但图中没有绘入布鲁特。[20]这表明，图理琛在出使途中，曾听闻布鲁特的名字。但他除了知道布鲁特是位于俄罗斯以南的“诸国部落”外，对布鲁特似乎并无更多了解。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准噶尔军袭击哈密时，清军俘获数名准噶尔兵，其中有一名叫作满济[21]的土尔扈特人。满济被哈密回人佐领色珀尔解送至京城。当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亲自向满济详细讯问策妄阿喇布坦此次袭击哈密的缘由、经过以及准噶尔的内部情况。满济供称：
去岁，策妄喇布坦之子率兵一万往征安集延地方之布鲁特，我亦曾随军前往，因地方恶劣，马匹羸瘦，五百兵虽被杀投降，但收获并不多。兵既返还，已染彼地瘟疫。因出痘、瘟疾，我托布齐部落人死亡百余男丁，据言于策妄喇布坦所居伊犁地方亦死亡多人……又准噶尔属下厄鲁特骄矜，扬言其人有七万八万之众，出兵哈萨克、布鲁特地方，派兵一千则声言派兵一万。我土尔扈特合计为一万人，又佯称为五万人。策妄喇布坦之兵，略计有二万，加之其喇嘛及好坏人等，有三万人。如今，于哈萨克、布鲁特、阿尔泰等诸地，均驻军设防，每年用兵，人心恐慌。[22]
根据满济供词，康熙五十三年（1714），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子率兵一万征讨安集延地方的布鲁特，托布齐宰桑属下兵丁被抽调前往。满济就在其列，随军参加了战争。准噶尔军出师不利，五百兵被杀、被俘，又在安集延感染瘟疫，返回后出痘患病死者甚多。满济又称，策妄阿喇布坦每年在布鲁特地方驻军设防，时常用兵，人心恐慌。策妄阿喇布坦调拨这么庞大的军队出征安集延地方的布鲁特，当地布鲁特必定会发生大规模反叛。尽管准噶尔兵力如此众多，却仍然遭遇败仗，可见，准噶尔对布鲁特的控制极不稳固，反叛时有发生，策妄阿喇布坦不得不在布鲁特地方常年驻兵防守，不时派兵镇压反叛。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康熙帝命理藩院尚书赫寿以己意作书劝谕拉藏汗的上谕内记载，统领驻扎巴里坤地方兵丁的将军富宁安率领先锋兵出击准噶尔，俘获准噶尔哨兵两名。这两名哨兵供称：“策妄阿喇布坦仍住伊本处，与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皆为雠敌。”[23]就在当年，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入侵西藏，袭杀拉藏汗，占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七月，土尔扈特人萨木坦从大策凌敦多布军中逃出，投诚于驻扎青海柴达木的清军。萨木坦供称：
自策妄喇布坦处，向招地遣人，行一月即至。去年九月使者前来一次，再无人来，亦无消息。众惊怨，哈萨克、布鲁特来伐，堵截我等游牧……再据准噶尔人哈什哈又告我称：闻前来之使者语，乘哈萨克、布鲁特堵截我等游牧之机，噶尔丹丹津逃出，归入俄罗斯，未明确告知系率兵前往或只身前往。[24]
看来，准噶尔大军入侵西藏后，哈萨克、布鲁特乘机袭击和骚扰准噶尔后方。噶尔丹丹津（又译为“噶尔丹丹衷”）乃拉藏汗之子，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为妻，被掳至准噶尔。根据该档案，当时有传言称噶尔丹丹津乘哈萨克、布鲁特袭击和侵扰准噶尔游牧之机出逃俄罗斯。
雍正元年底，策妄阿喇布坦派遣使者赴天山南路各城清查户口、牲畜、财物、地亩数目，引起各城回众不满。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回众起而反抗，纷纷杀死准噶尔驻守卡伦人员和使者，向清朝遣使，意图归附。雍正二年（1724）初，库车城伯克背叛策妄阿喇布坦，杀准噶尔人，拿获准噶尔使者衮楚克一名，将其解送于清朝驻吐鲁番军营投诚。据衮楚克供称：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到库车城。有衮楚克、桃赖、门都、朋楚克四人正在清查之时，从乌什、阿克苏城派人来称，在乌什城之布鲁特诺依郭特部叛乱等因，令库车城巴图尔伯克率兵星夜赶来救援。巴图尔伯克率领三百兵，衮楚克我等四人亦同往，与阿克苏城之兵会师，来到乌什城，与背叛之布鲁特相持。