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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时，贺献林就被称为“野种”。撕下这个标签，找到亲生父母、找到家、找到生日是他今生最重要的事。循着一条抖音评论，贺献林做到了。花甲之年，他完成了与自我和生身家庭的和解。

64岁这一年，贺献林找到了亲生父母。

儿童节这天早上，他在南京儿时的家中看到两张模糊照片：父亲张国祥，深眼窝、薄嘴唇，和自己有点像；母亲刘红丽，五官娇小，嘴巴微凸，穿着旧式偏襟短褂。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他们的样子。

贺献林的父亲、母亲

他买了两束鲜花，坐了30分钟汽车，来到南京市江宁区灵苑山公墓。已经去世的父母和族中长辈安葬在一起，在公墓的第十四排。

上一次与父母“见面”是在今年5月7日的梦里。哥哥、姐姐还是小孩模样，爬上爬下，父母站在旁边，看不清脸。那是亲生父母第一次入梦，那个梦，他不愿醒来。

这次在墓前相见，他在脑海里努力还原照片上父母的样子。比梦里清晰，比真人模糊。这是61年后的“重逢”。

1960年江南大饥荒，3岁的贺献林被父母送出家门，辗转来到河北邢台，被一对夫妇收养长大。他自小就知道被抱养的身份，22岁开始寻找回家的路。

在贺献林心里，找到父母、找到家乡、找到自己的生日是今生最重要的事。但寻亲四十多年，他见了十几家人，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落空。直到今年5月，一条抖音评论为他指明了家的方向，但这个结果来得太晚了。

在双亲墓前，他哽咽得说不出话，准备好的悼词由妻子代为诵读。他在心里默念，“我能活着站在你们墓前，说明你们当年把我送出去是对的。”

【野种】

“你就是个‘野种’！”5岁时，贺献林和邻居家的小孩打架，对方急眼了，甩出这么一句话。

养母上班时，经常把他锁在家里，叮嘱他不要和隔壁的小孩玩。那是个背着“野种”骂名的小女孩。养母怕她说出抱养的事，“教坏”自家孩子。

4岁、10岁的贺献林

从那时起，贺献林模模糊糊地发现，自己是抱养的。为了躲避流言，养父母带着他在不大的邢台市里四处搬家。但“野种”两个字，从老家的胡同、学校操场一路跟随他到工作后的单位食堂。每到一个新环境，类似的声音就会飘过来。

“他是抱来的，怎么生下来的都不知道，没准是私生子……”一次，同事在背后指指点点，贺献林听得身子一僵。

成家后，妻子和养母看电视剧，看到一处领养孩子的情节，妻子随口一问，“献林是从哪领养的？”养母说，“别提了，怪难听的。”

养母甚至找来算命先生卜了一卦，先生说贺献林双亲里有“戏子”。“戏子，就是出身不好，作风不良。大姑娘生了孩子，养育不起，无处安置，直接抛弃。”贺献林虽然不信，但“野种”的说法似乎越来越真。

除去外人的流言，养父母对贺献林这个儿子很好。两人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家族地位高，连带着贺献林也被亲戚高看一眼，逢年过节收的红包都比其他孩子多几倍。

小时候，贺献林爱打乒乓球，养父母就用心培养，后来他多次代表邢台参加省里的比赛。贺献林10岁时，养母想把妹妹的女儿过继过来，但贺献林不同意，这个计划再没提上日程。

也是因为养父母的好，贺献林不愿他们伤心，自己的来历、生父母的身份更是不敢问，问了就是“不孝”。64岁的贺献林眉毛粗黑，眼角下垂。直到现在他依然觉得不问是对的，养父母太爱他了，才会一直避而不谈。

但这些谜团始终萦绕心间，让他陷入自我怀疑和身份焦虑。“亲生父母是谁？到底为什么送我出去？送走我就没有找我吗？”这些当时无解的问题，他太想知道答案了。

1998年，41岁的贺献林忍不住，托一位与养父母熟识的长辈，婉转劝说养母帮孩子寻找亲生父母。当时养父已经离世多年，养母说，“我记不清了，你爸要是给我托梦，我就告诉你。”

直到现在，贺献林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养母的借口。但几天后，养母把他叫到跟前，说父亲真的托梦了。“你是南京福利院送来的，编号是3号，名字叫白太。”养母说，当年一列火车拉来了300多个孩子，父亲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从一堆孩子中选中了他。

话没说完，养母就哭了：“你找到家可不能丢下我！”听到养母的哀求，贺献林也哭了，“放心吧，我不但不会丢下你，还会让亲生父母过来感谢你。”

