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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雪》是刘恒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于1988年，小说聚焦在边缘化的人物李慧泉身上，记录了他从出狱到投案短暂而迷茫的人生。作者刘恒的大部分作品都体现出他时刻关心人性和人类生存困境的主题，这种有温度的记录手法也被用到了《黑的雪》中，李慧泉成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大潮中的先行者。

1990年，谢飞导演将这本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本命年》，本命年既指李慧泉在24岁本命年中的发生的经历，也暗指由于”犯太岁“导致的悲惨结局，传统观点讲在本命年时要多加注意，李慧泉的死亡有着时代迷茫的味道，也映射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这部电影豆瓣评分8.1分，反映出改革浪潮中小人物卑微且凄惨的命运，由姜文来饰演，完全表现出属于那个年代“老炮”的风范，也奠定了这部电影成功的基调。

本文将从表现方式、人物塑造、情感表达、主题升华四个部分来阐述这部改编影片的精彩之处，带领读者重温属于那个年代的辉煌与迷茫，感受时代脉搏跳动的频率。

01、影片在构图、摄影、色彩等方面力求真实，保持客观角度的常态化视角，观察生活中有意义的场景和人物，多线交织叙述李慧泉的行为和精神世界。

在1990年，这样一部触及心灵的影片并不多见，这是谢飞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也融入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影片以昏暗的地下室中出走的李慧泉开篇，作品展现出属于90年代特有的建筑风格，拥挤的汽车、黑色的柏油马路、嘈杂的广播以及和善的居民。在构图上，谢飞力求一切以真实为首要条件，因此他选择的场景和建筑物都属于边缘化的李慧泉独有。在光线选择上，没有采用补光处理，一切以自然光展示，而阴暗的色调和黝黑的脸庞都让李慧泉展现出属于底层人民的艰辛，这种生活化场景代入感很强，也是决定李慧泉命运的时代背景。

在拍摄过程中，很多场景使用了手持摄像方式，影片不同于小说中李慧泉独处时展现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他吞云吐雾的抽烟、痞气十足的对话以及张扬的个性来展示李慧泉的发展变化，李慧泉的那间小屋是母亲的遗物，作品用了九个镜头来展现这个狭小的角落。在这里，房屋是静止的，也是动态的，他见证了李慧泉朋友们的来来往往，也印证着李慧泉孤寂、彷徨的内心世界。

摄像机以客观的视角真实的记录着李慧泉生活出现的各色人物，相对于小说而言，影片在人物行为和视线表现上更加丰富，有意识的让李慧泉的眼睛充当观察者，比如他初次遇到赵雅秋唱歌，利用镜头反打很好衬托出了赵雅秋的衣着、面容和形象。

这种典型的好莱坞式布景方式在当时看来非常时尚，同时配合画外音的方式来展现李慧泉的内心想法颇具看点。同时将李慧泉与方叉子交谈时的语调也进行了改变，李慧泉的语调缺乏自信，叉子则充满了阳刚之气，通过语调的变化来揭示心理的变化，让人物更真实，形象更丰富。

影片虽然拍摄于30年前，但所有的画面都是极为讲究的，比如李慧泉睡不着时翻看的杂志，拍摄时特意拍摄了空镜头，辅之以吱嘎吱嘎的震动声音，这种传神的叙述方式既避免了低俗，又让观众体会到了应有之意，由此也感受到导演的用心良苦。

02、李慧泉式人物属于荧幕首创，他是未来年轻人的代表，影片删掉了小说中的薛教导员，增加了罗大妈和片警小刘的出场次数，以李慧泉和赵雅秋的爱情故事使情节更加完整，人物关系更加密切。

导演谢飞表达过对人物塑造的看法“《本命年》中李慧泉以及他周边的人就比较立体一些，尤其是泉子，身上既存在着好也存在着坏，既存在着善也存在着恶，是矛盾的复杂体。能看到这些复杂性，也是我对生活对人生的认识的深化。”

李慧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又因为打架入狱服刑，他在没有文化身陷囹圄之时社会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积极阳光的，他在小说中仍然是带有匪气的存在，但是影片中这种形象被明显淡化了。他处于苦闷的环境中，为了生活，他成为了第一批倒爷，这种求生意志是时代发展裹挟下的万不得已，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得到邻居的原谅与宽容，这让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愈发明亮。

在小说中，薛教导员是引导李慧泉向善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影片表现时，导演直接进行了删减，从片警小刘和罗大妈对他的敦敦教诲我们也能体会到李慧泉向善的一面，这些都是他复杂人性的一种体现。罗大妈看着李慧泉长大，是如同亲人一般的邻居，小刘则是公权力的化身，起到监督指引的作用。

影片数次出现罗大妈对李慧泉个人问题的探问，作为24岁的成年人，李慧泉也渴望爱情和家庭，在第一次见到赵雅秋的时候，他就被其甜美的歌声所打动，为此，导演将小说中的两次见面改为了影片中的三次见面，让赵雅秋之间的情感成为贯穿在影片之中的关键力量。