于是，该驻地哈克沙尔之讷克依、莫依诺特等，亦率二百兵前来，与巴图尔伯克等会师，并派人去询问布鲁特：尔等因何背叛？只不过与尔阿奇木鄂泽尔伯克不睦所致矣。尔等投诚为好，否则必伐尔等等语。伊等亦派人来言称：并非背叛于策妄阿喇布坦，亦非不睦于巴图尔伯克、阿吉伯克，只与我阿奇木鄂泽尔伯克不睦而已。如今，我等已拿获阿奇木鄂泽尔伯克，拟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处陈述其情，请巴图尔伯克尔等亦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处等因，互相盟誓毕。住二宿后，于第三日，乌什城阿力尼咱尔伯克与布鲁特奇布察之阿布都里木伯克、布鲁特诺依郭特之阿尔苏伯克、呼鲁木什伯克曰：尔等不可投降，我等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征战云云。闻此之后，巴图尔伯克逃往阿克苏城，而讷克依、莫依诺特也逃往其所住之地哈克沙尔。阿力尼咱尔伯克率领布鲁特兵追赶前来，掩杀巴图尔伯克等之兵丁，而衮楚克我等四人也逃回库车城。[25]
“布鲁特诺依郭特部”即布鲁特诺依古特部，“布鲁特奇布察”即布鲁特希布察克部。从这份档案可以得知，雍正元年（1723），策妄阿喇布坦所派衮楚克等四人来到库车城清查户口和财产时，乌什城的布鲁特诺依古特部发动叛乱，抓捕了策妄阿喇布坦任命的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鄂泽尔。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库车城巴图尔伯克率兵前去乌什城救援，劝说诺依古特部投降。然而，在乌什城伯克阿力尼咱尔号召下，诺依古特部首领阿尔苏伯克、呼鲁木什伯克没有向准噶尔妥协，而是与布鲁特希布察克部首领阿布都里木伯克一同继续反叛，攻打巴图尔伯克所率准噶尔军。巴图尔伯克狼狈逃回。
雍正二年底，清廷派遣内阁大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拉锡、总管京城喇嘛事务副扎萨克达喇嘛楚扬托音等人前往准噶尔，向策妄阿喇布坦颁发敕书，进行和谈。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宰桑阿拉木扎木巴车木伯勒照料众佛保一行。车木伯勒所派照料众佛保的仆人中有一人名叫罗卜藏朋苏克，系和硕特人，其母是已经归附清朝的和托辉特贝勒博贝的近族姊妹。罗卜藏朋苏克意图归附清朝，投奔其舅博贝，遂暗中主动向众佛保表述心迹。众佛保乘机向罗卜藏朋苏克打探准噶尔汗国内情，询问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回众叛乱缘由，以及布鲁特、哈萨克、俄罗斯与准噶尔的关系如何。罗卜藏朋苏克告知众佛保：
阿克苏、库车、乌什城等处地方回子，已杀害卡伦人员叛乱是实。平时仍派使臣至回子城，至于因何派遣使臣，我等之人不得而知，或许由于我浑台吉怀疑回子十一城旧首领不忠，是以俱行罢免，而另派与浑台吉要好之回子补缺。且所征收之赋役甚重，因而旧首领等甚恨，属下回子等亦倾心诚服，故该被罢免之首领等率众杀卡伦人员叛乱，新补放之首领亦败逃。浑台吉闻讯后，即派寨桑色因察克、色布腾、诺尔布达什、古穆扎布，率领六千兵丁，于三月间启程前去。阿克苏、库车之首领见事不妙，当即来此投顺，故无甚碍，仅将起事者查而杀之。前曾从布鲁特地方移驻二百人于乌什城，当我兵抵达后，乌什城回子伙同二百名布鲁特人，修筑城垛，坚守城池，与我兵死战近二十日。由于乌什城力单，不能坚守而致失陷。将乌什城之人，俱行屠杀，不剩一人，又将土城、土屋，俱行拆毁。此一战役，我厄鲁特人阵亡一千余名，于六月返回时，回来之兵不足五千人，哭泣之声，昼夜不断……再，苏努达互率领一队人马，已前往进击布鲁特。闻得已击取布鲁特界之人，得获俘虏而还，但尚未返抵。[26]
罗卜藏朋苏克所告揭示了乌什城布鲁特的来源和数目。乌什城布鲁特诺依古特部是策妄阿喇布坦自布鲁特地方迁徙而来、安置于乌什城的，共有两百人。乌什城回众联合这些布鲁特人反抗准噶尔的统治，修筑防御工事，坚守乌什城，抵抗前来镇压的准噶尔军。由于乌什城力量单薄，准噶尔军攻陷乌什城，进行屠城，将乌什城夷为平地。随后，策妄阿喇布坦又派兵进攻布鲁特地方，俘获大量布鲁特人。