【南下】

多年后，贺献林从南京当地的档案馆、福利院里一点一点问出了与身世相关的信息，也大致勾勒出了当年被送养时的历史轮廓：

1960年左右，江南出现饥荒，许多人家将孩子送到了福利院。南京的福利院里有的孩子姓“古”、有的孩子姓“白”。姓“古”的来自鼓楼区，姓“白”的来自白下区。孩子们的生日大多是1月2日、2月2日、3月2日。贺献林的生日是4月2日，大概率是由福利院随便定了一个。

后来，这些孩子被分批送往内蒙古、河北等地，一列火车能送走几百个。据《新京报》报道，这一时期，约5万名遭父母遗弃的婴幼儿被政府送到北方，他们被称为“江南弃儿”。时年3岁的贺献林也是弃儿之一，他和另外300个婴儿一起被送走，最终落脚河北邢台。

18岁、21岁的贺献林

来自南方，这符合贺献林的预期。他从小就又黑又瘦，“尖嘴”，有人说他是南蛮长相。工作后每次出差，南下的列车似乎都通往家乡的方向。列车一过长江，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想象，“我老家是不是在这儿？”

1998年，河北石家庄、山东青岛等地的弃儿陆续组织寻亲，报纸上出现很多相关报道。邢台也有人找到报社，发了寻人启事，已近不惑之年的弃儿们就此建立了联系。一名弃儿朋友找上门，说要去南方寻亲，贺献林动心了。当时，他在一家国企做经理，条件不错，成了邢台弃儿寻亲的四名牵头人之一。

1999年年初，弃儿们组织了第一次寻亲会，要去南京。邢台当地1000多名弃儿，有100多人报名参加。临行前几个月，他们就联系了媒体，接受采访，在《扬子晚报》等报纸中缝上刊登寻亲启事。但临要订票时，人数骤然下降一半，只剩不到50人——很多人难以负担去南京的开支。有些人即便去了，也是兜里装着馒头咸菜，只喝白开水。

到达南京后的第一天，一场几百人的寻亲会在南京金鸾大厦会议大厅举行。提前刊登了寻人启事的弃儿，早就联系上了疑似家庭，十几个家庭现场确定了关系。

1998年，《牛城晚报》对南京弃儿寻亲的报道

因为工作原因，贺献林第一天没赶到。但他听朋友讲起过那天的场面：锣鼓喧天，悲喜交加。当年送走孩子的父母心中有愧，有下跪的，有痛哭流涕的，有往自己脸上扇巴掌的；弃儿们也忍不住落泪，找到家属的，没找到家属的，都心有戚戚。

贺献林第二天到达会场，不到半天，就有20多个家庭想和他认亲。很多人围着他，要他去他们家里看看，后来剩下五家坚持和他相认。但贺献林听专家说过，寻亲不能光凭长相，必须要有DNA鉴定。鉴定一次1800块，他愿意承担全部费用。

五个声称与他有亲缘关系的家庭里，只有两家愿意鉴定，真正鉴定的只有一家。“是南京禄口的，做完立马排除了。后来一家在安徽芜湖，我特地过去了一趟，但鉴定当天对方反悔了。”贺献林说，这位母亲改嫁过，现任丈夫的子女不同意，“嫌丢人”。

那次寻亲大会结束后，几十名邢台弃儿中超半数认上了亲，但都没鉴定DNA。他们不在意，觉得长相相似，经历对上了，不会有假。牵头寻亲的4个人，两个认了父母，一个有了疑似亲人，没进展的只剩下贺献林。

为此，他组织了第二次南京寻亲团，在夫子庙周围搞活动，仍然没有进展。夫子庙附近的算命先生说他是江阴人，姓王，还有人说弃儿都是从安徽过来的。贺献林不信这些，但还是为了那几乎不存在的可能，转到江阴、安徽寻亲。

在合肥，贺献林和一个家庭做了DNA鉴定，相似度84%，倾向于有血缘关系。但从科学上讲，双亲与子女的DNA相似度要达到99.99%；单亲或兄弟姐妹间的鉴定，情况各不相同。这家人父母不在了，与他比对的是姐姐和弟弟。

这家的大姐在安徽省农业厅做领导，几个弟弟工作也不错。如果换做其他弃儿，很可能与这家人认亲。但贺献林不干，“还有16%呢？我不是看家庭好就认，不好就不认。90%也不行。”

【寻亲，不管穷富】

从1998年第一次寻亲起算，贺献林前后4次下江南，花掉了四万多元，加了几十个QQ群，上遍了安徽、江苏乃至北京的报纸和节目。后来，他又与9个家庭做了DNA比对，负担了全部费用。“做一个排一个，做一个排一个，心里都凉了。”