正是因为爱情幻想的破灭和对迷茫生活的担忧才造成了李慧泉之后的悲剧，可以说，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比小说中更为形象生动，导演将小说中的描述性信息杂糅在了人物日常对话中，让观众感受到属于李慧泉独特的人格魅力。

李慧泉的生命意识是道德良知并未泯灭及对自我救赎的内在动力，他为人慷慨，做事低调，对赵雅秋百般呵护，对朋友尽心尽力，他具有善良青年的一切秉性，也成为了未来年轻人的代表。李慧泉勇敢地追求爱情和事业，却在阴差阳错中被另一批迷茫的少年所杀，他没有呼喊，安静的倒下，他把生命寄托在了虚幻的未来，最后才发现这竟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其实从这点上来看，李慧泉的形象与美国垮掉一代的形象何其相似，他们都因为时代的特殊性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想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暗含着差异的结局。

03、影片以李慧泉的故事反映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社会特征，借用李慧泉的命运走向折射出年轻一代灵魂的归宿，以此发出警示，启迪观众反思成长中出现的问题。

在拍摄之初，谢飞导演就强调了影片立意：“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浩劫之后, 物质与经济的破坏还不是最可怕的,精神上的创伤才最为忧虑; 而精神上的重建,则是他们重新崛起的关键。德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经历过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也面临着这一课题。… …本片通过李慧泉形象的塑造,是想提出这一精神信仰的问题,供人们思索”。

可以发现，谢飞导演抓住了李慧泉认识社会、探索自我革新的过程，企图展示给观众理想与现实、生活与困境、爱情与友情等多重主题，这是一种朴素的意识形态，却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谢飞无意于提供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启迪观众自我思考，去发现问题的本源，并设法加以规避。

李慧泉的悲剧命运折射出的是一代青年灵魂的焦虑、挣扎与无奈，他们企图寻找精神的家园却发现最终一无所获，最后得出小说的意境: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无论你活得很伟大，还是很普通，只要你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并努力为之奋斗，那就是光彩的人生“。

在李慧泉的身边还存在着更加迷茫的形象，如刷子、叉子、崔永利等人，他们属于社会的蛀虫，与李慧泉相比，他们的思想既不阳光也不积极，还充斥着社会阴暗面的种种矛盾，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两者截然不同的思维，李慧泉能够在利益面前不屈服，表现出了对新生活强烈的渴望和憧憬，而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改造，采用非法手段谋取暴利，与李慧泉相比，他们才是社会的蛀虫，应该被惩治。

可是李慧泉却意外丧命，反而是其他同伴相安无事，这体现了世事无常，世界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也是改革大潮淘汰的旧有体制，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似乎有些过时，但回溯三十年，在当时却是最前卫的表现手法，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

04、在经济改革大背景下，个人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相一致，文化水平的局限限制了李慧泉精神世界的发展，缺少关爱让他最终只能面对命运的宣判，精神死亡远比生命死亡更加可怕。

整部影片都流淌着忧郁的灰暗色调以及那个时代的奏鸣曲，基于时代的表象将文本转化为影音，通过文化的灌输聚焦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李慧泉经常一个人独处，观众却能感受到他心中的那份落寞，这种真实感来源于姜文的成功演绎，也得益于小说文本中对于那些孤独灵魂的描述。

李慧泉有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却又囿于道德和精神的审判，这导致他的灵魂无处安放，他知道自己和赵雅秋是两个世界的人，却愿意充当她的保护者，默默地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爱情。他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发展，只能以倒卖衣物的方式养活自己，在这样一个缺乏关爱的环境下，本身缺乏母爱的李慧泉精神世界发展并不均衡，这决定了他无法坚持自我的内心，缺乏强有力的力量支持，信仰的逐渐崩塌导致他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这就是他身上的局限性导致的。

李慧泉无时无刻都体会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面对这些压力，他只能艰辛的生存，影片的结尾颇具意味，当爱情幻灭之时，他跑到酒吧买醉，没想到却遇到劫匪袭击，他奋起抵抗，却被一刀捅中，他此时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仍然向警察局走去，举报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越狱的叉子，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个路人关心他，他精神世界的空虚让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抵抗，一切都如同梦想的幻灭了无生趣，最终迎接他的只能是成人世界的物是人非。

李慧泉的死亡与其说是身体死亡不如说是精神死亡，精神和信仰的缺失才是对人最深远的影响，它毁灭了一些人，成就了一个时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造成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不均衡，从这一点来说，影片提醒每一个观看者要关注普通人的内心，构建起充盈富足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平和与宁静，生活才会更有意义。

结语：

《本命年》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大“异类“，它可以算作陈凯歌《黄土地》之后对现实生活真实描述的一个顶峰，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就曾评价过”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谢飞赋予电影浓厚的个人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关怀，通过电影的形式强化了小说中悲天悯人的感人情怀，在展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增强了观众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

谢飞导演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他把对于社会、民族的思考融入到了这部电影之中，表达了“重建思想、重建全新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唤”,我想，这也正是《本命年》潜藏的应有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