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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角度来理解杜亚泉先生作为晚清一代也即第一代的思想启蒙者杜亚泉不像五四第二代启蒙者那样锐气逼人和力图打破一切而是多了几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温雅他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更着力于寓新学于传统之中试图从改造人心来改良社会走中西调和的接续主义之路虽为时代大潮所淹没但这一点理性的具有包容性的探索或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思想借鉴

题记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一个出版社和一所大学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事业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化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商务与北大几乎同时在十九世纪末诞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新文化的生产基地而商务则是最重要的知识流通空间

商务印书馆20世纪30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

商务与北大在近代中国携手合作然而在一百年前以北大为背景的新青年与以商务为背景的东方杂志有一场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过去一直被视为新旧思想的论战但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场近代中国两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较量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启蒙的大旗从清末新派士大夫转移到了五四新知识分子手中

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前排左起依次为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陈独秀与杜亚泉原来都出自同一个启蒙大本营为什么到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会发生分裂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新知识分子代表的话那么杜亚泉毋宁说是清末新派士大夫的典范我将这群人称为旧派中的新派他与同龄人一八七三年梁启超一起在清末民初领启蒙风气之先到了一九一七年面临新青年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强劲崛起他们变成了半新半旧的人物被罗家伦嘲笑为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然而正是杜亚泉这些旧派中的新派所坚守的启蒙立场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他们像法国的早期启蒙家蒙田帕斯卡尔一样寓新学于传统之中以接续主义的态度将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接续起来较之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决然了断更有历史的深度

一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气质

我在六代中国知识分子分析框架中提出晚清知识分子与五四知识分子在出生年代上的差别晚清一代出生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八年间五四一代出生在一八八至一八九五年间年龄的差距在清末的大变动年代不仅是历史境遇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知识差距和气质有别

商务和编译所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晚清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一八六七蔡元培一八六八高梦旦一八七夏瑞芳一八七一杜亚泉一八七三这群人年龄相差只是六岁属于同一代人

1936年6月8日张元济中与高梦旦右一李拔可左一在重庆南温泉

杜亚泉乃秀才出身江南得风气于天下先一八九五年以后即无心科举热衷新学他与同龄的梁启超不同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喜欢以艺术科学技术救国他说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达从一九四年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的各类自然科学辞典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不下百余种早期中国的科学启蒙杜亚泉是当之无愧之第一人

杜亚泉

倘若杜亚泉仅仅是编译科技西书那么他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洋务人才然而他是商务早年元老当中除了蔡元培之外最具有士大夫情怀和敏锐时政意识之人其老友蔡元培对他所知最深在杜亚泉去世之后如此评价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

蔡元培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根据哲理二是指导个人改良社会杜亚泉秉承儒家士大夫的理性精神一生纵论国事天下事皆是从学理出发以哲观世以理论政即使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之中面对论敌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也不亢不卑循循说理启蒙运动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部分歧从气质而言如果说新派知识分子陈独秀表现出一种浪漫的思想决断的话那么老派文人杜亚泉则更多地延续了儒家士大夫温雅的理性传统

同为清末最后一代新派士大夫继承公羊学传统的康有为其兴趣在政治而梁启超游离于政治与社会改制与启蒙之间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同人则始终坚守指导个人改良社会的民间立场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杜亚泉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集权都是怀疑的他一生的思想可以用两个主义来概括文化上采中西调和的接续主义政治上是社会自治的减政主义他所致力的不在政治制度的鼎革而是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指导个人以改造人心改良社会以奠定共和基础

作为一介布衣杜亚泉心系的却是家国天下在绍兴老家他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了上海主编东方杂志又纵览海内外大事特别是一战期间杂志对欧洲战事的报道和分析在国内独步天下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改版最大变化乃是基于真实与知识的全方位报道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家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容于其间他无意政治实践但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大趋势一直有敏锐的观察他的文章能够跳出表象的时政分析以丰富的学理和历史知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分析天下时势有距离感的关怀让他的时论具有了时间的穿透力和深邃的历史感

杜亚泉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命运无法离开世界大势独立发展欧洲发生的一切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前景从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开始比较东西文明从全球文明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时代共性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不是从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的特殊国情来想象中国的未来中国不能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世界文明演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方向虽然杜亚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观点有分歧在中西文明是否可以调和上有严重对立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继承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他们都是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批具有天下主义情怀的爱国者

二杜亚泉与陈独秀的分歧保种与保教

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性人文性杂志从中年知识精英到年轻学生通过阅读东方杂志了解世界吸取新知然而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东方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地位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为陈独秀旧居及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陈独秀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九一七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是两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原先同属于启蒙阵营的两代人如今要同室操戈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要挑战老一代旧派中的新派抢占启蒙的话语权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气势汹汹的责难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陈独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整个一代雄心勃勃的新知识分子师生群如果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让新一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的话那么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挑战那是年轻人对中年人新一代启蒙者对老一代启蒙者的精神独立宣言