2001年5月，一直在邢台生活的养母查出癌症晚期，肺部积水严重（肿瘤患者晚期常见症状），左肺压缩没了。贺献林一下子从寻亲中抽离出来，用全部时间照料养母，但仅仅几个月后，养母还是走了。

也是在这一年，对寻亲有些心灰意冷的贺献林从国企辞职，下海经商，辗转北京等地。几次搬家后，悉心留存的寻亲资料和往来信件七零八落，再也找不到了。他明白，自己是寻亲者中最困难的一类：年纪大，父母可能已经离世，兄弟姐妹也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寻亲意愿恐怕不高。

直到现在，贺献林手机里还有十几个寻亲群

然而，他的手机里还留着十几个寻亲群。弃儿们寻亲的热情减退，群里的话题变成广告、保健、商业乃至传销。从群里的消息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中，贺献林看到了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寻亲世界。

之前南京的寻亲会上，许多人没做DNA鉴定就认下了亲人，但事后证明不少是错认。那批寻亲者陆续开始怀疑亲属的真假，有的一边维持与假亲戚的走动，一边重新寻找真正的亲人。这些人的心理很矛盾，既不想彻底断了热乎几年的亲属关系，又时刻想着真正的亲人在等待自己。

有的弃儿明知错认了父母，却选择认命。“反正找不着，（假的）有一个依托就算了。”

当年送走弃儿的家庭中，也有故意错认孩子的。这种事多是兄弟姐妹等同辈人所为，为的是让弥留之际的长辈安心离去。弃儿只要与家中老人送走的儿女年龄经历相仿、长得像就够了，“DNA鉴定可以花大价钱伪造”。

也有许多人寻亲是要看身份地位、经济条件的。见到贺献林这种家境优渥的，凑上来的家庭就很多；看见条件差的，就爱答不理。“有的人认亲之后还会攀比，说谁家（父母）给了金项链、金戒指，多少克。还有留财产的，甚至有留房子的。”

贺献林说，与此相对，一些家庭因为兄弟姐妹众多，担心家产被分不愿与弃儿相认，“有个从上海送出来的，早就找到疑似家庭了，但就这样拖了4年，最近才算认下了90多岁的老母亲。”

还有人本身就是寻亲者，同时也把寻亲做成了一门生意。一位寻找妹妹的大姐，创办了寻亲网站，经常组织寻亲会，还鼓励大家加入一家公司的基因库。有人质疑其中掺杂着利益成分，“加入一个，能拿多少提成”。

贺献林没时间，也无力参加这些寻亲会，只是远远地观望。寻亲世界，也是复杂现实的缩影。他说自己寻亲时从不考虑这些外在因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跟钱财、地位没关系。“寻亲就寻真的，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是不是健康。”

他还猜测，亲生父母大概率是农村的穷苦人，不然不会把他送走。

【找到了】

寻亲的事被贺献林放了几年，念头本来已经淡了。但过了知天命之年，他开始梦到老家的房子，有时是草房，有时是黑瓦白墙，像极了他在南方看过的旅游景点。2015年后，他重启寻亲之路，“就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就想寻个根”。

为此，他加入了几个公司的基因库，时刻盯着十几个寻亲群。弃儿群体开始流传“奇迹”般的寻亲故事——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在街上发传单时，看到一个长得像弃儿的路人，拉去做DNA鉴定，结果双方真的是一家人。但这种“好事”一直没有落在贺献林头上。

直到2021年初，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道曙光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将他列为重点帮助对象。5月初，他们在抖音上发了贺献林的寻亲短视频，全网征集线索。很快，一个网友留言说，贺献林很像南京江宁张家人。

贺献林的抖音寻亲短视频

据志愿者说，他们根据抖音留言求助当地公安局，经分析研判，大体圈定了贺献林家人可能的生活范围。5月7日，志愿者带着贺献林的照片挨村挨户走访。一位老人带着志愿者来到一户张姓人家，说照片里的人和张家人很像。

面对志愿者，张家大哥非常警惕，怀疑是诈骗的。1960年左右，张家确实曾把一个3岁男孩送到南京市福利院，但鲜有人知。为了取得信任，志愿者当场视频连线贺献林。在视频里相见的一刻，年过六旬的老哥俩流泪了。两人谁都没说话，只是对着镜头摆着手。

贺献林根据南京张家信息，找到的疑似族谱

过去寻亲20年、认亲十多次，贺献林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一眼看到了两人面相上的相似，内心认定这就是自己的亲哥，“人生第一次有了压抑不住的那种痛”。