雍正八年（1730）二月，准噶尔人讷默库夫妇、布尔固特、席喇四人来清朝边界卡伦投诚，卡伦兵将讷默库夫妇、布尔固特、席喇分别于三月初六、初八日送至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军营。傅尔丹等询问其各自身世来历，讷默库夫妇系卫征和硕齐[27]所属，居于额敏地方；布尔固特系小策凌敦多布所属，牧场在海都塔里木；席喇系小策凌敦多布奴仆，亲人在投诚清朝的准噶尔贝子茂海处，意欲前往投靠。小策凌敦多布是准噶尔汗国大贵族，颇为准噶尔首领倚任。因布尔固特、席喇为小策凌敦多布所属，傅尔丹等向两人反复询问准噶尔汗国内情及布鲁特、哈萨克、土尔扈特与准噶尔有无战事。当时正值清准关系再趋紧张、清军筹备进兵、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傅尔丹等极为关注准噶尔汗国的动向和内外情形。这是清朝西北两路军营在记录准噶尔汗国降人口供时特意关注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开始。至乾隆朝，讯问布鲁特与准噶尔的关系成为记录准噶尔汗国降人口供的一道必经程序。布尔固特、席喇极言准噶尔汗国内部混乱虚弱不堪，生计艰难，人心离散，噶尔丹策零暴虐无能。二人又称策妄阿喇布坦时，派遣罗布藏舒努率一万余兵驻守边界，抵御哈萨克、布鲁特，罗布藏舒努连续两三次击败哈萨克、布鲁特。据称，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长期与准噶尔对峙。土尔扈特将要出兵准噶尔，但尚未曾与之交战。哈萨克与准噶尔每年小战不断。
两人一再称“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部至今不断与准噶尔交战”，“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皆与我噶尔丹策零交战”，但是傅尔丹等一盘问，两人又称唯哈萨克与准噶尔每年有小战事，土尔扈特将出兵但未交战，且并未说明布鲁特与准噶尔交战的具体情况。可见，两人所供布鲁特等部与准噶尔交战，不过是笼统而言，并无实据。然而，傅尔丹等清军前线将领不加辨别，偏信投人口供，认为：“据此而言，准噶尔之厄鲁特贼内讧，属下人众离心，且其以北之土尔扈特、哈萨克等对峙之部亦欲复仇而虎视眈眈。是以分心而无力管理属下，以致分崩离析，使其卡伦屏障松懈，此显系贼趋向毁灭之必然。”[28]
前述雍正八年五月理藩院致噶尔丹策零咨文，称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均与准噶尔为敌，与清朝通使往来、关系友好，以此要挟噶尔丹策零顺服和就范，当即偏信准噶尔投人口供所致。受此影响，当时清廷上下普遍表现出盲目乐观和轻敌的心态。实际上，噶尔丹策零与其父一样，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代雄主，父子两代的统治正值准噶尔汗国鼎盛时期。清廷和西北前线将领完全错误估计了准噶尔的内外形势，致使清军对取胜充满信心，急躁冒进，终致雍正九年六月在阿尔泰山的和通泊地方惨败于准噶尔军。噶尔丹策零发大军出征阿尔泰山，深入喀尔喀鄂尔浑河流域，丝毫未受布鲁特等部威胁的牵制和影响。
从准噶尔俘虏和降人提供的消息及清朝使者在准噶尔所打探到的情报来看，布鲁特并不甘心服从准噶尔的控制，敌视准噶尔，不断发动叛乱，双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布鲁特对准噶尔的敌视和反抗，确实有力地牵制和消耗着准噶尔的兵力，成为准噶尔的严重“后顾之忧”，使其不敢贸然大力东进与清朝交锋。这对清朝而言是极为有利的。清朝将布鲁特想象为对抗和打击准噶尔的潜在“盟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尽管如此，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不应过分夸大布鲁特与准噶尔的对立。布鲁特部落众多，并无统一政权，居住分散，政治立场、军事实力和宗教派别必然存在差异。固然有不少布鲁特部落仇视和抵抗准噶尔的统治，但不能忽视的是，尚有一些布鲁特部落服从于准噶尔，甚至有不少布鲁特部众被纳入准噶尔汗国体制之内，成为准噶尔汗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试举一事为例，据哈密王公额贝都拉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题报，“策妄阿喇布坦处哈撒克、布鲁特合兵欲征哈思噶尔”，理藩院命额贝都拉继续侦探消息奏闻。