从知识层面而言接受了完整新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有一百个理由看不起老派启蒙者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分歧不仅是新与旧文明对立论还是文明调和论的差异这些方面学者的研究已经很多同时也是晚清以来保种还是保教的不同

晚清的各种改革思想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这是各类新派士大夫的共识所在不过即使是中体西用也有多种路线的竞争简单而言有保国保种和保教三种不同的取向保国者最典型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的洋务改革最重要的乃是保住大清王朝王朝在国便在不至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保种者严复梁启超也他们要保的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保教者乃是康有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儒教的中国儒教在中国就不亡

到了民国将保国君主意义上的国家视为头等重要的是威权主义者如袁世凯时期的杨度所谓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即是这个意思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所继承的乃是晚清严复的保种传统中华民族的生存最重要只要能保住中华民族采用什么文化并不重要西学适合现代中学不利竞争那么就该舍旧迎新西学也好中学也好只是保种救亡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杜亚泉来说文化之于他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他特别强调立国的精神之本共同概念国家概念实国家存在之本原有之则强而存无之则弱而亡中国的宗教伦理为民族组成之要素其支配社会维持治安之潜力至为伟大若被破坏则善恶无所遵循是非莫由辨别作为旧派中的新派杜亚泉的这一保教思路后来为新派中的旧派所延续陈寅恪将之表达为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杜亚泉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要坚守的中国文明之本其并非与外来文明对抗新旧文明乃是接续的调和的中国文明是在开放下的坚守坚守中的开放

比较起新青年的激进启蒙立场杜亚泉所代表的东方杂志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一百年来思想界普遍接受进化论观念总是以为先行者带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紧张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列文森评价梁启超语而后来者肯定要比先行者更加成熟更加纯粹然而早期启蒙内在的冲突与紧张性恰恰构成了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法国十六十七世纪的蒙田与帕斯卡尔这两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理性能力但浓厚的怀疑主义气质和宗教感使得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相信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人有理性但也要有信仰人虽然获得了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并不在上帝那个位置上人只是会思想的芦苇人具有神性的一面具有可完善性但同时又非常脆弱又有另一面的可堕落性经不起欲望的诱惑人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魔鬼人性中的狂妄和贪婪都可能使人堕落

当十八世纪启蒙成为运动占据时代主流之后人坐上了主体的位置可堕落性被忽略了相信理性的全知全能最后导致了一系列歧路和悲剧而在早期启蒙思想中因为还有中世纪的宗教和古典的人文平衡理性是中庸的正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因而现在不少研究者发现早期启蒙者蒙田帕斯卡尔要比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更深刻更睿智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教传统斩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反过来看清末到五四的两代启蒙者是早期启蒙者梁启超杜亚泉更深刻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勇士们更睿智过去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如今的不少研究者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杜亚泉这样的第一代启蒙者没有古今之沟壑中西之壁垒东海西海心理莜同新学旧学学理相融比较起第二代启蒙者中陈独秀式的偏执和独断老派的早期启蒙虽然一时显得落伍不合时宜但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老辣的超时代睿智

三后东方杂志时代的杜亚泉

大凡一个智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面大都是失败的落魄的不幸的原因无它因为他不合时宜

晚清以来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乃是从义理到时势的转变两千年来的儒家义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一场天变道亦随之不得不变义理不再是至高无上必须服从时势理在势中与时俱进当进化论传入中国不到数年成为国人普遍信奉的意识形态之后潮流意识便汹涌而来无可阻挡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赫胥黎的原著来源北京晚报

一百年前当新文化终于酿成运动新一代知识分子挟新学之大潮夺得了文化话语权之后像杜亚泉这样的老派启蒙者便在时代的洪涛之中遭遇了灭顶之灾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杂志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乃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那样中西兼容新旧并蓄清末民初是一个公理的时代知识界普遍相信代替传统天理的是以科学为知识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脉搏通过知识性全方位地介绍世界之公理而成为知识界的头号刊物不持特定立场的公共刊物诉诸的是人的理性它让读者通过知识的了解自由决定自己的文化态度

