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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痣”式的批评（郭玉斌/文）

文学批评须保持应有的锐利，这就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一定的语言“暴力”，以至于许多批评家与被批评者之间会产生怨尤。

大凡让被批评者不太受用的文学批评有三种：

一是有事实依据，出于一片公心，只是话说得不留情面的“酷评”；二是捏造证据、断章取义、无端抹黑的“恶评”；三是尽管有事实依据，却把作家作品的瑕疵充分放大，甚至扭曲变形，以至于丑化、妖化批评对象——姑且称之为“美人痣”式的批评吧。

这里就单谈一谈“美人痣”式的文学批评。

美人有痣，别有风韵；即便美中不足，也似乎无损于美人之美，毕竟人无完人嘛！

对于一个长着美人痣的美人，我们还认可她是美人，没有谁拿着放大镜对着那颗“痣”仔细检查一番，然后告诉你：丑死了！

然而，

在文学评论中却常见这种“美人痣”式的批评，近年来极活跃的“草根”批评家唐小林的很多文章，即属此类。

“美人痣”式的批评家死盯和拆穿的恰恰是美人的“痣”，而无视“美人”。他们不允许百密一疏，只要有一疏被逮到，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大加挞伐。于是这百分之一的疏忽，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罪过。

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然而，

“美人痣”式的批评是只说坏处，不说好处，于作者并无多少益处。这种批评缺乏全面、平衡、准确等要素，是在貌似客观的外衣下遮盖了实质的不公不义，很具欺骗性。它所采用的是障眼法，让你一“痣”障目，不见“美人”。这对于“美人”来说，岂有公正可言？

“美人痣”式的批评，意图单纯，目标明确。为了显示自己实力不俗，“美人痣”式的批评家专门找名家或有潜力成为名家的人来挑战

，在威风凛凛中把名将挑于马下的那一刻，名扬天下；即使没能伤到对手，也会产生带节奏的广告效应，蹭一下热度。同时，

“美人痣”式的批评操作简便，易于得手。

谁都知道挑毛病容易，谁要成心挑你的毛病，那你还跑得了？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人痣”式的批评往往屡试不爽。有名家出了状况总会要关注一下嘛，好奇害死猫，你只要上前一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为“美人痣”式的批评比较省事儿，还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便培养了这些批评家的心理惰性，导致其思维固化，不思自我突破。

文学批评不欢迎趋炎附势的歌德派，不欢迎搞小圈子的表扬家，也忌讳绕来绕去、三纸无驴、不敢碰硬的批评。温吞水式的批评了无生趣。

文学批评的锐利是宝贵的——但仅仅靠锐利是不够的。

“美人痣”式的批评从不缺乏尖锐，但在怒目金刚的背后，往往缺乏公平与正义。

人们欢迎中正的批评，允许失言和失度，允许“误读”，但不赞成有意的曲解、蓄意的抹黑。程永新先生曾说：“作家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专业在行，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见一个灭一个这叫文学批评吗？这叫‘毁人不倦’!”谁都知道一篇充满破坏力的文章，抵得上十篇具有建设性的文章，正所谓“毁树容易种树难”。

文学批评的目的更应该是建设，是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

“美人痣”式的文学批评，符合朱大可先生所命名的

“批评家陷阱”

的所有特征：“它编撰了一个激烈冲突的权力戏剧，并制造出一系列角色幻觉：

第一，这种微观权力可以无限放大，令你成为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第二，你是刀锋犀利、浑身杀气的刀客，而不是做理性分析的阐释者；第三，你需要越过文本，直接针对文本的制造者，揭发他的道德瑕疵，并使用激烈的攻击性语词，由此获得批评力度与深度；第四，这场戏剧的结局，是你在想象中判决对手‘死刑’，而这场审判经过媒体放大，将形成公共性的话语狂欢。

”（《批评家的“文化”缺失》，《商周刊》2014年第23期）这是文学批评的最大敌人。那么批评家如何才能逃离这个“陷阱”呢？朱大可认为，批评家应该保持良好的自我矫正能力：“批评家有必要必须制订个人写作游戏规则，确立作为核心的理性和公正的精神，消除内在的仇恨和外在的戾气，而批评对象应限定于文本而非人物身上，并掌握更严密的逻辑推导法、更丰富的分析工具和更娴熟的言说技巧。在理性的公共平台上，批评家需要的不是‘投枪’与‘匕首’，而是‘银针’和‘手术刀’。这是批评家自我探查的底线。”（同上）

文学批评不宜剑走偏锋，应该回归开放、从容和理性的中道上来。

回顾一下民国时期文学批评的大家，再与“美人痣”式的批评家进行一番比照，就会云泥立判。

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名家辈出，鲁郭茅巴老曹艾沈赵……哪一个拿出来都是重量级的。当时的文学批评虽说不上是一派葱茏，但也是可圈可点的。没有上过大学的

茅盾

，能够自觉地把握时代的节拍，本着“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的理念（《〈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57页），写出了《鲁迅论》《冰心论》《徐志摩论》《落花生论》等一系列作家论，最终自己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座高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沈从文

，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新文学的小说创作，对鲁迅、冰心、许地山、废名、郁达夫、张资平、老舍等人的创作得失，进行潜心思考，写了十多篇作家论，这使沈从文很快越过了习作阶段，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创作出成熟的作品……