[29]额贝都拉得到情报，策妄阿喇布坦联合布鲁特、哈萨克兵，意图进攻喀什噶尔。可见，当时至少有一部分布鲁特部众臣服于准噶尔，听从策妄阿喇布坦的军事调遣，并未背叛。前述满济所供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子率领一万兵征讨安集延地方的布鲁特，并未说明所征讨的具体是哪些布鲁特部落。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地区、塔拉斯河和吹河流域本为布鲁特游牧地，后为准噶尔强行占据。准噶尔驱逐当地布鲁特部众，移民驻牧。当地布鲁特部落不得不远为迁徙，很多人迁居到安集延附近。可以推测，此次策妄阿喇布坦发重兵征讨的极可能是游牧地被准噶尔强占、被迫迁徙到安集延附近的布鲁特部落。这些布鲁特部落反叛准噶尔汗国的情况具有特殊性，不具备普遍意义，不能据此认为所有布鲁特部落都敌视和对抗准噶尔。另一方面，不能因布鲁特部落敌视和反抗准噶尔的统治，便认为这些布鲁特部落存在联合清朝抗击准噶尔的设想，或者必然愿意与清朝结盟、配合清朝对付准噶尔。
结语
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清朝与准噶尔对峙之时，布鲁特以被准噶尔征服以及仇视和反抗准噶尔的一大势力的形象进入清朝视野，引起清朝重视。清廷在商讨西北边防事务时，多次考虑到布鲁特因素对准噶尔的威胁和牵制作用，甚至将布鲁特视为潜在盟友。清廷还虚构出与布鲁特等准噶尔以西的政权和部族关系友好亲密的假象，向准噶尔宣扬，以要挟和劝诱准噶尔向清朝认罪息兵、议和定界。清廷密切关注着布鲁特的动向，自雍正初年起，开始通过使臣、降人和俘虏有意识地搜集关于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情报，并使其常态化、制度化。
因准噶尔始终不肯就范，清廷谋划联络布鲁特夹击准噶尔。康熙五十四年，清军西路前线统帅西安将军席柱和吏部尚书富宁安在策划攻取吐鲁番以配合北路和噶斯路清军的行动时，计划联络布鲁特和哈萨克作为策应，获得清廷允准。这是清朝意图联络布鲁特夹击准噶尔的首次尝试，但是并无结果。
这一时期，清朝与布鲁特并未发生任何直接接触和联系，清朝对布鲁特的上述认知虽然有一定的依据，但更多是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单方面想象和期盼。这些关于布鲁特的传闻，内容通常非常简单零散。关于布鲁特的详细具体情况，传闻中极少提及，清朝所知甚少。确实存在一些布鲁特部落仇视和反抗准噶尔的情况，这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牵制了准噶尔的兵力，使其不敢倾力东进对付清朝。清朝获得这些布鲁特部落仇视和反抗准噶尔的简单零散情报后，遂对布鲁特表示重视，将其视为对抗和打击准噶尔的潜在“盟友”。但清朝联络布鲁特对付准噶尔的愿望和计划并未实现，不存在“清朝与布鲁特实际上（或客观上）已经结成了反抗准噶尔的联盟”。一部分布鲁特部落仇视和反抗准噶尔的征服和控制，只是出于自身生存和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并不是主观上主动配合和协助清朝，况且尚有众多布鲁特部落服从和追随准噶尔。窦忠平为，“布鲁特各部落不但反抗准噶尔的统治，而且他们多心向清朝中央政权，想要归属清朝”，“布鲁特各部落有归属清朝，或是联合清朝攻打准噶尔的强烈愿望”[30]，这种观点并无依据。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强盛时期，从其对清朝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来看，布鲁特对其威胁和牵制作用效力十分有限。而清朝所获关于布鲁特与准噶尔关系的情报虚实难辨，多有欺诈和浮夸，对清朝的西北边防决策和军事行动造成了误导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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