新青年杂志以及后来的新潮杂志却是与东方杂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们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战斗性强旗帜鲜明有强烈的阵地感和话语权意识当传统的天理消解之后而公理只是以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识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中年知识分子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观但对于心智远未健全的年轻学生来说仅仅阅读东方杂志让他们的内心更为迷惘面对复杂而相互冲突的知识他们无从选择更无从构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新青年的出现陈独秀那种说一不二独断论的启示式宣谕无异为年轻人迷乱之人心指出了一道真理之光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公理而是简明的主义不是多元的知识而是一种新信仰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胜利不仅是新学对旧学的复仇而且是主义对公理的征服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于是不合时宜的杜亚泉注定要成为悲剧人物一九一七年之后当新青年融入北大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他已经注定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仅仅两年之后杜亚泉被商务高层解除了东方杂志主编的职务商务高层是务实的将启蒙作为一门生意也借助生意推行启蒙作为同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高梦旦在思想上并非不同情杜亚泉但他们比不谙时势的杜亚泉更懂潮流不仅是文化的潮流也是商业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除了商业利益的考虑还有一个人脉关系的顾虑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如日中天陈独秀领衔的新派教授气势正盛商务与北大个中纠缠着太多的人际关系商务不愿意因固执的杜亚泉一人与北大闹僵蔡元培张元济属于同一个关系网络都是浙人出身的翰林也同属启蒙阵营为了两个启蒙大本营不至于分裂杜亚泉必须牺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祭品

接替杜亚泉担任主编的是比他小十岁的钱智修钱与杜的文化立场基本一致其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也被陈独秀点名质疑但钱的知识立场与杜亚泉有微妙区别他出生于一八八三年在年龄上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杜亚泉完全是自学成才所知新学乃是通过阅读日文而来而钱智修毕业于复旦公学与陈寅恪是同学能够以英文阅读西学原典在杜亚泉主政时期编译人才最初多为懂得一点新学的传统士人后来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到钱智修主政时代开始引进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人才杂志秉承杜亚泉时代的一贯风格但杂志的栏目更丰富知识的分类更细致作者的原创作品也增加了简而言之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知识性强化了但杜亚泉主政时代那种敏锐的思想性对思想议题的介入性却弱化了或许这正是商务高层所乐意看到的

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后的杜亚泉继续担任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介绍国外自然科学新成果但他内心的炙热关怀远远不能以此满足他失去了言论阵地家国天下情怀无从诉说只能在编辑之余偶尔与寿孝天章锡琛用绍兴家乡话聊聊国事在这一刻杜亚泉那张早早苍老的脸会突然放出奇异的光嗓音高亢精神十足争辩的声音每每压过别人

然而一九二年之后他很少再有文章问世读者再也读不到以伧父高劳为笔名出现的那些敏锐又说理的睿智文字了杜亚泉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人忘却了思想界就是如此残酷读者忙着追逐层出不穷的新星几年没有新文章问世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也会化为一缕历史的轻烟

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公共建制是三大阵地报刊学校和社团这也是近代中国三位一体的公共领域杜亚泉一生所致力的除了办刊物就是办学校组织社团如今东方杂志已不容他插手内心炙热精力过剩的他在编译之余转向社团与学校杜亚泉有强烈的乡党意识商务编译所的理化部便是他带领一批族人和同乡干出来的编译大业编译所的国文部是常州帮而理化部则是绍兴帮清末他参与筹建浙江旅沪学会民国以后又创办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担任议长

不过他最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创办一所学校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培养人才杂志不是他的他做不了主主编说撤就被撤了他的启蒙梦想最终想落在一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早在清末杜亚泉就在蔡元培支持下与乡人寿孝天等人在绍兴创办了一所越郡公学最终因无后续经费而停办一九三四年杜亚泉将商务的股票全数出售倾举家之力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华学院自任校长并亲自教学他深感上海滩学风颓靡培养的不是官僚就是洋奴他幻想回到书院的敦朴学风鼓励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从事教育与农村合作事业然而作为一介书生他徒有理想却不善经营更不识时务启蒙不是纯粹的理想若要取得成功或者像蔡元培那样走入体制主掌北大或者像张元济那样融入市场将启蒙发展为一门生意在近代中国要在体制与市场之外独立发展出一个启蒙的事业除非像办职业教育的黄炎培那样长袖善舞否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华学院勉力支撑了两年半耗费了杜亚泉八千多元还借了两三千元债终究还是倒闭了

1932年1月29日上海商务印刷馆总厂遭日本侵略军炸毁

曾经是那样意气风发的杜亚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彻底的穷困潦倒一二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了商务印书馆也摧毁了他在闸北的寓所他被迫回到绍兴老家很快生了肋膜炎病中的杜亚泉躺在病榻还是念念不忘家国天下大事一天晚上突然亢奋起来像在主政东方杂志时期一样滔滔不绝谈了很多对国家未来的看法第二天他便闭上眼睛告别人世

一个为时代所遗弃的启蒙者在一个世纪之后被经历了世纪沧桑的王元化首先发现惊爆天下杜亚泉留下的文字及其主办的东方杂志从此被思想界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反复回味成为这个民族超越时代的思想遗产