站在一边的志愿者劝两人不要太激动，到底是不是亲人还要看DNA鉴定结果。等报告的几天，贺献林失眠了，他既期待又害怕，担心这次的结果和之前一样。

5月8日，贺献林正在北京家中阅读DNA鉴定的相关书籍——这是他寻亲多年养成的习惯，自己研究寻亲的新动向、新方法。晚上7点，电话铃响了：“鉴定结果出来了，这家人肯定是了，可以计划线下见面。”寻亲志愿者说。

电话这头的贺献林一阵眩晕，“人在家中坐，亲从天上来”。

【回家】

5月初，安徽省出现几例新冠确诊病例，距离南京很近。妻子担心出行有风险，希望他晚点认亲。但贺献林等不及了，他想马上出现在南京，出现在亲人面前。他努力说服妻子，用最快的速度打完新冠疫苗，敲定5月30日南下认亲。

等待认亲的半个多月，他几乎天天夜里12点睡，凌晨4点醒，脑子里只有认亲一件事，其他什么也做不成。对于失散60年的亲人，他是有顾虑的。老张家是怎样的家族，万一对方不愿相认呢？寻亲几十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会在梦里见到看不清脸的父母兄姐，一家人其乐融融，唯独他，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

根据志愿者协会的规定，双方认亲前不能透露太多信息，他就想办法，把能“抠”出来的信息全都抠出来了。志愿者说，他的父母不在了，除了一位去世的哥哥，南京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身体都不错。他还问出了张家的地址、联系方式，提前寄去了粽子和糕点。

5月30日一早，张家大哥早早起床，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时不时向院外张望。大姐、二姐也携家带口提前到了。远远看着贺献林夫妇从村口走来，一家人迅速迎了上去。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那一刻，这个寻亲四十多年的男人不再是贺献林，而是张家的小儿子“安银”。

贺献林见到了半个多月前手机视频里的哥哥。除了自己比哥哥高几厘米，他们都是眼角下垂、圆鼻头、薄嘴唇。拥抱良久之后，贺献林像是支撑不住了，扶着大哥的肩膀，大口喘气。“60多年了，我找得好苦。我说我今年必须找到，不然我就再也不找了。”

张家大哥（左）和贺献林

在场的志愿者宣读了DNA鉴定结果，从生物学上证实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但大哥还是不放心，晚餐席间突然小声问，“你小时候腰上烫伤过，是不是有块疤？”贺献林的腰上真的有疤，在腰部正中间。

大哥说，那是小弟过去撞到炉子上烧红的火钳子落下的，“除了父母和自己，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夜里看不清，第二天清早，大哥在院子里掀开贺献林的衣服，背面腰部正中，真的有一块条状疤痕。大哥这才放了心，“这个DNA鉴定真靠谱，不会有假。”

哥俩还发现了其他相似处：向右转头时，喉结都会歪向右边；向左转头时，喉结都不动。原本有些许拘谨的大哥越来越高兴，掏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额头、鼻子、嘴，咱俩是不是一模一样！”

哥哥姐姐告诉贺献林，父亲78岁去世，母亲88岁去世，没能留下正式的遗像，只有几张小小的相片和身份证上已经模糊的证件照。从照片上看，兄弟俩和父亲长相有几分神似，和母亲则不像。目前，三个兄姊虽然在农村，条件都达到中上等。

贺献林确认了之前的猜测：61年前，家里是全村最穷的，不得已才送养了孩子。当时父母犹豫再三，到底送走大姐还是小弟，最终送走了老幺。此后几十年家人也找过自己几次，最后一次找到一个人想要相认，对方不愿意。此后，寻找老幺的念想彻底断了。

在南京当地，有的父母离世前会留下嘱托，把送养孩子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墓上，以示永生未忘。但在父母的墓碑上，贺献林没有看到“张安银”的名字。即便如此，贺献林依然理解了父母的选择，“现在，我能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就是当年你们送我出去最好的结果。”

被送养61年后，他找到了父母、找回了家乡，但对于自己的生日，因为年代久远，哥哥姐姐们都记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属猴，比大姐小了一轮。

贺献林在墓前祭奠父母

在南京的那几晚，张大哥让孩子腾出一处新房，说那个位置，是他小时候睡过的地方。夜深人静，贺献林躺在3岁睡过的茅草房位置思量着，“我父母没事，不是作风问题。谁敢再说我是野种，谁再说我是私生子......”那晚，他拧了大半生的心结化开，安稳地睡着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张国祥、刘红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