我们看到民国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美人痣”式的批评家经过这番历练、具备这样的学养吗？没有人是全才，但大师能够做到在相关领域是通才，可以避免专才的某些“扁平化”。

正是因为功夫不到家，“美人痣”式批评家的剑拔弩张有时不过是虚张声势，或者采用“不对称战法”

，就如演义小说中《说唐》的程咬金、《说岳》的牛皋两员“福将”，虽然只会那么三四招，却挺唬人的。但长此以往肯定会现原形，对手一旦摸透了你的底细，你那几招自然就废了。因此，

“美人痣”式的批评不仅被批评者不买账，时间长了读者也会腻烦，最终弃之如敝履。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一样，也是要讲究审美的。像唐小林的文章这样，总拿不洁之物来恶心你，你能喜欢吗？

作为翻译家、作家的

傅雷

，在文学批评上也有上乘的表现。在张爱玲大红大紫的时候，傅雷写了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劝张爱玲放宽题材，改换视角，不要只写沪港两地男女贫血的婚恋；不要倚重成熟过度的技巧，不断地重复自己，把小说变成文字游戏；不要对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套用旧小说语言、格调。只可惜，傅雷卓有见地、充满善意的劝告，张爱玲没有听进去，甚至还写了一篇杂文《自己的文章》，极尽为自己辩白，并声称：“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竟无悔意，多么的孤高自傲！但她仅仅是煮熟的鸭子——嘴硬。从若干年后她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来看，她还是接受了傅雷的建议，对自己过往的毛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到了晚年，她终于承认了自己作品中的缺陷。

对于傅雷的批评，张爱玲何以始而拒、继而改、终而认呢？

始而拒是因为年轻的张爱玲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继而改是因为冷静下来的张爱玲毕竟是个聪明人，终而认是因为历尽沧桑的张爱玲终于明白了傅雷的一片苦心。这源于傅雷的专业素养，更源于良善力量的感召。“批评家和作者之间，因心灵默契而达成了内在的和解。”（朱大可：《批评家的“文化”缺失》，《商周刊》2014年第23期）这是我们乐见的结果。

“美人痣”式的批评家能够做到让被批评者最终心悦诚服吗？

“美人痣”式的批评家常标榜自己是“以事实为依据”，他掌握你的“黑料”，仿佛拿他没办法。然而此种批评，只能胜人口，不能胜人心；

真的拿他没办法吗？也未必。更多的时候，被批评者只是不屑与之争辩。

好比说你遇到一个说话爱抬杠的人，你要跟他抬杠吗？当然不是。一来你会觉得“没品”与“失范”，二来是没意思又没意义，三来你真的未必抬得过他。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闭嘴了。

采用“美人痣”式的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无从进行有效的对话，而缺乏沟通的彼此最终很难不结下梁子。

与傅雷相仿的还有

李健吾

，他不仅是批评家，也是翻译家和作家。作为翻译家的批评家，李健吾留法多年，对法国文学极为熟稔，但他做文学批评的时候却绝不“掉书袋”，绝不言必称法兰西，就是外来的文学批评术语也极少用，往往只是进行恰到好处的类比，平易而简净，真正展现了大家风范。作为作家的批评家，李健吾要比一般的纯批评家有优势。他更知道创作的规律和作家的甘苦，他懂得如何评论和尊重作家。他反对预设陷阱的批评，认为：“最坏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个作者由较高的地方揪下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咀华集·咀华二集》，第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认为，作为一个批评家，要禁得起几个疑问：“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我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同上，第2页）李健吾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两本批评名著《咀华集》《咀华二集》，只这书名就很美：含英咀华，齿颊芬芳。李健吾把作家的作品看做英华，把文学批评看做一种享受，而不是把批评家与作家对立起来。正因如此，李健吾才发现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深处的蚌珠；也因正如此，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才给人以无限的启迪。他对巴金、废名、沈从文、曹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都有超越时代的评价，以至于他当初的观点被吸纳入当今众多的文学史。

“美人痣”式的批评家有这样高的境界和博大的胸襟吗？

他

们的批评表面是对事儿，可客观效果却难以脱离人。他们存在的价值与使命仿佛就是攻击，不攻击他人，特别是不攻击“大”人物，就失语了，就不会说话似的。

他们为批评而批评，甚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批评，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批评的动机、理性与品格。我们看惯了“美人痣”式批评的套路：先是以冷峻的眼神锁定目标，预备好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物，然后出其不意地一击而致敌于死地，再然后就是射中了“阿喀琉斯之踵”的弹冠相庆了。“原来文章还可以这样写！”当他们尝到甜头后，就一票接一票地干下去，一发而不可收。

明白了大家为什么会成为大家了吧？

批判是容易的，谁不具备挑剔的眼光呢？难的是中正、客观与平衡，是让人心服口服。

它需要真功夫，更需要对己发自良心，对人出于道义。文学批评应该像文学作品一样，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如果一个批评家十年后再看自己的文章很不像样子，那么那类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任的东西还是少写为好。这里很想劝唐小林那样的批评家“应该缓行”，以便能够回望一下来途，再展望一下前路。

要知道，由于心胸与视野的局促，“美人痣”式的批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可能行稳致远；“美人痣”式的批评家也不可能成为大家，那是一定的。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