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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虽然已是初春，但北京却仍沉浸在严冬的凄冷中。
甲午战争惨败的阴云，笼罩着大清王朝，举国哀恸。
任谁也想不明白，拥有百万大军的大清，竟然惨败给曾经的附属小国日本。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关岛给日本。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全中国震荡。
消息传到中国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奔走相告，纷纷反对。
其中有一人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极具号召力。
他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写成“万言书”，诉求朝廷拒绝辱国条约，跟日本拼死一战。
还提出将国都迁移到西安，整顿军队，实施政治革新等主张。
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了18省共1300多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向光绪皇帝请愿。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这次举人联合上书行为，虽没有阻止辱国条约的生成，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却被各地传抄，激起强烈反响。
民间问政蔚然成风，各种各样的议政团体应运而生。
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强学会声势最为浩大。
他们办报、演讲，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宣传维新变法。
一股急于求变的新生力量，在官场和民间悄然生成，被叫做维新派。
康有为便是维新派的领袖。
然而，维新派忧国忧民的呼声，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
甲午战争让中国国运受到重创。
祸不单行，1897年年末，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以此为借口，侵占了青岛。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占领了广东湛江，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并要求将香港的殖民地界拓展到九龙和新界。
日本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划分到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且，各国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贸易、修筑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银行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命脉。
列强瓜分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而软弱的清政府除了步步退让，无计可施。
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时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公车上书）
除了急于救国的维新派，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年轻的光绪皇帝。
康有为几次上书给光绪皇帝，陈述中国面临的危机，唯有变法才能救国。
康有为认为，中国引进外国新科技、学习外国新经验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多年，
但是只靠经济上的技术革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
只有从政治体制这种更深的层面进行变革，才能自强。
光绪被康有为的理念，以及日本、俄国和其他国家改革的书籍深深吸引，决定实施变法维新。
名义上，光绪在17岁时就已经亲政，但实际上，实权还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亲政后的光绪，应付繁重的各种事务之外，还多了一项“劳役”。
那就是三天两头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请示汇报工作。
甚至所有奏折，都会呈交光绪和慈禧各一份。
虽然奏折都是光绪批阅，但重要的决定，还得慈禧说了算。
自甲午战争后，舆论将过错大都归结于慈禧。
对她生活奢靡，在国难之际大摆寿宴，宠信宦官，掣肘光绪等行为颇有微词。
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鼓足勇气向慈禧要权，迫于当时社会舆论压力，慈禧这才不情愿地同意放权让光绪变法。
有了实权，光绪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始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便是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让康有为做变法的智囊，又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等人协助维新。
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裁减冗员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政策和体制。
用现在的眼光来回看变法内容，戊戌变法非常现代和科学。
比如说，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一律改成中学和西学兼有的学堂。
鼓励地方和私人合办学校，设立类似现在大学那样的翻译、医学、农务、商学等学科。
废除以往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制度，改成考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等。
鼓励民办企业，允许民间企业和商业兴办铁路、开办工矿业。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开支，裁减以八旗子弟为主的绿营编制。
采用西方军事训练的方式来训练和组建新兵，增强地方上的军事武装，打造新的国防力量。
裁判冗员，撤消闲散的行政机构，取消八旗子弟的寄生特权，让他们自谋生计。
准许各级官员和民众上书言事，广开言路，新闻自由。
但是，越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要求慈禧彻底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开始蓄势反击。
尤其是当她看出变法的目的是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变法便被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光绪帝）
从垂帘听政的那一刻起，慈禧就没有大权旁落过。
多年被操控，让光绪对慈禧十分惧怕。
为此，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曾先后12次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报告改革变法的所有事宜。
对光绪的请示，老谋深算的慈禧并不发表任何意见。
只是说，只要保证祖宗牌位不烧，头上辫子不剪，光绪做什么她都不管。
慈禧表面上放手让光绪变法，其实暗地里在冷眼旁观，坐等变法出乱子。
裁减机构和官吏，让八旗子弟自谋生路等变法措施，自然使许多人利益受到威胁。
而且这些人，无一不是朝中要员、皇亲国戚，手里牢牢掌握着实权。
所以，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不能推行，光绪发布的许多变法命令，大都成了一纸空白。
为了阻挠变法，守旧的大臣们还成群结队去找慈禧哭诉，央求她出面“拨乱反正”。
慈禧只是冷笑道：“等到最后关键时刻，我自有办法来对付。”
果然，在变法实行第五天时，慈禧便开始动手了。
她迫使光绪下令，罢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帝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任命自己宠臣为直隶总督，抓住朝中的行政和军事大权；
要求凡是新任的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其面前谢恩，相当于控制了人事权。
面对慈禧阴晴不定的态度，光绪只好硬着头皮加快变法的步伐。
他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将阻挠变法的官员革职，提拔谭嗣同等维新派官员，想要壮大自己的力量。
然而，自古帝王有兵权才有话语权，光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实施改革难于登天。
而另一边，密切监视维新派一举一动的慈禧，立刻紧锣密鼓地排兵步阵。
她任命心腹官员，控制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军事警卫权。命令驻天津掌管兵权的大臣荣禄，移兵至北京城附近。
军队的调动，让光绪和维新派感到危机四伏。
光绪焦灼地对维新派官员杨锐说：
“今朕问你，可有良策，怎样尽快将旧法废除，将那些昏庸的大臣罢黜，以便更多年轻有为的官员为国做贡献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同时又不致有拂圣意。”
这个“圣意”便指慈禧。
光绪急于想出对策，既可推行变法，让能者上庸者下，使中国化弱为强，又不致惹恼慈禧。
万般无奈之下，维新派建议光绪拉拢军阀袁世凯。
1898年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升他为侍郎候补，嘱咐他帮助康有为等维新党人。
两天后的深夜，谭嗣同只身去见袁世凯，劝他兵谏，保护变法成果，挽救光绪的危机。
可是袁世凯当面表示愿意效忠光绪，背地里却出尔反而，向荣禄告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正在寝宫休息的光绪控制。
她召集大臣，当众臣子的面，以改变祖宗宗法为名训斥光绪：
“难道祖宗方法不如西法，洋鬼子反倒要比祖宗重要吗？”
光绪跪在地上痛哭求饶不已，之后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随后慈禧发布诏书，再次临朝执政。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夭折了。
（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捕杀在逃的维新派重要官员。
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到了香港和日本，有人力劝谭嗣同也逃去日本。
谭嗣同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当屈辱降临一个国家的头上，最先冲到前面的，却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
他们满腔的爱国热忱，在冷酷的权力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有人说他们愚蠢，死的没有价值，但正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热血，唤醒了一个时代。
自戊戌变法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存亡安危联系起来。
爱国主义观念从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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