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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1月13日

《康熙字典》成书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1），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其内容引古代诗文以溯其字源，又注各代用法以佐证其变迁。书末附《补遗》，尽收冷僻字；再附《备考》，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之字。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总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此文字巨典自成书以来经久不衰，影响之大，流行之广，三百年来无出其右者。康熙字典》不仅仅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在它的文字背后有着相当明显的政治意图，承载着一定的教化意义和伦理价值，是统治阶级怀柔政策的一部分。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乃成。

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的，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在它的学术背后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汉代撰述《说文解字》《方言》等书籍，其中都以统一为其背景。比如说，《方言》撰述本来属于周秦一种制度。很显然，这样做有助于世间教化，使民风归于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乱。从这些话头看来，康熙的文治政策带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不像我们现在学人对待《康熙字典》时那样，一味追求纯粹的学术“真知”。

当时的政治现实情况是，满清入关之后，为强化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大搞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康熙字典》产生了许多政治案件。这足以说明，《康熙字典》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

第一，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

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

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